寺庙尽管是藏污纳垢的地方，因是太上皇帝的最爱，没人敢去多嘴。那天，献文帝拓跋弘从西山云岗石窟归来，见莫悲兄弟所刻观音妙像是依文明太后尊容仿塑，自尊心受到极大的伤害。认为文明太后的手也未免伸得太长了，不只朝廷政务，甚至连佛门净土也要插一手，这是公然对皇权的挑战。长此以往，怎么得了。有此阴暗心理，献文帝决心与之抗争，来个“退休不退位”。于是小皇帝拓跋宏和他的父亲就上演了一出“占着茅坑不拉屎，不占茅坑的拉野屎”的闹剧——朝堂之上演出了“御座两父子，帘后太上皇”的奇观，常常弄得大臣们不知道究竟该听哪个的才是，献文帝征对皇室国库供养西山石窟群建设，愤愤不平，认为靠菩萨为太后塑像，消耗国家资财。以国家之力，为个人争光。为表示自己的不满，他亲自到西山脚下的农家田园，帮助农夫耕田、栽种，以此作为表率，劝课农桑。并发布诏命：“各州郡农家，贫富相通，家有兼牛，通借无者。若不从诏，一门终身不仕。”因为一条牛，一家人都不能成为公务员，这样高的代价，谁也不愿违反。这一诏命，极大地解决了农事耕牛不足的矛盾。献文帝发布诏命的另一个目的是投石问路，看文明太后对自己再次秉政有何反应。文明太后此时和内秘书令李冲正搏击得“天翻地覆慨而慷”，哪管太上皇帝的小打小闹。献文帝由此错误地认为文明太后此时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攻读圣贤书”，胆子也就越发的大了。征对吏治情况，又发布一道诏命：“县令能治理一县劫盗的，可以兼治两县；得两县的奉禄；能治理两县的，可以兼治三县；三年后升任郡守。二千石奉禄以上的官员能治理两郡，或者三郡的，三年升迁为刺史。”纵观历史，不能不说这是献文帝奖勤罚懒，整饬吏治的是最佳方案。这条诏命，得到文明太后的反应，不仅没有反对，还在各种场合表示赞同，多次褒奖。有了这两个诏命的成功，献文帝很有成就感。这天，听有司启奏说：“全国统计有寺庙多达一千零七十五所，一年用于祭祀的猪牛羊三牲就多达七万五千五百头。”献文帝为表示对“西山石窟财政支出”的不满，发布诏命：“自今日始，若非皇家祭拜天地，社稷、宗庙，各地祭享，不得杀牲，以酒脯代替。”
献文帝的举动，再次得到文明太后的默许。这一来，献文帝错误地认为皇权已被牢牢地抓在了手中。开始有计划地出巡全国各地，视察吏治情况。北魏延兴三年（公元473年）11月，献文帝南巡到达怀州，遇见一群“告御状”的村民，五百多人跪在皇帝鸾驾前，随行的尚书陆跋询问为首的村民：“你们聚众拦阻御驾，太上皇帝不怪罪你们，你们究竟所为何事？”为首的村民说：“小民孙诲有事启奏。去年山东饥荒，民多饿死，各地死士相与为盗，扰乱郡县。大有向相州漫延的状况。枋头镇戍卫将军薛虎子当年镇守枋头，盗寇闻风丧胆，不敢扰乱市民。今非常时期，请恢复薛虎子戍卫将军的军职。”“薛虎子何许人也？”对枋头镇将这样的军分区司令，献文帝确实还没听说过。所以询问尚书陆跋。而陆跋清楚，薛虎子当年因参与诬告李奕、李敷，文明太后一怒之下罢免了他的军分区司令，而今在武装部门口看守大门。听说了这件事的来龙去脉，献文帝还是犹豫起来。随行的大太监剧鹏晓得太上皇帝的顾虑，悄悄说：“而今太皇太后身边又有了李冲，也许不会再过问李奕当年的这些人事了。”献文帝听说之后，犹如吃了一颗定心丸，点头答应了孙诲等人的请求，恢复了薛虎子枋头镇将的官衔。为薛虎子平反后，献文帝又发布诏命，一切赏罚，皆以法律为准绳，“不准口报鲢鱼三百斤”。一人犯罪，如果不是谋反大逆，罪止其身，不牵连家属。此举，修改了刑罚的连坐罪，推动了法制的进步。
