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采访她的时候，她刚刚交上了辞职报告。抱歉地对我说：“我在这个公司的故事已经结束了。”我说：“那就给我讲讲你辞职的故事吧。”她低头缄默了几分钟，似在思索什么。最后用力点点头，说：好吧，我本想封存这个故事。但类似的故事在外企几乎天天上演。我的封存并不能使这类故事绝迹。讲出来也许能给人们以借鉴。但我需要申明的一点是，我故事中的人物都不是坏人。尽管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和好恶伤害了我。我也无意做一个评判师。尽管对我的故事，我有自己价值标准的评判。我只是讲一个小人物的普普通通的故事。故事应该从我进香港W公司的第一天说起——
龚女士拿着一份传真正在和一位小姐交代着什么。一抬头看见了已走到她面前的我，笑容顿时僵在了那里。我发现她在竭力调整面部肌肉，想做出个表示欢迎的表情来，但是没有成功。我装着什么也没看见，笑盈盈地说：“龚经理，我来报到了。朱先生在吗？”她目光茫然地看了我几秒钟，好像没听懂我在说什么。我又重复了一遍。她噢一声反应过来了。不知是恼我还是恼她自己，噔噔噔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我平静地跟过来，站在她的座位边，彬彬有礼地说：“可不可以叫一下朱先生？”“他在开会，不能叫。”她语气生硬地说。我笑笑，没说话，扯过一张椅子，在她身边坐了下来，一副准备耐心等待的样子。
龚女士这时已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态，忙说：“噢，你坐，你坐。一会儿会就开完。”我见她心事重重，没有再回会议室开会的意思，便找了话题和她聊起来。聊了一会儿，她问：“你已经决定来这个公司了？”“我今天不是来上班了吗？”我回答。“其实你应该去学习，学完再来工作。这公司有一个员工在学车，和老板说好学完再来的。”她显得非常关心我的样子说。我笑笑没说话。她又问：“和老板谈了多少工资？”我又笑了笑。按公司的纪律是不应该向工资的。但她既然问了，我不回答岂不是让她下不了台，就老老实实说：“3100元。”
她让我问老板要5000元。我可连提都没敢向朱先生提。尽管和这个香港W公司同时想聘我的两家公司开价都不低于这个数，但W公司不一样。我知道迄今为止，最高工资没有高于2500元的。要我提5000，除非我不想来。因为老板即便对你再欣赏，也不会开出和公司其他雇员相比太过离谱的工资。除非你是这个公司不可缺少的核心人物。而我显然不是。我想我这个人唯一的优点就是很清楚自己的定位。到W公司，我一不图钱二不图权。图得是从一个著名大公司获得一份工作经历。再就图的是老板对我的欣赏和理解。
朱先生欣赏我。这我从第一次和他见面就很清楚。我当时在一家广告公司做事。W公司委托我们搞一个宣传策划。我代表公司去和朱先生谈。W公司给我的谈话时间是半小时。朱先生很傲。一进屋礼节性地和我握了握手，就径直坐到他的老板椅上。用香港话很浓的普通话和我说起来。说话的语气同样含着一种居高临下的劲儿。我耐心地听着，敏捷地反应着，不亢不卑地迎合着，偶尔需要我说话的地方，我不失时机地推销自己推销自己的公司并且推销与自己和公司有关的知识气度和幽默。原定半小时的谈话持续了一个小时。
次日便接到朱先生助手杨智先生的电话问我想不想来W公司。
W公司的规模、实力已经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我本来已准备离开我现在这家民办广告公司，去外语学院读一年外语，然后进一家外企公司重谋发展。见此机会，便同意和杨智先生谈谈，再做决定。
