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国国有企业改革中对“经济人”假设的悖论性运用
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假设发展到今天，已经脱离了仅仅是自私自利的狭义经济人，从而发展成为广义的经济人，可以表述为“人的行为永远都是在约束条件下的最优行为”，本书中所指的“经济人”假设是指广义的经济人，也可以表述为是人在做出决策的时候的一种理性行为，所以“经济人”也被称为“理性经济人”。在所掌握的文章材料中，我们注意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支持和赞同或者部分同意“经济人”假设的我国学者大多是从事经济学研究的，而反对这一假设最为激烈和坚决的大多是哲学和社会学学者。比如对斯密《道德情操论》中人的本性与《国富论》中人的本性的议论是否一致的争论，也就是经济学说史上被称为“A·斯密问题”的争论。总体来说，我国学者对“经济人”假设的研究与国外学者从提出“经济人”假设到批判、完善、修正这样的顺序正好相反，我国是从不承认这一假设，到引起争论，然后在一些经济学者当中达成共识。总体来讲，当前还处于需要澄清认识、界定定义和怎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统一的争论之中。
我们认为，不承认“经济人”假设或者对这一问题认识不清，势必影响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进行和深化。比如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初期的“拨改贷”，本来以为可以通过银行贷款需要如期归还本息的规定，改变国有企业对资金使用的不负责行为，解决“软预算约束”问题，但由于国有银行与国有企业的产权都是国家的，它们并不承担借（贷）款的风险，也没有按照“经济人”假设来制约“拨改贷”的企业，结果我国的银行和国有企业之间陷入了难以解脱的债务链条当中。又如承包制与扩大经营权的改革，原以为可以通过经营承包责任制以及扩大经营权让经理对国有企业增值负起责任，但随着承包者经营管理权的扩大，由于缺乏真正所有者的约束，没有把国有企业的经理当作“经济人”来看待，一个潜在的矛盾突出来，经营者自身成为挥霍、侵吞国有财产的主要危险，后果是我国的国有企业形成了严重的内部人控制现象。
另外，现在国有企业经营者的选拔机制也存在一个对“经济人”假设运用上的悖论，党的组织部门来选拔企业的经营者，在用人机制上更多的时候是把候选人当作“道德人”而不是“经济人”，更多的时候是按照党员的标准来选择经营者，道德的标准是一个企业家的基本素质，但是作为一个惟一的标准是不合适的，因为道德具有不可衡量的特点。我们在吉林市调研的时候，吉林化纤的傅万才董事长有一个担心就是不能找到合适的接班人，我们想到的一个问题是，即使找到了一个品德高尚的接班人，还必须有一个完善的激励约束机制保证其发挥才能，所以必须引入“经济人”假设来选拔经营者，做到“经济人”和“道德人”并重。我们的国有企业在选拔经营者的时候使用“道德人”假设，这一点从查处的国有企业领导者腐败的事件中可以看到，很多时候我们的媒体都要加上一句话：“某某辜负了党多年的教育，没有抵制物质等的诱惑等等。”我们知道腐败现象并非我国特有，但是在我国确实大规模存在，个人原因是一个方面，但作为一种普遍的现象，一定是我们的人事体制出现了问题，不承认个人有追求个人利益的“经济人”假设，应该说是一个重要原因。这一点不明确，就不可避免地出现在这种——“选人上的道德人，激励上的经济人，约束上的道德人”等一系列自相矛盾的悖论。
二、承认“经济人”假设是国有资产管理深入改革的前提
1.承认“经济人”假设是选拔国有企业经营者的前提。
我国传统的计划经济和国有企业制度安排之所以低效率，而市场经济和公平竞争的企业制度安排之所以高效率，其根本原因在于这两种制度安排的人性假设前提不同甚至相反。以市场为分析对象的现代微观经济学明确地肯定“经济人”假设，认为人首先是“自利”的，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虽然“经济人”假设自提出以来不断遭到非难，但是，由于它符合大多数的人性本质，获得广泛的经验支持，所以它在非难中得到不断发展，由单维“经济人”发展到多维“经济人”，由无限理性发展为有限理性，而以“经济人”假设及其发展所作的制度安排及演变，其效率也得以不断提高。
国有企业改革以来，“打破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拨改贷”、“剥离企业社会负担”、“政企分开”、“让企业成为自负盈亏、具有自我发展能力的法人”等种种改革尝试，改革的过程就是一个逐渐承认“经济人”假设的过程。从理论层次上说，我们在沿着一条使资本回归其逐利本性的前进过程，这个本性职能就是价值增值。传统的计划经济机制不承认“经济人”假设，贬斥“自利”行为，强调个人、企业、国家具有一致的整体利益，个人利益和局部利益都要服从整体利益，人们之间的关系是“同志式”的协作关系。在这种前提下，提倡自我牺牲、集体主义精神，要求人们“无私地”为实现国家的资源配置计划和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而忘我地工作。由于这种人性假设不符合大多数的人性本质，使大多数人的真正追求受到压抑，“经济人”行为在计划经济机制的约束下，只能以扭曲的形式顽强表现出来，如传统国有企业中普遍存在的职工出工不出力、官商官工作风等，从而导致了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的低效率。为了变低效率为高效率，国有企业要改革，要进行制度创新。而要改革，要创新，必须首先改变对人性本质的认识，必须承认大多数人是自私的，都是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在此前提下，对国有企业制度进行创新性设计。当然，我们并不否认，有些人确实具有集体主义、共产主义、大公无私、“为人民服务”等高尚道德情操，但这毕竟是少数人的追求，不能作为现实制度设计的人性依据，而只能是提倡和鼓励的方向，这一点已经被我国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所反复证明。
