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校园
美国某学院的学生因为考试不及格，带着枪闯入教授办公室，射杀了数名教授，而后举枪自尽。一时间舆论哗然，有人半开玩笑地说，为了人身安全最好不要给学生不及格。这件事情算是极端事件。在美国校园中学生确实拥有很多自由，对学校而言，他们是消费者，是学校的主人，甚至有权力决定老师的前途和命运。这样一来，为了获得学生的好评，老师们减轻作业量，打高分，上课的时候不能用贬低性的词语，还要不断地夸张地褒扬。要是批评了学生，他们会毫不示弱地回敬“我是交了钱的”，而其他的老师会觉得你没有仁慈的心。
美国学生校园狂欢
这只是美国校园中形式上自由的某种体现。美国文化的起点是欧洲正统的加尔文清教传统，具有基督教一脉相承的宽容，主张宽容与饶恕，人们要彼此谅解，彼此原谅，相互鼓励，很少批评或打击报复。但是，早期移民们来到新大陆时所面临的艰难处境，迫使他们不得不注重实际，一种务实、顺应自然的美利坚精神破土而出。美国大学所独有的自由教育理念，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伴随着实用主义哲学体系浮出水面。美国独立之前，整个高等教育完全是英国教育的移植，注重通识教育，也就是批判性思考能力、广博的知识、对他种文化的广泛理解和基本的专业能力等。后来，先是学习法国，发展公立高等教育，尔后采用德国模式，创办了研究型大学，促进了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学术自由思想在德国的大学里获得了保障，并且被写入宪法：“科学和传授科学应该是自由的。”后来真正秉承了自由教育并有所发扬光大的，正是美国。美国大学为争取大学学术自由的斗争，促进了学术自由的制度化。今天，学术自由已经成为各国大学认同的一种理念。美国宽容的文化氛围为高等教育发展自己的特色提供了一个宽松的外部环境。另一方面，大学的多元化又使得美国大学以百花齐放的形态，独具个性化的理念成为一个个独有的文化体系。美国的民族特性，投入与产出的衡量，通过大学培养未来纳税人的目的，服务地方的办学理念不断向外界辐射自己的能量，影响了美国校园的宽容文化。美国文化是一种兼容性与宽容性很强的开放文化。美国的高等教育也多元化，既是美国宽容文化的体现，也是美国大学自主生长的结果，美国大学自主性地生长，美国大学在行政、财政和学术等方面都有相当大的自治权。
在美国的高等教育机构中，特别是研究型大学中，来自各个文化的人们融洽相处，学校强调人的个性发展，提倡宽容学生偶然的过失，理解学生偶然的误解，保护学生的人格尊严，尽量发展他们的长处。这比纠正错误更重要，不能因为受教育者存在问题就扼杀其个性的发展，鼓励创新、与众不同等。此外美国人是个天生好动的民族，迁徙频繁，哪里有机遇，就往哪里移居，最广为人知的就是西进运动，经常迁移帮助人们扩大眼界，使他们对面临的种种现象更具包容性、开放性，并且一直延续着开拓进取的精神，今天的美国大学生依然保持着开放性，热衷于展现自己，热衷于不断进取。真正满足大学和教授需要的资源，对于学术自由的实现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比如，给教授薪水予以足够的财政支持，给科学装备、研究费用、图书馆、房屋等足够的财政支持等。更重要的是，给大学校园以学术自由，不受政治权力干预。在“二战”期间，政客们利用政府和立法将左倾的学者驱除出大学，对学术自由进行限制。教授因发表对战争问题的看法而遭解聘的事件大量出现。教授的言论自由被严格限定在现行的法律范围之内。美国大学教授协会拒绝为采取任何形式的反战活动的教授提供保护，无论这种反战活动是合法的还是违法的。此外，对德国和奥地利血统的教授进行了特定的限制。教授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怀疑，不要公开谈论战争，在同邻居、同事和学生的交往过程中，要尽量避免语言中对美国及其政府的敌意和冒犯。