为薛虎子平反的讯息先一步传回平城，献文帝原本决定回平城后即着手调查李冲的问题，看能不能抓住把柄，弄一条罪名悄无声息地把他办了。心急火燎的献文帝在半路上又耽搁了行程——齐州（今山东济南市）刺史拓跋平原要太上皇御驾驻跸途中，调派名地军马与齐州驻军形成“围点打援”的军事部署，消灭暴民——原来，齐州一个算八字的看相先生刘举是属猴的，自称上应天命，在齐州自称“齐天大圣”（不知其后吴承恩的《西游记》是否参照了这个美名）率众造反，聚集旗下的妖人多达万余。献文帝诏命司空、东郡王陆定国派出部队，与齐州军马形成东西夹击之势，剿杀日宜猖獗的叛匪。陆定国却说：“部队是国家机器，得由太尉统一指挥，没有太尉的调兵虎符，微臣碍难从命！”这一来，简直是让太上皇帝碰了个不软不硬的钉子。使得豪情万丈的拓拔弘犹如掉进了冰窟里。献文帝这才意识到自己虽是太上皇帝，却没有调动军队的权力。军权都掌握在太尉冯熙手中。献文帝不得不以“勤王”的名义，好不容易调动齐州附近的军队，配合拓跋平原的齐州军，向刘举宣战。皇帝御驾亲征，假“真命天子”遇见了真正的真命天子，受欺骗的民众纷纷倒戈，这才将严重的叛乱平定。经过这么一折腾，献文帝回到平城，已是第二年的春天了。
有了平叛妖人刘举的这个教训，献文帝意识到必须掌控军权，唯此为大。但军权历来掌握在冯熙手中，文明太后之所以敢于向两任皇帝叫板，就是因为背后有军队支持，挺得起腰杆。若平空白地要将冯熙的军权转移到太上皇帝手中，冯熙不会同意不说，文明太后若不高兴了，说不定有好多人要掉脑袋。献文帝隐忍不发，每天在崇光寺吃斋念佛，跟和尚们讲经说法，在宫中见到为父亲戴绿帽子的李冲也是尊敬有加，处处称呼其为先生。就这样在处心积虑中刚过了几个月，前方传来柔然部队进攻敦煌的紧急边报，献文帝一看这是个好时机，当即召开八座大臣会议，准备亲自率领部队，御驾亲征。拖着病体的尚书陆跋建议说：“敦煌偏远，又介于西、北强寇之间，恐怕不能抵御柔然的进犯，不如内迁到凉州。”拓跋弘不同意陆跋的建议，直接对太尉冯熙说：“冯卿把调兵的虎符交出来，朕要亲征西北，剿灭柔然。”冯熙受妹妹重托，哪会轻易交出军权，委婉地说：“敦煌远在万里之遥，太上皇帝刚从东南巡视回京，鞍马劳顿未消，请将息龙体。小小柔然草寇，不劳太上皇帝捉刀。”给事中韩秀也赞同冯熙的话，说：“敦煌置郡，为日已久，人习战斗，足以自全，尉多侯带兵有方，虽遇强寇相逼，短期必不致为强寇所灭，太上皇帝大可不必忧虑。”又是一颗软钉子刺来，弄得拓跋弘再无话说，只得休会。这次抢夺兵权的计划没有成功，献文帝只得再次隐忍，重新寻找机会。
果然，年底，敦煌守将尉多侯一举击破柔然万余兵众，斩获甚丰。消息传到平城，尚书陆跋一兴奋，脑溢血发作，一命乌呼。献文帝决心趁此机会对皇太后展开全面反击：他一边念经诵佛，为陆跋祈祷，借此麻痹文明太后。一边悄悄派出心腹，四处收集李冲的材料，准备诛杀面首，为父亲报仇。又一边寻找诬陷太尉冯熙的敢死队员。果然，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有人出来诬陷冯熙拥兵自重，献文帝二话不说，将其治罪。虽然没有拿到虎符，到底出了一口恶气。献文帝完成这一切之后，又一次躲进崇光宫，假意不问政事，为的是进一步麻痹皇太后。其实，他哪里知道，他身边的间谍早已将他的行踪都已秘报给了文明太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