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作为一种实践诗学的“第三条道路写作”，其理论基础乃主要是“实践哲学”。黑格尔之前，哲学家们已经认识到理论（思辨）与实践的区分，在他们的哲学体系中，有的是将二者明确区分开来，但更多是将二者结合在一起。例如柏拉图的《巴门尼德篇》无疑是思辨哲学，而《国家篇》论述伦理道德和社会政治中的正义，是一种实践哲学，但柏拉图强调的是正义的理念，伦理道德和社会政治只是理念论的体现，思辨高于实践。柏拉图哲学的性质是思辨的，但其中有很多实践的内容。亚里士多德哲学将思辨与实践区分开来，他的“第一哲学”即后人称为“形而上学”的，是典型的思辨哲学；他的伦理学、政治学则归为实践哲学。笛卡儿、斯宾诺莎、莱布尼兹等17世纪哲学家的著作主要是思辨哲学，但包含实践哲学，如斯宾诺莎的《伦理学》，思辨与实践融为一体，但主导面是思辨的。康德通过对理性（最近我在撰写《第三条道路：理性之光的现身》一文，将对“理性”做比较深入的研究）的批判，将理性的功能和活动明确地划分为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相应地作用于两个不同的领域（世界）。前者主要通过认识、求知解决现象世界、经验世界的问题，做一个有知识有科学的人；后者主要通过信仰意志解决本体世界的问题，做一个有道德的人。所以康德不仅要为知识寻求基础和根据，而且要为人的行为、实践寻求基础和根据。他强调实践的优先和重要，将传统本体论所要解决的问题（寻求宇宙万物的终极存在和真理）从认识、求知转变为实践、行为，从思转向行；换言之，本体论问题不是理论、求知的问题，而是实践、信仰的问题。康德关于理论与实践的划分为西方哲学的发展指出了新的路向。但康德所谓的实践是指道德和宗教，主要指人的道德修养和行为，也就是说，他并没有突破古希腊以来哲学家们在实践观念上的片面和局限。而且，康德将理论与实践、知识与信仰（信念）、现象界与本体界截然分割为对立的两面，缺乏辩证的思维。黑格尔哲学无疑是大而全的思辨哲学体系，是哲学史上思辨哲学发展的顶峰，但其中包含政治哲学、道德哲学、历史哲学、法哲学和宗教哲学等等丰富的实践哲学内容。黑格尔之后，西方哲学展开对传统的批判，其矛头首先和主要指向思辨或理论的方面。后黑格尔哲学开始走向实践哲学，并成为哲学发展的趋势，但仍具有浓厚的思辨哲学的特性。
所谓实践哲学，大而言之主要具有两重含义：一是作为哲学的性质，与思辨哲学、理论哲学相对；二是作为知识学科的名称与第一哲学、本体论、知识论相对，在哲学史上主要表现为伦理学、政治学、宗教哲学等。黑格尔之后，实践哲学逐渐由知识学科的名称演化为哲学的性质，它否定思辨哲学的追求目标，反对感觉世界与超感觉世界的划分和对立，尤其反对将超感觉世界看作是真实的存在、真正的实在；它以“意义论”取代“终极论”；强调面向“事物本身”，返回“生活世界”，取代超感知世界；不再致力于建构大而全的概念范畴体系，强调行为、实践的首要性。黑格尔之后，哲学家们在对传统本体论知识论的不满、反对、批判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程度不等地趋向实践哲学。他们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总论式的，如尼采的《苏鲁支语录》、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萨特的《存在与虚无》、杜威的《经验与自然》、伽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等等。另一种是具体知识学科式的，即政治哲学、道德哲学、社会哲学、法哲学、历史哲学、宗教哲学等，如罗尔斯的《正义论》、麦金太尔的《寻求德行》、列维－斯特劳斯的《野性的思维》等等。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实践哲学有没有一般原理？有没有本体论知识论？对本体论、知识论是抛弃还是扬弃？否定还是改造？应该说实践哲学有一般原理，就是说它并不排斥思辨、理论，但它并不限于认知、解释，而致力于引导人们去实践、行动。实践哲学也谈论本体论、知识论，但其问题和话语、形式和内容、目标和思路都与传统不同，已经发生了变革和转型。
（二）“第三条道路写作”作为实践诗学的行为模式：开放体系
