摇滚的社会革命方向还只是其“革命”性的一个方面；作为这种革命性前身的另一个革命倾向，即摇滚在艺术形式上的革命，在审美原则上的革命，在艺术与道德关系上的革命，同样深具启示性。
摇滚在艺术上构成了一种新的尝试或新的冲击似乎是显而易见的，“高雅”艺术家们对摇滚的攻击和摇滚全新的努力方向说明了摇滚在艺术上的革命性（参见第四章）。而从艺术角度对摇滚的攻击除了认为它是低劣而庸俗的之外，也有许多人认为它是不道德的，是一种艺术上的堕落。
１９５４年，当摇滚还停留在节奏布鲁斯的怀抱中时，它就曾遭受迎头痛击。当时一首叫《轰隆隆》的歌风行一时，这首先由黑人乐队“和弦”演唱、后来被白人乐队“平头”翻唱的歌曲被许多人视为第一首摇滚歌曲。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电视节目主持人彼德·波特对发行此歌的唱片公司大加谴责，认为他们是向青少年灌输不道德品位，因为此歌充满“淫荡和粗野的声调”，“如同麻醉品一样肮脏”。从此之后，类似指责将一直伴随摇滚的历程。
同样是在１９５４年，美国“音乐出版商保护协会”指责刚萌芽的摇滚乐“表现低下品位，蔑视被认可的道德标准与准则”。此类攻击在整个５０年代随处可闻。
一个名叫唐·莫里森的专栏作家在攻击摇滚方面更是具有开创性，他认为，摇滚乐比亨利·米勒（《北回归线》作者）的小说更具道德上的危险性，因为文盲也可以听到摇滚，而读米勒的书起码还必须识字。莫里森由此发明了一新词语，他说，如果米勒的书是色情文学，则摇滚乐便是色情声音，甚至是“色情立体声”，因而摇滚是加倍地不道德。
６０年代初，丘比·切克尔的热门歌《扭》被纽约的舞厅禁播，因为它“过于粗俗、淫荡”。报上发表一位游客的话说，这类作品会使美国也显得比其他国家“粗俗、淫荡”。随着这首歌的走红而发明的扭动身体的舞姿也被视为“淫荡之姿”。著名的喜剧演员鲍勃·霍普说，“如果他们不是在跳舞的话，就一定会被捕”；而百老汇的舞蹈师杰弗里·霍尔德则将其称为“恶心比赛”。
由雷·彼德森在美国首唱的《告诉劳拉我爱她》则在英国引起了一场抗议浪潮。这首歌描述一个年轻人因为结婚需要钱而冒险参加一场车赛，结果在车祸中死亡（这首歌在７０年代的港台和８０年代的中国大陆也曾风行一时）。美国德卡公司发行它之后，英国德卡公司却拒绝发行，认为它是“不道德的”。英国另一家公司则发行了由里基·瓦兰西翻唱的版本，此版本迅速爬升到了排行榜第八名。但此歌遭到了英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谴责，该组织的负责人列昂纳德·霍奇向警察局和检查院提出要求，要他们进行一个“以死亡为主题”的唱片调查，该委员会认为这种歌将会“使青少年趋于堕落与道德败坏”。霍奇指出，这类东西的“主题令人恶心”。该委员会并强调，在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之前，他们会一直保持压力，因为他们认为这类唱片与《洛丽塔》、《查太莱夫人的情人》这类禁书相比要阴险得多，也堕落得更厉害。
许多摇滚乐队都曾被视为“堕落”和“不道德”的象征，“披头士”和“滚石”首当其冲，他们所到之处，卫道士们便一片惊恐，各种诅咒纷至沓来，不一而足。这已经众所周知。但“披头士”和“滚石”的遭遇绝非偶然，几乎所有的摇滚乐队都曾有过这样的历险记。其中可与“滚石”所遭到的猛烈抨击相比拟的就包括“大门”、“感恩而死”、艾力斯·库柏、“何许人”、吉米·亨德里克斯。