一个企业成功与否，关键企业家的才能至关重要，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一个国有企业的经营者的能力和敬业精神成为企业生死存亡的关键所在。我们不否认我国国有企业的经营者做出的杰出贡献，但是，他们成就的背后不是一个良好的选拔机制带来的，他们的脱颖而出带有太多的偶然因素和自律因素，可以说是少数的成功建立在多数的失败基础之上。所以应该反思我们的选拔机制。国有企业的企业家如何选拔的问题十分重要，有一个良好的激励机制是企业家发挥其本身潜在能力的一个充分条件，但是，这一判断隐含的一个假设就是，企业家是真正的企业家。我们遗憾地看到，我国国有企业经营者的选拔和任用还不能保证所选的经营者能够称为“企业家”。现在的国有企业的经营者很多都是组织部门任用的，要经过企业工委，国家作为出资者，选拔经营者本来无可厚非，但是由于国有企业存在所有者实际上缺位的现象，选拔出来的经营者很容易与选拔他们的官员达成合谋，不能够保证把具有真正才能的、可以称为企业家的人选拔出来。
2.“经济人”假设是设计激励约束机制的逻辑前提。
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建立与现代企业制度相适应的收入分配机制，形成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贯彻《决定》的精神，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企业如何建立健全经营者激励和约束机制，对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在我国，由于“所有者缺位”及体制原因使得此现象表现得极为突出，国有企业效率低下，脱困目标难以实现，一些经理人员的“在职消费”过度膨胀，侵占和转移国有资产，短期行为严重。由于国有企业没有充分按照“经济人”假设来安排国有企业经营者的激励约束机制，在权力不受监督的情况下，经济人的本性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我国国有企业经营者实行60岁退休的制度，因此出现了我国特有的“59岁现象”，因为在59岁之前，国有企业经理人员的“经济人”本性主要体现在在职消费以及借助国有企业搞好的政绩，在我国传统的官本位体制下，国有企业经理人员更注重升官的激励。但是59岁面临的问题是，在退休之后预期自己将不再享受在职消费，也不再会有职位升迁的机会。长期以来对经营者的激励又不足的情况下，很容易使经营者产生退休之前侵吞国有企业财产的动机，在约束机制不健全的基础上，“59岁现象”也就可以解释了。而且由于我国国有企业存在所有者缺位的问题，建立一套完善的激励约束机制就更为必要和迫切。
“经济人”行为是现实社会中一种普遍的存在，企业经营者作为人也不例外，并不因为他占有一个总经理或董事长的头衔，就会使“人性”有所改变。不管他是在私营企业当老板，还是在国有企业任职，假如有可能，他总是倾向于选择给自己带来更大满足的决定，即使该选择与另一项将少给他带来一些满足的决定相比，该决定不甚符合公共利益，他也会这样干。因此，这就存在着经营者利用手中的权力侵犯所有者利益的可能。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信息不对称，代理人形成的“内部控制”就更为严重。这就可能使经营者侵犯所有者权益的动机行为化。对于建立国有企业经理人员的激励约束机制，承认“经济人”假设是一个逻辑的前提，这一问题也是与人力资本的私有产权特征相联系的。从人的角度来讲，要承认国有企业代理人的人力资本的私有产权属性，压抑或者不承认国有企业代理人（经理）的人力资本的私有产权，它就会以歪曲的形式或者破坏的形式表现出来，这就要求在设计激励约束机制的时候，一方面要体现人力资本的价值，对其贡献进行激励，使其个人目标与企业的目标趋向一致；另一方面要形成对代理人的约束机制，比如建立经理市场、按照市场原则来选拔经营者，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要建立完善的事前预防和事后纠正机制。
3.以“经济人”假设为前提深化国有企业产权改革。
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是采用渐进的方式进行的，随着改革理论和实践的深化，进一步认识到了产权的重要性。在国有企业改革全面铺开的情况下，名义上国有产权是全体劳动人民所有，由国家作为代表，然后由政府来行使所有权，具体到各部委和地方政府条块管理我国国有企业，从委托—代理关系上来说，存在“代理链过长”的问题，增加了代理成本和出现“败德”行为的可能性。这种模式表面上看产权是清晰的，但是国有企业改革现实中出现了国有企业财产谁也没有真正拥有，谁也不对其真正负责，造成了大量国有资产流失的现象，有的甚至把国有企业掏空到了濒临破产的边缘。这种现象推其根源正是没有充分考虑“经济人”假设原则，没有充分认识建立防范机制，在没有硬性约束下，他们会从自利出发，不惜损害国家财产，从外部效应中使自己利益最大化，因为国有企业的代表（负责人）由于不是产权的所有者，他们就不对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发自内心地予以关注。国有资产产权界定不明晰，主体不明确，产权没有最终界定到具体的对象上。在产权界定中没有充分考虑“经济人”原则，单纯靠委派代表，注重思想政治工作，忽略了在现实生活中“经济人”选择的是个人利益最大化。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措施从根本上讲，就是为了使国有企业发挥应有的效率，解决“经济人”原则的自利最大化和国有企业产权公有的矛盾，应采取多管齐下的方法，使产权界定与“经济人”原则处于一种最佳的均衡状态。
