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最值得人们思考的便是一种从反击“意识形态”出发的立场最终却成了另一种意识形态，或至少是在为其张目。１９５５年，雷蒙·阿隆在《知识分子的鸦片》中以“意识形态终结了吗？”作为结束语，劈头便说：“目睹麦卡锡议员依然在白宫政坛扮演重要角色……无数知识分子正在向莫斯科和北京顶礼膜拜，却产生意识形态终结的观念，真是令人困惑。”③但阿隆自己毫无疑问是在祈求着意识形态的终结，为此甚至不惜使出已经使种种思想大厦倾覆了的杀手锏，该书最后一句是：“如果怀疑主义真的能够消除狂热心态的话，就让我们祈求它的到来吧。”④丹尼尔·贝尔则比阿隆来得痛快，他在６０年代初断然宣布意识形态已经终结成为死路。然而正如贝尔自己的思想历程所昭示的那样，从“左倾”走向“反动”，其中难道没有从一种意识形态到另一种意识形态的历程？
不管是阿隆还是贝尔，其力求终结意识形态的好心值得推崇，同任何战后的知识分子一样，他们对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心存余悸，其“终结”之间、“终结”之说与其说是反映现实，不如说是厌烦意识形态本身的情绪体现，或者如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所说：“在这种观点中隐含着更深的东西，那就是人们头脑中的意识形态及观点并不十分重要，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是文化而不是任何意识形态在起作用的时代。”他们无非是那些力求追寻真正有别于意识形态的社会科学的人的代表而已。
比他们更为直接地表达这种情绪的是汉娜·阿伦特，她认为所有的意识形态观念中都具有三种特殊的极权主义因素： 都主张整体性地解释人与世界之间的一切，“其解释方式并非说明事物的本质，而是解释其产生与消逝的过程……就是承诺可以解释全部历史事件，整体性地解释过去，整体性地认识当前，并自以为是地预测未来”；主张在可感知事物之后的“更真实”的实在，只有第六感才能够认识它，但也只有经过特殊意识形态训练的人才有这种第六感。“意识形态的思维就是要从我们可以感知的实在之中解放出来”；主张将事实纳入一种绝对的逻辑程序之中。“希望人们的思想能超越经验、脱离经验而存在……首先，从一项可接受的定义性前提出发，从中推演出任何事物，因而，在这种逻辑程序中，万事万物皆是前后一致、首尾连贯的。”而“极权主义统治者往往可以使意识形态转变为武器，凭着这项武器，就可以使他们的臣民迫使自己进入恐怖统治的运动之中”⑤。
我们不能不说，这种努力想使意识形态与极权相连，从而使人对其惧而远之的做法是幼稚的。如同驱鬼符并不能够真正驱除鬼神一样，认为意识形态不再重要的愿望和视其为鬼魅并不能有助于超越意识形态，而且真正构成讽刺的是，对发明“意识形态”的崔西和所有想用理性来驱逐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魔魇”的人们而言，阿伦特所列举的意识形态的极权主义因素同样适合于“理性”本身。这或许便是人们常说有关意识形态的理论本身也是意识形态的原因所在。当然，这样说毕竟并不否认某些观念的“意识形态性”要少于另一些观念，比如曼海姆的理论就比其老师卢卡奇的理论的“意识形态性”为少，甚至贝尔、阿隆和阿伦特的意识形态性从表达方式上也比其对手为少。但它说明了一点，不能仅仅靠已经充满了意识形态语言的理性分析来进行超越。（从这种意义上说，结构主义也好，解释学也好，解构主义也罢，只能有方法、程度上的差别。）