杨智先生给我留下的印象很好，也许是同龄人，教育背景也相同，我们谈得很投机。他坦率地告诉我这公司也有一些弊病。但作为这么家世界型大公司，很值得来干上几年，对以后择业会有一个良好的experience（经历）。杨智说朱先生回香港了，他须给朱先生打个电话。
我便回去静候消息。
10天后，杨智通知我去某大酒店和朱先生做一次正式谈话。
见到朱先生，我一愣，发现同行的除了杨智还有一个姓龚的女士。他们刚刚驱车从外地谈项目回来。杨智把我们带到自助餐厅，说边吃饭边谈吧。
自助餐厅空位很多，龚女士却一屁股在朱先生身边坐下了，丝毫没有想让我们单独谈话的意思。朱先生见状便说：“一起吃吧。”我起身去取菜，龚女士也紧紧尾随。问我为什么想到这公司来怎么认识朱先生的准备来做什么想要多少工资。我能回答的都回答了不能回答的便说不太清楚。并真正诚意地向她请教。龚女士40岁，从年龄上她应该是我的大姐，从外表看，她也颇像一个有教养的职业妇女。我对她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尊敬。
回到餐桌，朱先生听说我以前在一家有名的国内公司做过销售。马上说：“那好啊，到我们公司做销售吧。”“那我干什么？”龚女士在一边脱口而出。我心里一动。那边朱先生已接口：“你们一起做嘛。”“您让张小姐做销售可是屈她的才了，瞧她的风度气质天生做公关的材料，应该让她做公关去。”龚女士一副为我打抱不平的劲儿。“没关系嘛，她可以公关销售一起做嘛。”龚女士马上表现出欣喜的样子说。好啊，来吧，欢迎欢迎。“然后她找了个话题开始神聊。时间在这无聊的话题中一分一秒过去。我心里暗暗着急。给我的面试时间只有一小时，而龚女士却丝毫没有住口的意思。杨智见状说要去弄一下车先离开了。龚女士还在侃。当时间只剩下5分钟的时候，她好像恍然大悟地说：我去一下洗手间，你们单独谈谈吧。”可5分钟能谈什么？没说两句，杨智就回来了。说车已弄好准备走吧。龚女士也回来了，口里还嚷嚷：你们谈的怎么样？我见事情弄成这样，连工资待遇都没谈，谁能做出决策？而朱先生明天就回香港。我问朱先生可否下午找时间谈半小时。朱先生连说可以可以。然后他上楼去换衣服。龚女士热情地让我跟她先回公司等朱先生。我问她朱先生下午什么时候有时间。她说一下午都有。我一看她拿出日程表说不是要开董事会吗？她噢一声说：取消了。我便放心地跟她回公司。一路上她告诉我W公司许多问题劝我能另谋高就，真要来也要多向老板要工资，不可低于5000元。我一直迎合着她，但心里对她的用意已很清楚。
到W公司，龚女士让我在一间空屋里等着，说一会儿朱先生回来她打电话叫我。我等啊等，一等就是一个半小时。一看表快5点了。就准备离开。一出门遇到杨智。看见我，他奇怪地问：“你不是走了吗？”我说龚女士让我等着呢。他说：“别等了，董事会一时半会儿开不完。”“董事会不是取消了吗？”“谁说的。”杨智说完匆匆回到会议室。
看来龚女士是想让我失去最后见朱先生的机会。
而见不到朱先生，我怎么可能来W公司？
可我什么地方开罪了龚女士了呢？
我百思不得其解。心情沉郁的厉害。不愿去面对一个可能的敌手。可W公司又的确是我人生路上的一个机会。朱先生又是这么一个高智慧的老板。
一时间，何去何从，我很迷惘。
杨智来电话了。说老板愿意聘我。工资给了我除杨智、龚女士外最高的工资。职位为经理也没问题。问我何时能来上班？
不知为什么，对杨智我有一种信任感。就把自己对龚女士的顾虑说了出来。他说：“我知道她不愿意你来。不过你不必介意。工作嘛！”我说为避免矛盾我希望朱先生能和我明确我的责权利。因为在一个对我充满敌意的女上司手下做事，这是我目前想到的唯一可以保护自己的措施。