这种情形即使在战争结束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也得到延续，以麦卡锡参议员为首的“反共十字军”在校园内打击和迫害进步教授，要求全体教师签字宣誓，保证不是共产党人和不相信共产主义。与之相反的一个例子发生在几年前，沃特·丘吉尔是科罗拉多大学的教授，9·11事件后不久，此人出版了一本书，书名就叫《恶有恶报：对美帝国傲慢与罪恶后果的思考》。两年之后，这部“反动书籍”引发了轩然大波，大多数美国人不能接受他的观点，尤其是纽约人，扬言如果他来就杀死他。科罗拉多州长说，丘吉尔的说法“丑恶而煽动”，他要求把丘吉尔“请”出大学，丘吉尔先生顿成全国大学校园里争论的焦点。可是无论是州长还是议会都很难开除他，在校园里，总的舆论站在丘吉尔一边，几乎没有人表示认同丘吉尔的观点，但是大家都赞同大学里的学术自由。这种自由即使忍受巨大代价也要保障，因为只有在完全开放和自由的状态下，新的思想才可能没有障碍地产生交流。高等教育的目的不仅在于传递给学生现成的知识，更要激发学生敢于用全方位的甚至前所未有的思想来思考，大学的生命力正是思想的多元化，这种思想多元化制造的自由环境是教育年轻人所必需的，是开拓知识的疆域所必需的。丘吉尔先生是终身教职，这是“铁饭碗”，在美国除了最高法院法官就没有第二种人有如此待遇，其目的就是保障学术自由。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声明，要求州议会和州校董会停止因丘吉尔先生“有争议的，唐突的，可憎的”观点而威胁他的教职。丘吉尔声称，校董会解雇他是有违宪法的，他还会诉诸法庭，寻求司法公正。最后，丘吉尔先生不但没有被解雇，还举行了演讲，几十名警察在现场维持秩序，将近一千人出席演讲会，大多是他的支持者。他直言不讳，他不会因“9·11”事件的评论而道歉，他说他绝不退后一英寸。
●教授终身制
美国实行的是教授终身制，虽然这个头衔并不好拿，但是一旦被聘为教授，这个职位是终身的，要么老死，要么退休，否则不管闹出了什么乱子，大学都不得解聘。这制度并非美国所特有，而是普遍流行于欧美各国。终身教授制度是为了用职业安全切实地保障学术自由的氛围。这并不是说所有教授只要一经聘请就成为终身的了。首先，受聘的教授必须是在所谓永聘席上。某教授休假一年而出的空缺，或者大学本来就不准备设为固定性的都属于非永聘席，这样的教授职位是临时性的。即使是在永聘席上的教授要经过一个见习阶段，通过审查之后才能获永聘的教席。审查的内容一般是以被审查者出版的论文和书为主，一般不将教学水平怎样考虑在内。见习阶段一般是六年，见习教授可以要求提前审查，但不得推后。见习期间的教授大都称之为助理教授，经审查委员会通过之后，一概提升为副教授。一般来说，见习期只能有一次，不得重复，如果被一所大学拒予永聘者，既不能再在该大学任教，也不能再到其他大学去充当见习助教授。如果其他大学有兴趣予以录用，必须给予永聘职位。有趣的是，同录取学生的情形相同，性别和种族也是聘任终身教授考虑的因素。如果一男一女同时竞争一个席位，多半是女性胜出，学校不愿被指为性别歧视之险。哈佛大学某系曾因拒予一名女教授永聘职位，险而招至一场官司。耶鲁大学也出过这样的事，一位男教授和一位女教授竞争一个永聘教席。尽管系里教授大部分人都认为男教授水平远在女教授的之上，但人人都预测男教授会不敌女教授。果不其然，因为该系当时尚无女性教授，不敢冒承担性别歧视指责的风险。结果果然是女的胜出。
名校永聘席位的争夺格外激烈，有时还会闹出人命来。十几年前普林斯顿大学英文系有十来个人同时竞争一个永聘教席。其中一人在校方公布结果的前夕精神压力过大自杀，没想到自杀的这位，正是校方内定要永聘的。为争取这个保障可谓来之不易。整个19世纪，董事会或校长可以随意解雇教师，无须经过合理的程序和必要的解释。这期间因为许多美国学生去德国留学，将德国学术自由的理念带回了美国。一些保守主义者担心允许学术自由可能带来革命性的后果，威胁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开始主张对大学教师的学术自由权利加以限制，导致了高等院校与大学教师之间的矛盾。