建立在实践哲学基础之上的“第三条道路写作”，其行为模式注定是一个绝对开放体系。为了区别于此前的其他比较注重思辨的诗歌流派，比如说早期的“朦胧诗”就过度关注意识形态，甚至与意识形态胶着在一起，这样就难免使自身陷入思辨的泥淖。有鉴于此，“第三条道路写作”发轫之初就反复强调实践的重要性，其目的是使之尽可能保持诗学探索或诗学历险的本真状态，而不受意识形态的左右。当然，作为一种实践诗学，“第三条道路写作”与其理论基础即实践哲学一样，并非不要思辨，不要理论。实践、行动不应该是任意的和盲目的。“第三条道路写作”的诗学思想无疑包含着行而上的追求，其诗学理论体系具有超越性，超越个体、经验、感性等等。此前出现的诗歌流派或文学流派可以批判，但理性、本质、绝对、基础、知识等等还是需要的（最近我撰写的另一篇文章《第三条道路：理性之光的现身》则主要探讨这些问题）。“第三条道路写作”重视差异性、不确定性、流变性是对的，但不能因此而否定同一性、确定性、稳定性。换言之，我所说的实践诗学实际上是实现实践与思辨、理论的综合、统一、融合。再换言之，“第三条道路写作”无论是现在的“诗歌流派”，还是即将形成的“小说流派”和“散文流派”，都应该是集大成者。
至于目前的“第三条道路写作”到底是不是一个诗歌流派，近两年以来一直在一些诗歌网站处于争论不休的状态。其实“第三条道路写作”无论是一个诗歌流派还是一个诗歌群体，其意义几乎没有特别大的区别。一般说来，活跃在诗歌网站（论坛）上的诗人和诗评家都比较情绪化，可以说对“流派”几乎没有什么研究，好像一旦承认“第三条道路写作”是一个诗歌流派，天就会塌下来。就我而言，我始终认为“第三条道路写作”是一个诗歌流派，由于它问世于1999年12月，所以我将之定位为“20世纪中国最后一个诗歌流派”；同样，由于它从1999年12月就开始引领中国诗坛的审美潮流，所以我同时将之定位为“21世纪中国第一个诗歌流派”。如果撇开世俗意义上的名利之争，中国诗人应该集体为“第三条道路写作”的赫然崛起而狂欢，而奔走相告。但事实是，“第三条道路写作”的席卷之势给他们带来了不安、恐惧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嫉妒和没完没了的仇视情结。
数一数，看看20世纪中国诗坛到底出现了多少有水准、有高度、“气吞万里如虎”的诗歌流派？答案是很少，少得可怜。拿得出手的我看也只有“象征派”、“现代派”、“朦胧诗派”和“第三条道路写作”；其他还有“新月派”、“九叶派”，次之；再就是“非非”、“他们”、“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更次之；最次的就是“下半身”和“垃圾派”。再数一数，看看20世纪俄罗斯诗坛到底出现了多少有水准、有高度、“气吞万里如虎”的诗歌流派？答案是：（1）以勃洛克、勃留索夫、吉皮乌斯、麦列日科夫斯基、索洛古勃、巴尔蒙特、安德烈·别雷、伊凡诺夫、沃洛申等为代表的“象征派”；（2）以阿赫玛托娃、古米廖夫、曼德利什塔姆、库兹明、戈罗杰茨基等为代表的“阿克梅派”；（3）以马雅可夫斯基、赫列勃尼科夫、阿谢耶夫、卡缅斯基、布尔留克兄弟、克鲁乔内赫、特列季亚科夫等为代表的“未来派”；（4）以叶赛宁、克柳耶夫、克雷奇科夫、奥列申、希里亚耶维茨等为代表的“新农民诗人”；（5）以别德内依、加斯捷夫、基里洛夫、格拉西莫夫、亚历山大罗夫斯基、卡津等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文化派”；（6）以茨维塔耶娃、帕斯捷尔纳克、霍达谢维奇等为代表的“颓废派”；（7）以斯维特洛夫、萨扬诺夫、乌特金、扎罗夫、别济缅斯基等为代表的“共青团诗人”；（8）以叶甫图申科、沃兹涅辛斯基、罗日杰斯特文斯基、阿赫马杜林娜、马特维耶娃、卡扎科娃等为代表的“响派”；（9）以索科洛夫、鲁勃佐夫、日古林、齐宾等为代表的“轻派”。这样一数，我们就会心中有数，就会知道诗歌流派建设对于一个国家的文学历程影响有多大、多深和多远，就会从自发状态进入自觉实践的境界。
是的，“第三条道路写作”作为一种有意识的诗歌流派建设，的确具有诗学实践和诗学历险的双重价值，因此它直接撇开此前出现的一些喧哗与骚动，直奔“朦胧诗”的诗脉，重振中国诗坛雄风。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第三条道路写作”对当下的若干诗评家持扬弃态度，采取自己建构和自己阐释的策略，直取诗学巅峰。