杨智让我给香港打了个电话。电话里，朱先生声音严肃得像个老板。说职位、工资没问题，但不服从龚女士的领导是不可以的。我说我当然服从领导但我希望了解我的责权利以免工作扯皮大家不愉快。他说我过于多虑但又表示对我的顾虑理解。这电话打了半小时，我们谈得很不错。末了，我还开了句玩笑问：“我像不像一个体贴上司的助理？”他说：“你像总经理。”说完哈哈大笑。
就这样，我成了W公司的Sales Manager（销售经理）。
我以我的工作角色第一次直面龚女士极力想掩饰但掩饰不住的敌意。
但我并不在乎。我受聘于老板，只要老板欣赏我，在工作上能用我，我勿须顾及其他。而且以我一向的为人之道，总相信凭我的真诚、善良，能消除龚女士由于不了解我而产生的敌意。都是为老板打工嘛，何必呢？
可事情远没有我想的那么简单。
人生中的许多事，光靠真诚、善良是没有用的，尤其是竞争环境下。如果眼前只有一碗饭，原来一个人吃是丰衣足食的，而你的到来，使一碗饭要分出一半给你，那么不管你再真诚、善良，也不会受那个人欢迎的。更何况，当那个人认定了，你不仅要分去他这半碗饭，有可能哪一天，你会把他那半碗也要夺去，他对你的敌意便不能是一种真诚、善良的品德所能消除的了。
因此当进公司第一天，杨智给我介绍公司情况，说我是朱先生聘的唯一一个经理级员工。这公司虽然五脏俱全，好歹应该有四、五个部门经理，但老板一个也没给职位，工资也没我高。又告诉我杨智和龚女士是这家公司的创始人。杨智主管行政财务，龚女士主管业务。所以目前情况下，她是公司业务部实际意义上的部门经理。
我突然明白了龚女士敌意的缘因。她是业务主管，老板又聘我做销售经理，这对她意味着什么？尽管我做事虽求完美但无野心，但谁信？
尽管我小心翼翼避免和龚女士产生摩擦，但冲突还是不可避免地来了。
事情起因不大。
进公司一个多月了，作为业务主管也不分配给我任何工作做。业务部除她、我外还有秘书三个人，竟是两个格局。业务方面的事，她一概带着秘书，回避着我。我很窝火，但也无奈，便帮杨智做一些公关方面的事。见我帮杨智做事，龚女士那边又不平衡了。觉得我是她部门的人，怎么不帮她做，却去帮杨智。于是便开始时不时地即兴驱使我去这个展览会取资料，去那个展览中心看展览。而且事先并不与我商量，也不问问我手头有没有事。常常当着秘书王小姐“交待”工作。一次二次我忍了，三次四次我也不客气了。说：“这件事王小姐去就可以了，我手头有事丢不开。”当我这么说的时候，我感觉到她的恼怒，但她强忍着没有发作。
又一次类似的事发生了。我正写一份报告，她让我下午和王小姐去展览会。我问可不可以明天去。她说不行。我便说：“我下午有事。”她当时的脸阴云密布。冷冷地说：“请来一下会议室。”
我们开始了第一次正面交锋。
“知道吗张小姐，如果一个人侵犯到我的工作利益，我是会奋起抗争的。”龚女士竟然开门见山地点到了问题的实质。
我笑了。说：“我怎么会侵害到你的工作利益？你是我的上司、你给我分配工作，我服从你的领导。”
“那为什么我让你去做的事你不去做？”她说。
“我认为你并不尊重我。我是作为经理聘来的。并不是你的第二个秘书。我觉得做什么事，你至少应该事前征求我的意见，而不应该当着秘书面对我颐指气使。”
“我是把你当成朋友。否则，换别人，我让他们做什么就得做什么，何用商量？”
“这就不对了。”我笑着说：“这是在外国公司。除了老板，大家都是打工仔。谁受得着谁的气？互相尊重互相合作，没有什么不好商量。如果你不尊重别人。别人凭什么尊重你呢？”我真诚地说：“龚经理，你比我大10多岁，我是把你当成大姐来尊重的。你比我经历的事儿多，你完全可以把我当成一个小妹妹来对待。我们之间为什么你争我斗，让别人看玩笑呢？要知道两虎相争，必有一伤。”
