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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1章 六 功成身退,保全自己

曾国藩认为,要想保全自己,就必须走功成身退的路子。他熟悉历史,害怕自己也遭遇"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狡兔死,走狗烹"的命运。

因此,曾国藩运用自己的智慧走出了一条保全之路。

一八六○年,清军江南大营被再度摧毁之后,清朝绿营武装基本垮台,黄河以南再没有什么军事力量足以与太平军抗衡,因而不得不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依靠他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慈禧上台之后,又采取更加灵活的政策,让他督办四省军务,身负昔日五位钦差大臣的职权,其目的不过是为了调动他的积极性,事权归一,易于成功。

但是,自从进军雨花台以来,曾国藩兄弟迅速扩军,使曾国荃所属由二万余人增至五万人,曾国藩指挥的部队由几万人扩大为十二万人,除了赣、皖厘金和数省协饷外,增辟粤厘和湖南东征厘金,这就使清政府不能不渐生疑惧,感到这对他们是一种潜在威胁。湘军攻陷九浯洲,尤其苏、杭各城相继克复后,清政府的这种感觉与日俱增,隐隐感到自己的最大威胁已不再是行将失败的太平天国,而是手握重兵、广揽利权的曾国藩了。

一八六二年,曾氏家族处于鼎盛时期。曾国藩身居将相之位,曾国荃统领的人马达两万之众,曾国华统领的人马也达五千之多,曾国荃在半年之内,七次拜受君恩。尽管这还不是曾氏家族最为辉煌的时期,但面对如此浩荡皇恩,曾国藩早已心满意足,甚至有点喜出望外,他禁不住骄然慨叹:"近世似此者曾有几家?近世似弟者曾有几人?"曾国藩之所以被重用,关键是太平天国运动的存在。如果没有太平天国运动,清政府就不会依赖曾国藩。他们不想在消灭了太平军之后,又有湘军谋反。一八五四年,曾国藩攻陷武昌后,咸丰皇帝对他的封赏一再迟疑,正是考虑到这些。当时,捷报传来,咸丰皇帝很高兴,立即下旨,封曾国藩为湖北巡抚,并且夸奖曾国藩,说他虽然是一介书生,却能够立下大功。咸丰皇帝身边的一位大臣却劝他,说曾国藩虽然是一个普通人,但是他振臂一呼,四面八方的人都会Ⅱ自应,聚集在他的周围。虽然有了功劳可以得到奖赏,但给他权势,却不一定是国家的福气。成丰皇帝揣摩过后,就改变了主意。

曾国藩以其敏锐的洞察力意识到了危机,心中不免矛盾。因为要想做到精忠报国又要功成身退,的确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古今能做到这点的人寥寥无几。

曾国藩功成身退的想法在他的日记中屡屡表露:"日内因户部奏折似有意与此间为难,寸心抑郁不自得。用事太久,恐人疑我兵权太重、利权太大。

意欲解去兵权,引退数年,以息疑谤,故本日具折请病,以明不敢久握重柄之义。""是日,接奉廷寄,因十二月十八日秦兵之败,霞仙革职。业经告病开缺之员,留办军务,致有此厄,宦途风波,真难测矣!然得回籍安处,脱然无累,尤为乱世居位者不幸中之幸。"在给李鸿章的信中,曾国藩也提到:"仆辛苦多年,何必于晚节恋此一官,从此不居权要之任,或可保全末路耳。"另外,清政府对曾国藩的态度也逐渐变得冷淡起来。其第一个表现,就是在曾国藩与沈葆桢争饷时,有意偏袒沈葆桢,裁抑曾国藩。最后虽然以轮船退款解决了曾国藩的乏饷问题,但从此曾、沈不和,使清政府基本达到了分而治之的目的。与此同时,各省督抚也不像前几年那样对他热情支持了,江西争厘,他省协饷停解,就是明证。

清政府知道,虽然湘军总数有三十万人,仅曾国藩直接指挥的部从就有十二万人,但内部派系复杂,各树一帜,他的嫡系部队亦不过曾国荃的五万之众。所以,清政府迅速提拔和积极扶植曾国藩部下的湘军将领,使之与曾国藩地位相近,感情疏远,渐渐打破其从属关系。清政府还对曾国藩的部下和幕僚,实行拉拢和扶植政策,使他们渐渐与曾国藩分庭抗礼,甚至互相不和,以便于控制和利用。而对于曾国藩的胞弟曾国荃则恰恰相反。一八六三年五月曾国荃升任浙江巡抚之后,虽仍在雨花台办理军务,未去杭州赴任,亦本属清政府的意旨,照例是可以单折奏事的。曾国藩遂让曾国荃自己上奏军情,以便攻陷天京后抢先报功。不料,奏折刚到立遭批驳。清政府以其尚未赴巡抚任,不准单折奏事,以后如有军务要事,仍报告曾国藩,由曾国藩奏报。

