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为倡导改革而提出的论断。他在1978年即已指出：现在，我们的经济管理工作，机构臃肿，层次重叠，手续繁杂，效率极低。政治的空谈往往淹没一切。后来，他又明确指出，苏联模式不成功，即使在苏联也不成功，束缚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以后他不断地从正反两个方面强调改革的必要性。他说：“要发展生产力，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是必由之路。”“我是主张改革的，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旧的那一套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过去我们搬用别国的模式，结果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思想上导致僵化，妨碍人民和基层积极性的发挥。”改革是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
改革是解放生产力
邓小平关于我国改革的重要意义的论断。他说：“农村改革实际上是一场革命，其目的是解放生产力。”(1984年11月20日会见挪威首相科勒·维洛克时的谈话，载于1984年11月21日《人民日报》)又说：“经济体制，科技体制，这两方面的改革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他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更加鲜明深刻地指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
改革是一种革命
邓小平关于我国改革的性质和意义提出的命题。1978年12月22日通过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后来邓小平把这个思想精练地概括为改革是一种革命。他说：“我们把改革当作一种革命，当然不是‘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革命。”这表明，改革不是细微的、枝节的变革，而是在社会主义制度范围内带有某种程度的根本性质的变革；另一方面，改革又不是改变社会主义制度的所谓“革命”，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
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邓小平关于我国改革的性质的命题。1985年3月28日会见日本自由民主党副总裁二阶堂进时提出。1986年4月又重申：“我们把改革当作是第二次革命。”(1986年4月10日《人民日报》)中国的第一次革命指新民主主义革命，建国后完成土地改革，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他接着说：“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把改革称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但两次革命的对象和方式方法则不相同。第二次革命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改变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管理方式，改变阻碍生产方式发展的上层建筑，即旧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在革命方式中，不再采取急风暴雨式的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方法，不再采取阶级对抗形式，而是采取渐进的方法，一般均自上而下有秩序有步骤地开展，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的命题，否定了在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后，“以阶级斗争为纲”来建设社会主义的错误观点，找到了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新的动力，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有重大意义，是毛泽东思想的重大发展。
全面改革
邓小平关于我国改革的重要思想。1985年4月指出：“改革是全面的改革，不仅经济、政治，还包括科技、教育等各行各业。”1987年6月又说：“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相应的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经济是社会的基础，因此经济体制的改革具有首要意义。经济体制的改革要求，促进政治体制、教育体制、科技体制、文化体制等实行相应的改革；这些领域的改革又反过来推动经济体制的改革，从而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邓小平曾以政治体制改革来说明全面改革的必要性：“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事情要人来做，你提倡放权，他那里收权，你有什么办法？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
改革开放是很大的试验
邓小平关于我国改革的一个命题。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实行改革，既没有前人的经验可以借鉴，也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参照，要靠我们自己去思考、探索、创造，所以邓小平说“改革开放是很大的试验”。为此确定了两条原则：“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胆子要大，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不怕冒风险，不怕犯错误。步子要稳，就是要细心谨慎，不能蛮干，走一步看一步，不断总结经验，犯了错误，及时发现，及时改正。
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
指社会主义通过自身的改革，解决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上层建筑不适应经济基础发展的矛盾，使社会主义制度完善起来。1985年9月23日邓小平在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他说：“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一定的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是能通过自我认识、自我改革，解决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存在的矛盾，从而使社会主义制度完善起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需要通过先进的社会主义的体制来发挥。僵化的体制束缚生产力的发展，而要有一个或保持一个生机勃勃的机制，就必须解放思想，进行改革。
改革要有秩序地进行
邓小平对改革的基本要求之一。他说：改革“必须有秩序地进行。所谓有秩序，就是既大胆又慎重，要及时总结经验，稳步前进。如果没有秩序，遇到这样那样的干扰，把我们的精力都消耗在那上面，改革就搞不成了。”有秩序地进行改革的关键是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时要妥善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
开放
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开放，包括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两个方面。邓小平1984年11月1日在中央军委座谈会上说：“一个对外经济开放，一个对内经济搞活。改革就是搞活，对内搞活也就是对内开放，实际上都叫开放政策。”他在1985年会见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总统阿里·哈桑·姆维尼时也说：“搞两个开放，一个对外开放，一个对内开放。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对内开放就是改革”。狭义的开放，仅指对外开放，常与改革并提。党的十六大指出，要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适应经济全球化和加入世贸组织的新形势，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优化资源配置，拓宽发展空间，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
对外开放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项基本国策。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针对我国长期闭关自守导致落后的状况，提出“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的主张，已有对外开放的含义。1980年8月邓小平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提问时，明确提出“开放”的概念。1981年底全国人大五届四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具体提出，“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加强国际经济技术交流，是我们坚定不移的方针”。党的十二大的报告称其为“坚定不移的战略方针”。以后常与“改革”并提，即“改革开放”。党的十三大把坚持改革开放作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两个基本点之一。邓小平在其着作中为对外开放进行了理论上的充分论证。他立足对全球形势的分析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他通过对历史经验教训的反思指出：“总结历史经验，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对外开放经历了由点到面、由面到片、由沿海到内地、由局部到全面的过程。我国加入世贸组织，标志着对外开放进入了新阶段。党的十六大指出，要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对内搞活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项方针政策。指把国内的经济搞活。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要采取措施，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认真的改革，充分发挥中央部门、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个方面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使社会主义经济的各个部门各个环节普遍地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这一要求已有对内搞活的含义。1984年6月首次提出：“中国现在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为同年10月20日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所肯定。在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指出：“进一步贯彻执行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方针。”针对政企职责不分，条块分割，国家对企业统得过死，忽视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市场的作用，分配中平均主义严重等失去活力的僵化经济模式而言，旨在改变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环节和方面，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全方位开放
邓小平对外开放思想的一个重要观点。指我国的对外开放不只是对某些地区、某些国家的开放，而是对世界所有国家、所有类型国家的全方位开放。即对发达国家、苏联东欧国家和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三个方面的开放。邓小平提出：“我们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并不只是对美国、日本、西欧发达国家开放。对这些国家开放，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南南合作；还有一个方面，是对苏联东欧国家开放。一共三大方面。”全方位实行开放，可以做到有计划有选择地利用外资、引进技术，发挥后发优势，使我国的科学技术从更高的起点出发实现发展和赶超，尽快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同世界各种类型的国家发展对外经济关系，有助于我国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