龚女士说：“那不一定。”说话语气没有刚才激烈了。但还是说：“我相信在我和你之间选择老板肯定选择我而不是你。毕竟我已经为他工作了一年多，他得依靠我做市场。”
我说：“老板选择谁除了老板我们谁都不知道。在不知道之前各人的比率占50%。我要说的是，我们为什么要让老板去做这样的选择呢？更何况如果我离开了，是不是老板就不会再聘经理呢？都是谋生，都是替老板打工，何必相煎太急。我这个人，并没有野心。也没想过在这个公司有多大发展。我只是挣我的一份工资，完成我的一份工作。而且我愿意和你合作，配合你做工作。”
龚女士听完我这番话，平静多了。说：“这得怪老板。你评评这个理。他聘一个销售经理，居然不和我商量一下。我是主管，可我手下的人都不是我找的。都是他聘的，让我怎么管理？再个了，我在公司实际上就是个部门经理，他又聘个经理什么意思？我想任何人面对饭碗可能会丢掉的危险，她能不抗争？”
我问：“为什么你认定了我会抢你的饭碗？”
她说：“如果你能干我的一切工作，老板何必不聘一个工资低的人，而去聘一个工资高的人？”
我沉默了。她说的不无道理。她的忧虑不无道理。一时间，我对她的怨气全消。想想谁活着都不容易。就说龚女士吧，这一个多月，她所承担的精神压力远远胜于我。我相信我了解她。我了解她强悍的外表下的不自信。否则，她不会对我的到来持这种敌意的态度。从某种程度上说，我很同情她。她对这份工作的需要程度远远胜过我。因为她年纪大了，很难再有什么机会。而我年轻，生活刚刚开始。我并不怕失去这份工作。但她怕。一切的一切都因为她怕，因为她不自信。
于是我说：“龚经理，不必顾虑太多的东西。至于对我，我不是来抢你饭碗的。而理智的说，只有我们合作，大家才不会丢掉饭碗。如果我们再这么打斗下去，逼着老板在我们之间做个什么抉择，那我有走的可能性，而你同样存在这个可能性。而我们合作，好好地把工作干好，这种可能性可降低到最低限度。”
她不加思索地说好。
我相信我们这番谈话并不能打消她的疑虑，但我希望我的真诚能消除了对我的一些敌意。
表面看起来我们之间的矛盾有所缓和，但只有我才清楚，这种缓和是极其脆弱不堪的，一点点风吹草动，就会促成我和她的关系骤然紧张。
龚女士永远不会明白我的思维。她做事只看功利效果，不看长远。因此我按自己的方式做事便常常不得不忍受她的诘难、唠叨。诸如：“别请人吃了这顿饭，什么事也办不成”，“别送了礼，人家事办不好”……等等。我实在厌烦。人的思维真是只能靠灵犀，而不是靠解释的。解释于我真是一件苦之又苦的差事。杨智和朱先生属于那种有灵犀的人。我和杨智也合作做事，但几乎没发生过任何冲突。而和龚女士，怎么这么累？
朱先生一次来京，问起我的工作，我一副愁眉苦脸。朱先生一听便知端倪。便说没想到龚女士这么不自信。我怎么可能不给她饭碗。这是个大公司。只要没有大错，只要你尽职尽责，公司一般不会解雇人。除非你辞职。我问朱先生我并未招惹她她为什么这么忌讳我。朱先生说你的存在对她就是一种威胁。我大呼冤枉。朱先生劝我不要太敏感。我说敏感有什么不好？他说别人只是凭本能做事而你已经从本能中得出逻辑思维推理，何必什么事这么明白给自己带来烦恼。说心里话，我佩服朱先生的敏锐和犀利。这是我们第一次面对面认真交谈，但感觉极易理解和沟通。我无需向他解释什么说明什么。朱先生会是我的好老板，可惜他不在北京。否则我会从他身上学很多东西。
