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末，宗教信仰威信扫地，无疑对大革命起了最大的影响：它构成了法国革命的特点。人们将法国革命看成面目可憎的，主要是从这里得来的印象。
当我力图辨别非宗教运动在当时的各种后果，我发现：与其说非宗教使人心堕落或道德败坏，不如说使人思想发生错乱，以致采取各种极端行为。
当宗教离开人类精神，它并不像经常发生的那样，让一个人空虚软弱。相反精神可能一时间充满感情和思想，占据宗教的位置，暂时可以使精神不至消沉。
如果说大革命中的法国人不如我们对宗教虔信，他们至少还有我们没有的令人赞美的信仰：他们相信他们自己。他们不怀疑人的完美和力量，忠实于人的荣誉，相信人的美德。他们将这种高傲的自信心化作自身力量。
诚然，这常常导致错误，但没有它，人民只能接受奴役。他们从不怀疑自己的使命，坚持改造社会，树立新生。这些情感和热情已变成一种新宗教，产生类似宗教的某些巨大效果。这种精神使人们摆脱利己主义，崇尚英雄主义和忠诚，胸襟开阔，不斤斤计较而大公无私。
我深入地研究历史，我敢肯定：我从未遇见这样的革命，它从一开始就在如此众多的人身上，表现出无与伦比的、赤诚的爱国主义，大公无私的胸怀以及真正的伟大。
法兰西民族在大革命中暴露了致命的缺点，但它同样显现了生机勃勃的、奋发向上的、勇于开拓和恢复的品质。但反宗教运动在当时，的确造成巨大的社会危害。在大革命以前，世界上大多数伟大政治革命，推翻政治制度的革命者都尊重信仰；在大多数宗教革命中，攻击宗教的革命者从未试图变革政权的性质和秩序，彻底废除旧的政府体制。故而在最大的社会动荡中，始终有一个基点是牢固不动的。
但是在法国大革命中，宗教法规被废除，政府体制也被推翻，人类精神完全超出常态，没有任何事物可以作为社会基础，没有任何精神寄托，革命者们仿佛是一个新诞生的人类种族，他们的鲁莽简直发展到了疯狂的程度：只要是新鲜事物，他们都习以为常，任何细节都不屑一顾，执行计划从不三思而后行。
我们绝对不能认为，这只是偶然和暂时的、孤立的，注定昙花一现，转瞬即逝；事实上，大革命之后，法兰西从此形成一个新的种族，散布地球上所有文明地区，世代延绵，和大革命的那群人拥有同样的风貌、同样的激情、同样的秉性。我们来到世上时便看到了这个种族，如今它仍在我们眼前。
第三节 法国人为什么先要改革，后要自由
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在所有大革命前产生的思想舆论中，严格意义上的公民自由思想，是最后一个出现，却是第一个消失。
古老的政府大厦在人们的心中早已摇摇欲坠，但自由问题甚少被人提及。伏尔泰极少思考自由，在英国的3年，他目睹了自由，却并不热爱自由。他钦佩英国随处可见的怀疑论哲学，英国的政治法律对他影响很小，伏尔泰关注其缺点甚至超过优点。在他的杰作有关英国的书信中，议会是他谈得最少的，实际上，伏尔泰不大留心英国的政治自由，独独羡慕其学术自由，仿佛即便没有政治自由，学术自由仍能长期存在。
18世纪中叶前夕，法国出现了若干专述社会管理问题的作家，因他们观点相似，人们称其为“经济学派或重农学派”。经济学派在历史学界，不像哲学家那么有名，一般认为他们对大革命的贡献略低，但我认为，通过他们的著作，才能最好地研究大革命的真正本质。
在治理国家问题上，哲学家只有一般的、异常抽象的理论，经济学派也没有离开理论，但更接近现实。有些人阐释抽象的事物，另一些人则关心实践。大革命废除的一切制度，都是他们抨击的某一目标，在他们眼中，任何旧制度都无法宽容。相反，大革命本该创造的制度，皆是他们鼓吹或者预设的。人们挑不出一种制度的萌芽不在他们当时的著作的设想中，在他们身上，人们几乎可以找到大革命最基本的内容。
此外，我们能够从中看到熟悉的革命民主气质：憎恨特权，厌恶等级之分；追求平等，哪怕是奴役的平等；妨碍他们的计划，都应当彻底被粉碎；他们不尊重契约，也不尊重个人权利。确切地说，在他们看来，个人权利是虚构的，只有公权才是最实际的。总的说来，他们是温和善良的学者，公正的法官和干练的行政官员，忠于事业的才华指引他们的工作。
