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制度是美国和欧洲引以为骄傲的现代文明核心，但实际上你有没有想过民主制度除了卓越的人权优势外，这种制度本身其实蕴含着巨大的风险？
西方的民主制度起源于希腊，这种希腊民主基因一直延续到今天，并成为现代民主制度最基本的思想，但危险的是，民主制度的风险也就是隐藏于这个基因片段中。众所周知，希腊是一个城邦集合体，存在着大大小小数百个城邦，其民主程度也不一，其中雅典是最璀璨的民主城邦，也最具影响力。这种分散的城邦显然与现在情形有所不同，希腊各城邦中，城市的规模都很小，与今天数百万人的大城市不可同日而语。在面积不大的城市中，城市的居民就是这个国家的全部成员。这种古老的民主制度规定，每个公民都有权参加公民大会，而且拥有自由发言的权利，当然他们也都拥投票权。尽管数百、数千人的城市与今天数百万人的城市和数亿人口的大国大不相同，但这只是一种规模差距，没有什么本质不同，今天的现代技术更能把声音传递到任何一个角落。但现代的民主制度却显然已经较之退步许多——政党制度的出现导致今天的公民对于公众事务的发言权大多数时候都被归纳为选择某个政党的政策，而所进行的表达也往往局限于在政党政策的范围内进行选择，对国家领导者的选举也仅仅局限于向政党提出的几个政党候选人进行投票。这种投票其实等于经过了曲解和过滤，就如同选择题的局限一样，你只能在其中做出选择，而不能做出自己的表达，哪怕在所有选项中没有符合你的意向的答案，那么在投票之后，你所投的票也将被视为对某个政党的支持或对由选举产生的政府已经赞同或者默认。
西方人在恭维自己的民主政体的时候，往往会用亚里士多德来矫饰，西方媒体宣称，亚里士多德一定会热烈赞赏现代民主政体的缔造方式，因为亚里士多德曾经很巧妙地建议“在民主政体下，应该怎样通过多次地召开公民大会，使那些较远地区的农民阶级的公民不能够常常出席，而在事实上剥夺他们的公民权”。因而，在欧洲古典民主政体时代的晚期，国家执政官的选举，除了需要特殊专业的官员外，其他的选举都由抽签产生，因为这样被认为是可靠和公平的。“这被认为可以保证享有特权的一般公民社团的利益，避免被富有的、有影响的和极具才华的人物长时间占据优势。”如果说这种抽签是把机会留给了上帝的话，那么现代民主制度则是把机会完全留给了政党自己。
而民主制度的缺陷还不仅是在历史演进中的退化，更多的是民主制度本身的基因缺陷。例如，无论什么样的政治制度都会存在争论，民主制度自我夸耀的是在解决争端时的尊重与公平，但实际上远不是想象的那么美好和公平。在如雅典和迈利特，曾有一种“陶片放逐制”，顾名思义，这种制度与陶片（ostrakon）有关——当出现政治争执的时候就进行这种表决。如同历史学家吉尔伯特·默所说，即使是在雅典这样的民主城邦，也会出现执政者不希望反对派与其共存。因而，希腊人选择了一种冷酷无情的处理方式，那就是将反对派领袖放逐，这样也就消除了反对派的力量，使其不至于阻碍执政者——这种做法倒是经常出现在今天被民主国家斥为独裁者的国家中。而所谓的陶片放逐制除了对被逐者是否应该被放逐进行表决，即在投票的时候，投票人在陶片或贝壳上写下一个人的名字，然后由票数多少决定政治对峙的一方是否应该流放10年。
让人觉得讽刺的是，这种陶片放逐制其实就是一种古典的利用选择决定国家前途的方法。这其中的一个危机因素是，这种由大众作出的决定尽管符合民主精神，但却未必符合国家利益——如果按照这种方式进行表决，那么在孤立主义盛行的二战前，美国就不大可能参加二战，而显然，美国需要深入地参与二战才能崛起为一个超级帝国。
当然，西方媒体可不是这样宣传，他们更喜欢说这种陶片放逐制能为国家带来幸运。在陶片放逐制盛行的年代，一个十分有名的例子就是在希波战争前关于希腊命运的一场争论，那就是希腊海军之父提米斯托克利与亚里斯泰迪兹的人关于雅典军事发展方向的争论。亚里斯泰迪兹在雅典拥有一向公正的盛名。在这场有关雅典应该发展陆军还是海军政策上雅典爆发了一场政治危机，提米斯托克利和泰米斯托克利期之间发生了争执；面对波斯的强大威胁，亚里斯泰迪兹力主应该发展陆军，而提米斯托克利则是一个力主建立“强大海军”的人，双方各持己见，互不相让。于是这场争论最终采用陶片放逐制在他们之间作出裁决。而西方引用普卢塔克的叙述说，在投票期间，亚里斯泰迪兹在街上走，有一个从附近农村来的他不认识也认识他的公民，由于不会写字，便向亚里斯泰迪兹求助，求他将亚里斯泰迪兹的名字写在他的陶片上。
“这是为什么呢”亚里斯泰迪兹问道：“亚里斯泰迪兹曾经损害过你吗？”
“没有，”这位公民答道，“我从不曾见过他。只是因为，啊！总是听人称他为公正的亚里斯泰迪兹，所以我厌恶他。”
普卢塔克说，于是，亚里斯泰迪兹不再多说什么，依照这个人的愿望写了。
亚里斯泰迪兹被后世小子们又歌颂了一回伟大的人品，但这不是政治家们关心的，他们欣赏的是这种制度为希腊带来了幸运——正是提米斯托克利赢得了这场政治争执的胜利，才使得雅典在萨拉米海战中一举击败强大的波斯海军，为日后建立强大的雅典帝国奠定了基础。而我们关心的是，这种民主决策机制蕴含着什么风险。