大量教师由于学术观点与校方和官方不一致而遭到解雇。引起教授终身制的源头是这样一件事。1900年，一位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爱德华·罗斯，观点激进，主张铁路应当国有，不该由私营企业把持，而斯坦福大学的创办者斯坦福夫妇正是靠建设铁路发家。斯坦福夫人还担任校董会的董事长，当然反对他的这一观点，结果自然是罗斯丢了饭碗。斯坦福大学的7名教授集体辞职，以示抗议。这件事让美国人明白了，即便在美国这样标榜思想自由的社会里，政治经济权力是会威胁学术的。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哲学家亚瑟·洛夫乔伊教授的积极倡导下，美国大学教授协会正式成立，该组织的目的就是要确保教师的学术自由。他们发表了《委员会关于学术自由和终身教授制的声明》，提出了终身教授制的原则，在他们的努力下，学术自由的思想开始深入人心，美国高校决定采取德国大学的方式，建立教授终身制，以保证学术不受政客、企业家和捐助金主干扰的权利。1994年，美国国会在《反雇佣年龄歧视法案》中又加上了新的条款，规定学校不得强迫终身教授退休，教授的位置又得到了另一重保障。终身教授虽然受人尊敬，但是收入不高，很多时候比高级白领和技术蓝领还低。不过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中，终身教职不用担心失业，这倒是一种补偿，何况每年还有3个月的假期，能够帮助大学吸引到一些优秀人才。高等教育的发展，教授成为学术职业的核心，教授有可能为了学术自由而组织起来。美国特有的崇尚自由的传统，使学术界人士所坚持的学术自由的理念在全社会范围内广为接受。近年来，教授终身制颇受诟病，一个最主要的诘责就是获得终身聘用的教授变得不思进取，既然企业里的铁饭碗会养懒汉，教授终身制难道就不会制造校园混混吗？过去20年中，哈佛大学的终身教授从533人增加到777人，哥伦比亚大学从462人增至589人。全美著名高校中，终身教授挣走79%的教学经费，高校庞大的学费收入，不是花在教学上，而是主要被用于扩充师资队伍中的权威阶层。那些已经获得永聘的教授，不管是否在教学上误人子弟，还是在研究上止步不前，校方均无可奈何。教授终身制，不但保障了学术的自由，同时也助长了饱食终日无所事事。同时，助理教授在见习期间，格外卖力地工作，同时也会小心谨慎，唯恐与系里的权威人士发生包括学术在内的一切冲突，以免影响最终的评定。再加上永聘教席名额有限，一旦饱和，无论如何才华横溢也只有无可奈何的份。结果，原本极有天分的人不得不另谋出路。美国的文科如今正面临这种饱和，一方面，学文者面临失业危机，另一方面，文科面临人才危机，看似矛盾，却是实实在在的发生了。
●学术自由与新保守主义
北京师范大学阎光才老师在《新保守主义与美国大学自由教育的危机》一文中提出：“学术自由所提倡的多元化与美国现在称霸世界所需要的一元化格格不入，历史总是具有惊人的相似性，一个国家在进入它君临天下的巅峰状态之时，它的精神总难免带有保守性和封闭性。然则这种保守和封闭对于美国、对于整个世界，以及美国的大学究竟是一件幸事还是悲哀？我们尽管暂时无法看到，但结局和命运似乎不难预料。”事实上，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教育领域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已经显示出自由派和左派在逐步退却的迹象。80年代的“唯英语”运动对于自由派和左派的基于多元文化主义的双语教育不啻是致命一击。而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家庭把孩子从学校带回“家庭学校”运动的兴起，以及宗教性的私立学校发展迅猛的势头，似乎都表明新保守主义绝非美国少数政治家的个人偏好。2001年8月9日，布什发表他就任美国总统以来的第一个电视讲话，内容是他对联邦政府是否资助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的决策。