经济学派蔑视一切旧制度和事物。“无数个世纪以来，错误的原则一直统治着国家，好像一切都是偶然造成的。”勒特罗纳说道。他们的工作全部从这一思想出发，任何法国古老的、历史遗留的制度，稍微违逆他们的意志，让计划不够完美和谐，都要求一律废除。其中一人提倡，取消领土地界，重定省名，40年后法国制宪议会将其付诸实施。
自由制度的思想还没有出现前，经济学派那些社会改革的思想已经成熟了。他们支持农产品自由交易，赞成工商业自由放任政策，他们从不考虑考政治自由，甚至当自由思想的光偶尔闪过，也要立即排斥。
大多数人首先就极力反对设立议会，反对封建附庸，总之，反对不同时期自由民族建立的旨在维持中央权力平衡的所有力量。
魁奈说道：“在政府中设平衡力量制度是个有害的思想。”魁奈的一位友人说：“人们据以设想出平衡力量制度的议论纯属虚构。”他们发明的对付政府滥施权力的手段就是公共教育。
按照魁奈的说法，“如果国民有教养，****制度不可能长存”。他的一位弟子说道：“人们对政府滥施权力招致的灾难感到震惊，便想出了无数徒劳的手段，却忽视了唯一真正有效的手段，即对普通法律和自然秩序理念长期普及教育。”他们企图用文学上的只言片语，替代政治上的保障。
勒特罗纳对被法国抛弃的农村深表痛惜：农村道路失修、缺乏工业，愚昧无知。但是，他从未想过，农村事务交给农民，事情会办得更好。
杜尔阁志向远大，天赋超群，鹤立鸡群，但他对政治自由见识一般，直到晚年，在公众意识的启迪下，才关注政治自由。他和多数经济学派的人一样，认为最重要的政治保障是某种国家精神，和阶段执行的公共教育。
据同代人撰写的《一种符合原则的教育机制》所说，杜尔阁坚信这套知识疗法的作用。他在一份奏折中提出：“我相信，陛下，10年以后，您的臣民将面目一新，对知识、风尚和忠君爱国的满腔热忱，让您的臣民成为最优秀的臣民。如今幼童，明日栋梁，他们爱国崇威，不因恐惧而自于理性，帮助同胞出于对法律的习惯上的尊重。”
法国废除政治自由的机构已久，有关政治自由条件和结果的记忆，荡然无存。那些遗留的残迹，乃至种种政治自由替代制度，让政治自由受到质疑和各种非议。三级会议陈旧不堪，思想停留在中世纪，不但不能推动社会进步，反而起到阻碍作用；最高法院是唯一的政治团体替代机构，非但不能防止政府作恶，却经常阻止政府行善。
在经济学派看来，靠这些旧制度工具实现他们的理想革命是行不通的，委托革命的主要力量国民执行计划，同样差强人意。怎样才能使改革体系有机地统一起来，为全体人民采用和执行呢？王室政府，为他们的计划服务，在他们看来更容易，最为理想。
新政权不能带有中世纪的痕迹，不能脱胎于中世界的制度。在新政权的错误中，经济学派发现某些良好倾向：偏爱平等，法规统一；痛恨所有脱胎于封建制度或倾向贵族制度的旧政权。在欧洲其他地方，找不到第二个组织有力、强大的政府机器；在法国，这样的政府对他们是天赐良机。倘若像今天一样，幸运的时机让上帝随时干预，他们定会称之为天意。
勒特罗纳说：“法国比英国好得多，因为在法国，人们瞬间就能完成全国的改革，而在英国，这样的改革总得受党派的阻碍。”
所以，关键不在于摧毁****政权，而在转变政权。梅西埃·德·拉·里维埃说道：“国家必须有序而治，当国家这样做时，它应有绝对的权力。”另一个人说：“明确国家职责，然后给它自由。”从魁奈到博多修院院长，我们会发现他们都有同样的想法。
他们指望王室改革社会，并且能够借鉴他们的“未来政府”建议。这样，人们看到这一个（指王室），就必然立刻浮现另一个的形象（重农经济学派）。
按照经济学派的观点，国家不仅要号令国民，还应该培养教育国民。国家要按照某种预想的道德典范培养公民精神；国家有义务将某些必要的思想灌输给公民，塑造公民心中某些必需的情感。
实际上，他们对国家的权利没有限制，国家的权力也没有任何边界，国家使人改邪归正，彻底转变；也许只有国家，才能将人培养成另一种人！“国家随心所欲造就人们。”博多说道。这句话概括了他们的全部理论。