“经济人”假设在现代经济学中的前提假设地位是不断发展而来的，有其理论上的合理性。我国要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传统文化中对于道德的强调要远远重于对利益的强调，这对我们认识和接受“经济人”假设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和偏见。通过对“经济人”假设历史发展的研究，我们认为“经济人”行为是现实社会中一种普遍的存在，应该成为我国国有企业深化改革和制度创新过程中必须承认的一个基本前提。我们的任务，就是在承认“经济人”假设的前提下，通过建立一种恰当的机制，在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过程中，使“经济人”追求自身利益的行为客观上有助于社会整体目标的实现，为在新的时期进一步推进我国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和建立国有经济新的实现形式提供理论依据。
本书首先对国有经济及其相关概念进行了界定，认为国有经济应该在宏观和微观上双重加以界定，然后对国有经济存在的理论依据进行了归纳总结，认为国有经济在世界范围内存在有其共同性的理论依据，对国有经济的功能进行了分析，通过国际上国有经济实现形式的横向考察和我国国有经济实现形式的历史维度的纵向历史变迁，分析了我国国有经济实现形式的发展方向和路径选择，并对如何建立与国有经济新的实现形式相对应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体制进行了探讨。
笔者认为，国有经济在宏观上包括一切归国家所有的资产，因为所有制关系从广义上说就是生产关系的总和，所有制关系体现为人们在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各个环节中的关系，所以国有经济在广义上包括人们在国家所有的经济成分之中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各个环节上关系的总和；在狭义上主要指国有企业，但是国有企业并不等同于国有经济，国有企业是国有经济在微观上的一种表现形式。
在国有经济存在的理论依据上，从国有经济发挥的功能来看都有其共性和不可替代性，虽然国有经济在规模和数量上各个国家都不尽相同，但是必然有其共同性的理论依据：国有经济提供公共产品理论；国有经济存在于自然垄断行业理论；国有经济有利于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理论；国有经济有利于国家安全和实现国家战略目标理论。同时，我国国有经济的存在还有其特殊性的理论依据，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我国国有经济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的理论；我国国有经济有利于执行国家主导的产业政策理论；我国国有经济控制力理论。
在计划经济赶超战略时期，我国国有经济的功能被盲目推崇达到了异化的程度。现阶段我国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国有经济的功能要重新界定和判断，对我国国有经济功能的认识从异化到回归的同时，也不能仅仅满足西方国有经济的功能。在转轨时期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国有经济在动态中更好地体现控制力功能；国有经济在转轨时期克服市场失效的功能；国有经济协调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功能；国有经济承担支付制度变迁成本的功能。
从国际上来看，国有经济实现形式的探索一直在进行当中，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以及转轨经济国家都有其特殊性，但是也不乏有一些可资借鉴的成功经验；在对我国国有经济实现形式转变的历史进行分析的时候，认为以前更多的是关注企业形态的国有资产，新的国有经济实现形式还需要关注其他形态的国有资产，为了更好地发挥国有经济的功能，新的国有经济实现形式应该有更多企业形态的国有资产转化为货币形态，进而投入到公共产品形态或者资源形态。新的有效的国有经济实现形式要有利于实现国有资产各种形态的良性循环，形成一个动态的进入退出机制。
整个国有经济实现形式的原则要体现在与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的规定相符合，国有经济需要控制的行业和领域主要包括：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自然垄断的行业，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重要骨干企业。在这些行业和领域具体划分的基础上，对国有独资、国家控股、国家参股等国有经济实现形式进行分析和探讨，认为，目前占主体的国有独资公司将成为国有经济过渡和特殊的实现形式；国有控股公司将成为国有经济必须存在和控制领域的主要实现形式；以自然垄断行业为例的具体分析，说明从独资到控股已经是我国国有经济实现形式的一个转变；国有参股公司将成为竞争领域国有经济实现形式的一个发展方向。
为了适应新的国有经济实现形式，在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上也要与之相配套，对中央政府和省、市（地）两级地方政府设立国有资产管理机构的原则和实际实行进行分析。特别是在新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的体制框架内，提出要按照“经济人”假设来选拔国有企业的经营者，通过构建新的激励约束的制度框架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来保证国有经济新的实现形式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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