意识形态和对意识形态的批判（即另一种意识形态或对意识形态的主观超越企图）表明，他们的实质都在于想用一种答案或一种基本方法来解决全部问题，他们之间的冲突不在于这种方式本身对与不对，而在于指责对方的答案和具体方法错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曼海姆对“特殊”与“总体”意识形态概念的划分并不局限于意识形态本身，他认为彻底的思想家总归得走上总体意识形态概念之路，这一说法也大体不错。而当他们用这种答案来对照社会中的各种事物时，凡与此答案不符者，皆成了可被怀疑者，因为只有在他们的答案中，真善美、自由平等正义效益才得到了最终统一。
（虽然有时候这种统一是以矛盾或异化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比如贝尔所谓“经济领域是社会主义者，政治上是自由主义者，而在文化方面是保守主义者”。与主张一种主义者相比，贝尔无疑已是高人了。）鉴于这类答案更多的是以理性为基础的，凡是以经验中的事实来反对这种答案的，凡是主张从现在到最终都可能和可以存在不可调解的价值和理想冲突者，凡是只满足于摇滚乐式的现世快乐并对社会作有限反对或有限赞同者，凡是视最终答案为无稽之谈或不屑一顾者，恰恰会两面受敌而被指责为放弃理想、怀疑主义、犬儒主义、经验论等等。而其中最为容易施加、因此也常见的罪名则是指责其为敌对意识形态的“俘虏”。同时，那种想在理性或语言分析之外用生动的生活语言保存领地或力求超越者则由于其灵活性且时常作意识形态所难以容忍的跳跃，便反而被围困追剿。因为手执不同意识形态规范者力求将其围困之后分类归档，并欲让其或归顺或灭绝而后快。
然而，经验和历史告诉我们，这种围困和指责未必有理。迄今为止的历史证明，没有任何一种观念、理论能够合理而无矛盾地解决全部人类问题，凡是作此追求者，无不痛苦而死，且只引起后人的一声叹息。而且那些自称与敌人不共戴天的理论，在不知不觉间已不辨你我。（比如今天的自由主义者纷纷改谈秩序与国家，而保守主义者则反而改视个人自由为惟一法宝。
仅就意识形态观而言，继承合理的“唯物”或经验论传统者，恰恰是被许多人视为唯心主义的迈克尔·欧克夏诸人，欧克夏坚持是理性造就了意识形态的坐大，使其成为一种政治技巧，造成满城的书本政治学，使人们对生活本质的认识也产生扭曲。与此同时，自称唯物主义的哲学家们都往往沉溺于固有立场和一本正经的演绎，视社会发展或是合于经典或是暂时倒退。）而这种人在有限的人生里便可觉察的立场转换，实际上应当比抽象的推理更具说服力。同时，它虽无法保证让我们获得最终答案，但它让我们懂得，最终的万应灵丹式的答案也同样没有保障。如果说自信拥有这种答案会使人生充满目的感，那它也同样易导致独断；而没有终极答案虽然看似使人的心灵“盲目”，实际上却使人心灵开放而真正让人心明眼亮；它虽然使人深陷自主的痛苦，却不会使人有愚蠢的等待和大失落的悲怆。
毫无疑问，摇滚之被对立的意识形态相互指责为对方的意识形态，说明它并非向第三种意识形态所作的努力。恰恰相反，说明了它超越的努力让惯于用终极答案划分归档者无所适从。它说明了摇滚的开放和弹性。与意识形态的全部论争者相比，摇滚更为感性化，更为“低层”，但它与号称最终真理的观念相比，虽然更不神圣，但却来得更为真切、更为可亲、更为平和，也更为不易。摇滚从未试图为人类历史甚至个人提供终极抉择的依据，为它戴上意识形态帽子似乎尤为可笑。（然而，当类似的做法被使用到别的事物之时，人们会有同样的可笑感吗？）它说明存在着比意识形态论战或批判更为有效的逃离之路。
正因为意识形态试图操控一切，正因为关于意识形态的一切似乎都成了意识形态，才需要摇滚这样的东西让施加于其上的意识形态显出无理蛮横的一面，让超越意识形态的艺术努力多出一个向度。意识形态远远没有终结，但我们可看到的是，有利于人类心智健全和和平生存者，并非某种终极普遍观念（不论它是用理性论证的，还是被分析出反理性的因素），而是挣脱这种观念的努力，正是在这些努力之中，有摇滚在快乐或忧伤地歌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