“大门”乐队的吉米·莫里森同“滚石”的贾格尔一样一向是个极不安分的家伙，他的拿手好戏是在台上做出一些难以入目的动作，这自然是为坚持摇滚“不道德”论者提供了证据。他一生之中最大的污点莫过于在１９６９年的迈阿密演唱会上脱下裤子，当地检查机关为此签发了六张逮捕证，其中一张将莫里森的行动定为重罪。愤怒的公众纷纷谴责这一“极不道德”的行为，并举行了一场“恢复道德礼仪示威”，各色人等纷纷参加，“打倒色情摇滚”之类的标语随处可见，一个在场者对当地报纸记者说：“如果可能的话，他们肯定会把莫里森钉在十字架上。”
“大门”乐队的许多演出合同在此之后被取消了，即使偶尔同意他演出，组织者也不准他穿“流里流气”的皮夹克，更不准做“下流”动作，警察在舞台上时刻监视着他的行为。当“大门”试图在费城演出时，该市市长援用一项１８７９年的法案行使禁演权，根据该法案，他可以禁播“本质上不道德的或令人厌恶的、有伤风化的”演出。在拉斯维加斯的演出中，该城行政司法长官亲自到场并警告莫里森说，如果有任何色情言行，他将当场签发逮捕证。莫里森只好照办。但当他开始唱起一首当时最为热门的歌曲时，在观众的热情欢呼之下，他又忘乎所以了，警察马上切断电源并架走了他。
美国联邦调查局有关莫里森的档案越来越长，其中除了酒后开车、斗殴之外，最多的便是“色情淫荡演出”。１９７０年，莫里森终于被一家地方法院以“在公共场所使用亵渎性语言和裸露身体”而被审判，当检查官问及莫里森是否真的暴露身体时，莫里森回答说，他当时酒喝得太多，神志不清。其律师试图用言论自由条款为其辩护，但莫里斯最终还是被判有罪，被罚款５００元，并入狱六个月。虽然他以５万美元保释出狱，但“大门”从此一蹶不振，莫里森本人和乐队不仅在演出合同上不断遇到麻烦，而且陷进了来自四面八方的谴责声中。这场卫道大合唱终于在１９７１年暂时收场，当年莫里森死于一场突发的心脏病。许多歌迷用一则传言来表达心情，他们说，莫里森是被联邦调查局弄死的，目的是消灭摇滚代表的左派和“不道德”势力。（在詹尼斯·乔普林和吉米·亨德里克斯也于盛年早逝后，同样的传言也曾四处飞扬。）
艾力斯·库柏也是被斥责为“不道德”的摇滚乐手之一，因为他总是涂上极黑且大的眼圈，身着紧身衣裤，有时还用活蛇缠在膝盖上才登台。他在台上常常干的事是把布娃娃一把一把地撕烂，还用刀子将布娃娃的头一刀斩掉，他甚至在台上装着自己登上了绞刑架而被绞死。因此，他被谴责为“堕落分子的代表”，“将青少年引上道德死路的人”，他的音乐被视为“丑恶祭仪”、“畸形摇滚”、“异装癖摇滚”、“堕落摇滚”。英国上下议院的议员们曾致力于在英国全面禁止库柏的音乐。一位议员指出： 库柏是在“贩卖集中营文化，具有让我们的子女向仇恨和死亡认同的邪恶企图”，因而是“对人类道德的背叛”。
“何许人”的彼德·汤森也曾因在舞台上砸吉他而受到过类似谴责；吉米·亨德里克斯也因为台风怪异而被抨击；詹尼斯·乔普林曾因在舞台上过于激动而被报纸称为“女疯子”，“杰弗逊飞机”的格雷丝·斯里克曾因在演出时露出乳房而被视为“色情狂”；洛德·斯特沃德被家长们认为是“败坏孩子们道德的最大凶手”；大卫·鲍伊被老师称作“引导学生堕落的超级流氓”……
自６０年代中期之后，由于摇滚乐手们越来越自觉地将自己的作品视为艺术而非单纯的商业产品，他们力图使唱片封套的设计也能反映出自己的艺术个性，体现自己的包装概念或展示自己的幽默感和各式艺术感觉。但许多人并不欣赏这一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