7月18日，美国参议院以63票对37票通过法案要求联邦政府扩大对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的支持。第二天，布什总统郑重其事地举行仪式，宣布否决这一法案。这是布什担任总统以来首次行使否决权，总统有一票否决权，但是布什为什么要违背民意，在这一研究上干涉学术自由呢？原来，布什在竞选总统时，为争取保守派的支持，保证当选后绝不让纳税人的钱被用于支持摧毁人的胚胎的研究。天主教的某些派别认为在受精的一刹那，人的灵魂就已产生，因此一个受精卵也是人，从胚胎中分离干细胞，要“杀死”胚胎，就等于是谋杀了一个人，是非自然不道德的，应该被禁止。
但并非所有的宗教都这样严厉，不同的宗教流派对此有不同的看法，比如犹太教徒就不这么看，体外受精产生的胚胎在植入母体之后才算人，所以不认为这种做法是不人道的，同一派别内部甚至也为什么时候算人争吵不休。实际上，这种反对毫无意义，那些用来从事干细胞研究的胚胎就算不拿来做实验，也是要被扔掉的，这些胚胎是进行体外受精时候剩下的，为了提高成功率，医生一般提取八九个卵子同时进行受精，从中进行挑选，把看上去最好的移植入母体，其他的受精卵虽然可以暂时冻起来，但过几年后基本快失去活性了也要被扔掉。在美国还有大约40万个多余胚胎正被冷冻保存着，它们的命运就是等待被摧毁，科学家们并非为了实验去刻意寻找新鲜的胚胎，而是在这些胚胎被扔掉之前，征得了主人的同意，把其中极少的一部分废物利用。奇怪的是，宗教人士们并不反对体外受精，也不反对未被选中的如此多的胚胎被摧毁，却要对科学家们没有损害任何人利益的研究指手画脚，指责那是不道德、不人道的，甚至说是在谋杀，让人觉得匪夷所思。科学家的看法是宗教信仰不应该成为限制科学研究的理由。小布什一上任，就不得不面对这场风波，既要信守竞选时的承诺讨好保守派，又不想阻碍美国的生物医学研究，布什认为他找到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美国政府将资助对已有的人类胚胎干细胞系的研究，但不资助开发和利用新的人类胚胎干细胞系。当时已有几十个人类胚胎干细胞系，布什认为这已足够科学家们研究了。但这个领域的发展还是受到了重大的阻碍。那些想要接受州政府、私营机构资助从事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的科研人员也会顾虑重重，因为根据规定，他们必须把受联邦政府资助的项目与禁止使用联邦政府资金的项目清楚地分割开，以前用联邦政府基金购买的仪器、设备甚至药品都不得使用，必须重新购买，否则就是违法。20世纪70年代，基因工程刚刚开始起步的时候，欧洲各国政府一片恐慌，视之为洪水猛兽，纷纷立法限制基因工程的研究；而美国政府则相当宽容，结果欧洲的许多分子生物学家到美国求发展，使得美国成为生物医学领域无可争议的头号强国，原来与美国平分秋色的欧洲则变成了陪衬。随着这几年来干细胞研究的进展和公众对干细胞研究的认识进一步加深，布什总统的决定遭到了越来越多的批评。参议院的法案正是这一民意的体现。布什总统不顾民意，矢志不渝，不愿做出让步。干细胞研究现在风水已经有转到欧洲之势。欧洲各国如意大利、西班牙等都允许从多余的人胚胎中开发、使用干细胞，英国的氛围更加宽松，允许专门为了开发、使用干细胞而制造人胚胎。民意调查表明，有大约70%的美国人希望联邦政府取消对干细胞研究的资助限制，已经有数名研究人员为形势所迫，不愿再这样被政府束缚手脚，从美国转向了英国。这真是讽刺，几百年前，美国的开拓者们为了逃避宗教迫害从英国来到被认为是自由之地的美国，现在他们再一次为了逃避宗教的纠缠，而回到了英国，寻找自由，英国报纸将他们比作“逆流的清教徒”。如果还有谁以为宗教与科学在现在已经不存在冲突，可以并行不悖，宗教势力和学术自由毫无瓜葛的话，干细胞风波就是最好的反证。有关人类胚胎干细胞的争论愈演愈烈，引发了一场关于学术自由的大讨论，并可能影响到美国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