经济学派设想的庞大权力是空前的，起源和性质上也同当时所有的政权完全不同。它不出自上帝，也与传统无关；它不是国王个人，而叫国家；它非家族财产，而是一切人的产物和象征，个体的权利必须服从于全体意志。
名为民主实为独裁的特殊****形式，中世纪闻所未闻，经济学派却已经熟悉。社会中不存在等级和阶级之分，没有一成不变的阶级地位；人民由彼此类似、完全平等的个人组成，这个混合的群体是公认的合法主宰，却失去了监督和领导政府的一切权力。
独一无二的代理人，高高在上，以人民的名义处理一切事务，却不必征求人民的意见。赋权的是无组织的公共理性；约束他的，则是革命而不是法律。在法律上，他是听命于人的公仆；在事实上，他才是主人。
他们在欧洲找不到这种理想的机制，就到亚洲去找。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一个人在他们著作的某一部分，不对中国大加赞扬。读他们的书，就一定会看到对中国的溢美之词：因为对中国缺乏认知，他们大部分所言尽是无稽之谈。
被一小撮欧洲传教士摆布的那个虚弱、野蛮的政府，在他们看来，却是世界各国该仿效的完美典范。他们心目中的中国政府，就像后来法国人心目中的英国和美国政府。在中国，****君主公正有效，每年躬耕示范，奖掖有用之术；一切官职均经科举获得；哲学成为宗教，文人被奉为贵族。看到这样的国家，他们叹为观止，心驰神往。
人们以为我们今天所谓的“社会主义”的那些破坏性理论是最近才产生的，而这是一个错误：它与经济学派属同一时代。当经济学派幻想靠国家改变社会时，另一些人则一心想利用同一政权形式，毁灭社会的基础。
请读一下摩莱里的《自然法典》，在书里我们能找到同样的内容：经济学派有关国家的绝对权力、国家权力不受限制的全部学说。我们就会找到近代使法兰西最害怕的诸多政治理论，我们似乎正看着它们诞生：财产公有制、劳动权利、绝对平等、整齐划一、个人服从计划、上级决定一切和公民完全并入集体。
“一切物品归社会所有，没有任何私人财产。”法典第一条说道。“财产是可憎的，企图恢复财产的人将被视为疯子和社会公敌，终身监禁。每个公民均将由公众出资负责生产、供养和照顾。”法典第二条说道。
“一切产品将集中在公共商店内，分配给所有公民，用于他们的生活需要。城市按同一规划建设，所有供个人使用的建筑物均应彼此一样。所有孩子到了5岁均将从家带走，由国家出钱，按统一方法，共同抚养。”
你大概以为本书是昨天才写的，其实它已有100年的历史。它其实出版于1755年，正值魁奈创建重农学派。中央集权制与社会主义的确是同一土壤的产物，他们二者之间的关系，就好比是栽培的果实与野生的小树一样。
对于他们同时代的其他人，当代我们最熟悉的是重农经济学派。他们和我们当代人如此接近，对平等自由的热情和爱好是如此的明朗。当我读到革命策动者的演说和著作时，我有种突然被带到完全不认识的陌生地方的感觉。当我浏览经济学派的文章，我仿佛生活在他们的时代，和他们促膝交谈。
1750年前，国民对政治自由的要求还表现得不如经济学派；国民脱离政治自由，对其兴趣乃至观念都已经消失。国民对改革的期望超过对权利的期许，假如在当时能够有一个君主，在见识和气度方面能和腓特烈大帝在位时一样，对于他会实现大革命中的重大变革——不仅不会丧失王位，而且会大大增加君主权威，我将毫不怀疑。
据说，路易十五能臣之一的德·马肖尔先生，曾经预感到革命的危险，并向路易十五上书建议。可是，这些事业并非上书建议就能执行，只有人们能创造这类事业时，才有可能去完成它们。
20年后，时势巨变：自由的形象在法国人心目中树立起来，声望日高。这方面的迹象甚多。外省开始要求恢复自治；天下人皆可议政参政的思想深入人心；对昔日的三级会议记忆恢复；法兰西民族厌恶过往，唯独青睐这段时期；新潮思想席卷了经济学派，他们必须给中央集权加进某些自由元素。
1771年，法国国王高等法院被废除。过去，人们经常为其判决所苦，如今，却惊慌失措，仿佛高等法院一倒，这最后一道制约王权的障碍就拆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