初步考察，现在涉及“第三条道路写作”的诗人确实不少，据我观察，现在“第三条道路综合网”（www．dstdlzhw．com）注册的就有900人左右。而他们出版的个人诗集、几个或更多诗人的合集，以及他们各自发表在文学刊物、报纸和诗歌网站上的作品简直可以说是不计其数或难以统计。如果再过5年到10年，与“第三条道路写作”有关的资料将更庞杂，更丰富，因此如何清理出一个梗概，已显得极其重要。基于此种考虑，早在2000年11月，我在《第三条道路写作提纲》和2003年3月的《第三条道路写作，或曰21世纪中国新诗的开端》等文章中就有意识地开始阐释“第三条道路写作”的实践诗学历程。2004年上半年在编《第三条道路》（第一卷）时，我约了清华大学中文系林韵然女士写了一篇《“第三条道路写作”发展史纲》；2004年下半年在编《第三条道路》（第二卷）时，我仍然是基于此种考虑，因此邀请了北京大学中文系刘彩虹女士写了一篇《“第三条道路写作”思想史纲》。最近我在编辑《第三条道路》（第三卷），出于同样的目的，邀请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赵四博士撰写了《“第三条道路”诗歌写作文本史纲》。
“第三条道路写作”的缘起起码应追溯至1999年12月，因为由我主编的《1999九人诗选》（“第三条道路写作”登上诗坛的第一个文本）在这个时候由中国文联出版社隆重推出。2000年1月初，《1999九人诗选》刚印出来那天，莫非、简宁、车前子、树才、张洪菠和尹丽川等相约一起去了我在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战略研究室的办公室，当天晚上我们一起在我单位旁边的饺子馆庆贺该书的出版。至于后来我和车前子之间有一些误会或矛盾，以致有一年多的时间我和树才也基本不来往，则是另一回事情。现在看来，我和莫非编选的这本《1999九人诗选》已具有里程碑意义，因此我觉得有必要将进入这个选本的九位诗人的名字依次放在这里：莫非、车前子、简宁、席君秋、树才、殷龙龙、小海、尹丽川、谯达摩。
《1999九人诗选》自2000年1月问世之后，开始逐步引起整个诗坛的关注。记得也是那一段时间，我和“民间写作”的诗人侯马等在亚运村附近聚餐时，给了他这本书。侯马当时很惊讶，说：“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我刚听说你们在编这本书。”也是这段时间，我和“知识分子写作”的诗人王家新来往比较频繁。当我给他这本书的时候，他也很惊讶，并开玩笑说：“以前不知道尹丽川，她是‘火线入党’啊。”现在想起这些真有恍若隔世、物是人非的感觉。可以说，《1999九人诗选》是“第三条道路写作”的第一个诗歌选本，这样强调，是因为后来入选2000年《九人诗选》（谯达摩等主编）和2001年《九人诗选》（谯达摩主编）的个别诗人，说什么不知道《九人诗选》就是“第三条道路写作”，好像我们在强行将其拉入“第三条道路写作”阵营似的。实际上我们没有这个意思。我们现在仍然认为“第三条道路写作”缺少谁都没有关系，换言之，谁的“缺席”都不会影响“第三条道路写作”的正常运行和继续实践。
坦率地说，先前出版的由我主编的三本《九人诗选》（1999年、2000年、2001年）在中国诗坛的影响是有限的，基于此，2004年上半年我又主编了《第三条道路：21世纪中国第一个诗歌流派》（第一卷），并由九州出版社隆重推出。该书收入了有关论述“第三条道路写作”的理论文章和大量诗人的作品，所以一问世就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很快发行完毕。至此，“第三条道路写作”作为“一种思想技术”的转换得以最大限度的彰显。2005年2月，我和文学评论家刘生龙主编的《第三条道路：21世纪中国第一个诗歌流派》（第二卷）再次在九州出版社顺利出版并在文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第二卷中，我主要阐释的是“第三条道路写作”作为“中国的后现代主义”的诗学价值取向及其具有异质混成特征的后现代文化范式。据我看来，“后现代”归根结底是一种文化，而不是如此这般和如此那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