“如果我们明白了这些希腊宪法的确切含义，尤其是明白了不管是在民主政体还是在寡头政治下，所有的权力都是由当地和特权阶级掌握的话，那么会明白，分布在地中海地区的几百个希腊城邦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可能有任何真正有效的联合，他们之间甚至不可能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进行任何有效的合作。每个城邦都在几个人或几百个人的控制下。对于这些人而言，城邦间的分裂是他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事。只有外来的征服才能统治这些希腊人，直到希腊被异族征服之前，他们从不曾有过政治上的统一。当他们最终被征服时，他们被征服得那样彻底，他们的统一，对于他们自己而言，也已经是那么重要了，因为这是一种归属于异族的统一。”
——我们应该刻薄一些，雅典赢得萨拉米海战完全是一连串的幸运：先是雅典发现银矿，然后是提米斯托克利赢得了争论，再就是倒霉的波斯海军遇到了飓风，最后则是波斯海军统帅的愚蠢，但希腊世界显然不可能永远拥有幸运，尽管击败了波斯人，但当马其顿人和罗马人先后闯入希腊世界后，希腊的民主政体却再也没有为希腊作出“幸运”的决策，那么，我们到底是因该赞叹这种民主制度还是嘲笑这种民主决策机制呢？
——而我们还应该看到一个民主制度所蕴藏的更深的危险因素，那就是民主的基础是民众的自由行事，而众所周知的一个人性根本是，人是按照利益取向来决定行为取向的，也就是说，决定人们投票行为的不是国家利益，也不是什么正义，更不是什么在真理，决定民众投票的根本原因是他们的喜怒哀乐，是他们柴米油盐，是他们的个人蝇头小利；而最根本的是，他们不但如此投票，更是如此行动，即他们往往会按照自己的利益选择自己的势力，这对于国家而言就意味着分裂，如美国就不得不依靠南北战争来反对南方的分裂，而南方完全是按照宪法赋予的权利选择退出联邦，他们的行动完全是符合宪法的。
民主制度的危险因素就在于此——民众总是一群利益的聚合体，而利益则是矛盾和指向四面八方的，也就是说，民主制度中时刻蕴藏着分裂危机。
这种分裂基因不是种植于某一个民族中，而是任何民族和国家都存在这种因素，因为它根植于人性中。“在所有的希腊人中一直存在着某种统一的传统习惯，这种传统以共同的语言和文字为基础，根植于由共同的英雄史诗，根植于城邦的海上地位面形成长期交往。另外，他们还有一种共同宗教上的联系。有些神庙——比如德罗斯岛和德耳法的阿波罗神庙——维系它们的不是某一个城邦，而是由城邦结合而成的联盟，或者邻邦同盟（即相邻城邦之间的联盟）。这种同盟——以德耳法邻邦同盟为例——成为一种广泛的联合形式。邻邦同盟全面提高神庙，保护参拜者的安全，维护通往神庙的通道，在特殊的英日里维护和平，还制订了一些规约使盟邦之间尽量少发生战争和——尤其是德罗斯同盟——平定海上劫掠。使希腊人联合起来的一个更重要的纽带是每四年在奥林匹亚举办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会上的竞技项目是：拳术、赛跑、标枪、摔跤、跳高、掷铁饼、赛车和赛马。获奖者和所有的贵宾都留有记录。从公元前776年到现在，这种运动会一直定期举办了一千多年。它为维系那种超越城邦狭隘骘的公共希腊生活（泛希腊的）的思想意识发挥了巨大作用，公元前776年是第一个奥林匹克年，是希腊年表的一个有重大意义的开端。”
请注意，这段溢美之词没有完，后面还有两段转折——“这些在品性和交际方面的纽带，对于抵御希腊政治制度上的顽强的‘分离主义’起不到多大作用。从希罗多德的《历史》中，学者们可以了解到一种顽固的纷争意识，它使希腊世界在很长一个时期内陷入战争之中。古代（约到公元前6世纪）的希腊盛行大家族传统，一直保存着某些古老的雅利安家庭秩序，它有顽强的氏族斗争的力量。雅典的历史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是以阿尔克门尼和庇西特拉图这两大家族间的斗争为中心的；后者也是一个贵族家族，但它的力量却源于以较为贫困的平民阶级的拥戴的利用平民的不满情绪。此后，在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5世纪期间，生育受到了很大的限制，每个家庭减少到两三个成员——亚里士多德提到过这一过程，但没有说明它的缘由——导致了古老的贵族氏族的灭亡，此后的战争，与其说是因为家庭间的仇杀，毋宁说是因为个人冒险家所激起的商业上的斗争和不满。”
“了解了希腊人的这种强烈的分离主义倾向，我们就不难明白，为什么亚洲群岛上的爱奥尼亚人会轻易落到吕底亚王国的统治之下，以及后来在居鲁士推翻吕底亚国王克雷兹的时候，又那么容易落入波斯人的手中。他们发动过叛乱，但被镇压下去了。接下来便是欧洲的希腊了。但希腊居然没有落到波斯人，即西亚古代文明的不开化的雅利安统治者的统治之下，这真是一件令人惊奇的事，甚至希腊人自己也觉得诧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