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童书影响你一生的名著——影响孩子一生的100个语文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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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2章 《战争与和平》的创作经过

19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的俄国,正处于一个十分动荡的时代,俄罗斯的前途和命运如何,成了当时知识界普遍关心的问题。这个问题也引起了托尔斯泰的关切和注意,他想写一部长篇历史小说来回答这个问题。

1963年夏天,托尔斯泰开始写一部中篇小说,叙述1856年从西伯利亚到俄罗斯本部的一个十二月党人的故事。

由于小说中写到历史事件,作品的规模大大扩充了,出现了亚历山大一世、拿破仑、库图索夫、斯彼兰斯基等那一历史时代的著名人物。要写好这些历史人物,必须广泛地研究那个时代,了解19世纪初叶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的原因。

为了获得这类知识,托尔斯泰研究了俄罗斯和外国有关1812年战争的著作。

在写作过程中,托尔斯泰经常不断地作笔记。在莫斯科、在亚斯纳亚·勃良纳、在基辅公路上散步、在和客人围坐喝茶——无论在什么地方,他都用锐利的、好奇的眼光注视着一切,为他的长篇小说写下一些零散的笔记,积累一些原始材料。

有一次,他的新婚妻子塔吉雅娜·别尔斯忍不住问他:

“你老是往你的小本子里记些什么东西呀?”

“记的就是你们。”

“我们有什么可记的呢?”

“这就是我的事了,真实总是有趣的。”他回答。

还有一次,他对妻子开玩笑地说:

“你以为你在这儿是白住的吗?我把你的行动都记下来了。”

确实是这样,他在妻子塔吉雅娜·别尔斯身上找到了《战争与和平》中的女主人公娜塔莎·罗斯托娃的原型——自然而爽直、富有乐观精神的俄罗斯妇女的典型。他还从他的先人和亲属中寻找作品中的人物:如书中的伊里亚·安德烈耶维奇·罗斯托夫伯爵的原型是作者的祖父;彼拉格雅·尼古拉耶夫娜·罗斯托娃的原型是作者的祖母;尼古拉·罗斯托夫的原型是作者的父亲;玛丽雅公爵小姐的原型是他母亲;老公爵尼·安·鲍尔康斯基的原型是他的外祖父;安德烈·鲍尔康斯基公爵的性格,很象作者的哥哥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

不过,托尔斯泰从来不描绘丝毫不改变的肖像。有一个朋友问他:鲍尔康斯基公爵的原型是谁?他在信中回答:

“如果我的全部创作都在于依样画葫芦……我是没有颜面发表出来的。”有一次谈论他的人物姓氏时,他说道:“假如直接根据一个什么真人来描写,结果就根本成不了典型,只能得出某种个别的、例外的、没有意思的东西。而我需要做的恰恰是从一个人物身上撷取他的主要特点,再加上我所观察过的其他的人们的特点,这才是典型的东西。”

在描写战争的时候,作者结合着他曾参加过高加索的战争和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的感受,极力想从“流血、苦难、死亡”中表现真正的战争,而不加任何掩饰。

小说《战争与和平》就是在不断地删改、斟酌中诞生了,小说一出版就受到了各界读者的喜爱,成为世界文学史上一部雄伟壮丽的史诗巨著。

秋菊落英宋仁宗时,22岁的苏轼中了进士后,即以诗、词、文章知名于世。宋神宗时任宰相的大文学家王安石,对他的天资聪颖,才气横溢,也十分赞赏。苏轼少年气盛,又自恃聪明,因而就难免要闹点小乱子出来。

有一年秋天,苏轼从湖州任满回京,到丞相府去拜望王安石。他在书房等了许久,仍未见王安石回来。这时,他忽然发现书案上用砚匣压了一张写了字的素笺,便取出来看,原来是王安石的《残菊》诗,只写了开头两句,墨迹尚未全干。苏轼边看边念:

黄昏风雨打园林,残菊飘零满地金。

苏轼念完之后,暗自想道:“王荆公这首诗太不真实了。菊花其性属火,深秋开放,最耐严霜。它与春天开花的桃、李不同,只会在枝上枯萎,决不会被西风吹落,更不会花落满地,一片金黄。诗中说‘残菊飘零满地金’,岂不是太不切合实际了吗?”想到这里,苏轼诗兴勃发,技痒难熬,就提笔在王安石诗的后面续了两句:

秋英不比春花落,为报诗人仔细吟。

续完后,苏轼又等了许久,仍不见王安石回来,便离开了王府。不久,苏轼就因这两句诗的缘故而被贬为黄州(今湖北省黄冈县)团练副使(执掌地方军事的助理官)。这年重九佳节,好友陈季常来看苏轼,苏轼十分高兴,便邀陈季常同往后园赏菊。

他们来到后园,但见秋菊盛开,景象万千。苏轼触景生情,便与陈季常谈起王安石的《残菊》诗:“王荆公说‘残菊飘零满地金’

,这菊花不比春花,只会在枝头枯萎,哪会落瓣呢?”

谁知陈季常却说:“王荆公的诗有道理,黄州的菊花就是要落瓣的。”

苏轼不信:“我可没有见过落地的菊花!”

话刚说完,突然刮来一阵大风,盛开的菊花纷纷落地,一刹时,满园都是飘落的菊瓣,一片金黄。苏轼看得目瞪口呆,方才明白“残菊飘零满地金”确是事实;自己学识不广,批评王安石是批评错了。从此以后,他就注意仔细观察生活,对自己未弄清楚的事物,决不随便写入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