曾国藩恐曾国荃心情抑郁,言辞不逊,在奏折中惹出祸来,特派颇有见识的心腹幕僚赵烈文迅速赴雨花台大营,专门负责草拟章奏咨察事项。

曾国荃攻陷天京后,当天夜里就上奏报捷,满心以为会受几句赞扬,不料又挨当头一棒。上谕指责曾国荃破城之日晚间,不应立即返回雨花台大营,以致让干余太平军突围,语气相当严厉。事情发生后,曾国荃部下各将都埋怨赵烈文,以为是他起草的奏折中有不当言辞引起的。赵烈文则认为,这与奏折言辞无关,而完全是清政府节外生枝,有意苛求,否则,杭州城破时陈炳文等十多万人突围而去,左宗棠为何不受指责,幸好有人将李秀成捆送到营里,否则曾国荃更无法下台。

但是,清政府并不就此了结,而是步步进逼,揪住不放。数日之后,清政府又追查天京金银下落,令曾国藩迅速查清,报明户部,以备拨用。尤其严重的是,上谕中直接点了曾国荃的名,对他提出严重警告。上谕暗示说,曾国藩兄弟如不知禁忌,就难以"永保勋名","长承恩眷"了。寥寥数语,暗伏杀机。

曾国藩具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和历史知识,熟悉历代掌故,当然能品出这些话的味道,掂出它的分量。何况,曾国荃确实非常骄傲,以为攻陷天京全是他一人的功劳。因而,攻陷天京前后,就成为曾国藩思想上最紧张的时期。

曾国藩时常提醒自己要注意"富贵常蹈危"这一残酷的历史教训,尤其注意回避历史上那些顾命大臣常遇到的功高震主的问题。因此,他在攻破天京后,虽然位列三公,权倾当朝,得到了一个汉族官吏前所未有的名利和权势,但是,他深刻地认识到,清政府是在八旗兵和绿营兵已腐败不堪的情况下,才不得不依靠汉族地主和汉族官僚来对付太平天国的。当太平天国已除,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数十万湘、淮军的存在,对曾国藩本人来说,当时简直不是福,而是祸。曾国藩经过周全的考虑,最终决定采取裁军而不辞官的保全方案。

关于曾国藩裁军的情况,我们在前面已经做过介绍。比较有趣的是,曾国藩在裁军的同时却坚持不辞官,这其中是有一定深意的。曾国藩在领兵作战时,一再请求回家为父母服丧终制,而战事终了后,何以不再提及此事,这点仍和他的忧畏有关。

曾国藩在剿平太平天国之乱后,皇帝封他为一等毅勇侯,世袭罔替。他是事实上的湘军领袖,凡是湘军出身的将领,无论是执掌兵权抑或出征疆场,都视他为精神上思想上的领导者,而湘军在裁遣之后,被藏者多至数万,功名路断,难免有很多人感到不满。

曾国藩如果在此时请求解官回籍终老,皇帝当然不能不接受他的要求。

但他若在回到乡间之后,以一个在籍乡绅的地位,忽然为一群图谋不轨之人所挟制,并奉之为领袖人物,即使曾国藩知所自处,而对清朝政府来说,也仍然不是保全功臣之道。如果清政府怀有过人的恐惧,曾国藩之辞卸官职,正表示他有不愿继续为朝廷效力的意愿,那就更容易发生不必耍的猜忌了。

所以,曾国藩在此时一方面自动解除兵权,一方面更留在两江总督任上继续为清政府效力,决不轻言去留,无疑正是使清政府感到放心的最好办法。

试看他在两江总督任内因奉旨剿捻而不以劳苦为辞,逢到军事失利,立即趁机推荐李鸿章自代,亦无非仍是远权势而避嫌疑的做法,不过在表面上不太显露痕迹而已。至此,我们当然要相信曾国藩之功成不居与远嫌避位,正是他的一贯作风了。所以曾国藩大刀阔斧裁撤湘军,高官却仍然要做,这也是消除清廷疑忌的一种高明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