我对朱先生印象很好，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来W公司是为了朱先生。因为他能在短短的时间里了解我欣赏我并且敢聘用我。自古有“士为知己者死”。我对朱先生没这么严重，但在人生自我奋斗中，我深深感到要遇上一个能识我又敢用我的老板真难。因此我十分珍惜这次工作机会。要不是遇上了龚女士，要不是把我放在了这么个微妙的位置，我想在W公司，我的能力在一定程度上是能得到施展的。因为朱先生相信我的做事能力，敢把工作交给我做，并且尊重我的做事方式。可惜朱先生远在香港。把我放在了一个完全不懂我思维不说，还常常要对我做的事评头论足，制造干扰因素，而我还须服从她的领导的龚女士下面，这种痛苦不是身临其境是难以感受的。
也许朱先生能感受。如果他在北京。可他不在。而且他太忙。中国几个大项目都是他在管。他的精力根本无暇顾及具体的公司事务。只是偶尔来北京了，才会觉到点什么。感觉到了，也只能和一和稀泥。有时，连和稀泥的时间都没有。
因此，我依然得直面龚女士。
而我渐渐发现，我和她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
在我和秘书王小姐之间，她义无返顾地选择了她。而在我和龚女士之间，王小姐义无返顾地选择了龚女士。因此在这个部门，我相当孤立。其它部门的人也明白就里，议论起来，也说业务部的王小姐都成了她的私人秘书了。
我并不在乎她和王小姐对我怎么样。你们要回避我，好，我不介入你们的工作。你们不想让我知道的事，好，我不去关心。我自己选择业务选题，做自己的工作。当然，我的工作，她们颇想参预，但苦于插不上手。于是，她们也把她们的工作看得紧紧的，生怕我分去他们的“劳动成果”。我觉得极没劲。从内心说，我希望用平视的目光去对每一个人。但是我常常不由自主地鄙视人类一些卑下的行为。这并不是我自己有多伟大。再伟大的人也难免有卑微的时候，更何况我们芸芸众生。但有一点我引以为自豪的是，我很本色，我不虚伪。对于我优秀的地方，我不会放过自己的机会；对于我的弱点，我也不怕谈及。这往往，给我的敌人提供了攻击我的口实。可我不在乎，我也不解释。当我意识到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是一种自然天成的时候，我已经懒得解释了。
于是，矛盾又开始迭生。
一次展览会，我们公司的产品在那儿展览。当龚女士和王小姐忙于收客户名片，并为之而沾沾自喜的时候，我已把这个产品的市场跃然在胸，而且已经了解到从何处去寻找这些客户。于是，我没有去和她们一样收这些名片。这些名片，客户会给我们，也会给我们的竞争对手。因此，重要的是发现对我们产品感兴趣的潜在客户。于是展览会上，我表现缄默的时候多。而我的缄默惹恼了龚女士。她认为我工作不积极不认真，不如王小姐。因为此，她们认为此次展览会功劳全是她和王小姐的，不愿让我染指。因此原定展览会结束次日，我们应该一起分析展览会资料，写出报告，向老板汇报。她却谎称她和王小姐要轮休一天，让我也不用来了。我于是休息了一天。
不料，次日上班，考勤表上她俩的名字跃然纸上。而我的名字被朱先生重重地画了个圈，旁边批注“为什么不上班？”周围的同事告诉我，她们昨天忙着整理名片、资料，给香港写了报告已经传真过去了。我当时只觉得血往上涌，有一种被愚弄的感觉。我向杨智说了情况，杨智也不好说什么，只说朱先生若问，他会帮忙解释。
但事已至此，解释有何用？
这件事因为朱先生的批注闹得公司尽知业务部内部分歧。龚女士次日来后，也感觉到我的愤怒。于是解释了半天。
我正色说：“这种事再发生，除了让别人笑话，没有任何其它效果。”我认真向她表示。我这人很倔的。我要干什么事，就会认真去达到我的目的。在业务部也一样。我会长期认真干下去的。不管遇到多大困难？
表面上一场风波过去了。但只有我知道我和她之间没有结束的时候。
通过半年和龚女士的接触。我发现，她是一个很麻烦的女人。能力有限，却抓权。她不仅和我斗，还和杨智斗。只是因为杨智是朱先生的助理，她无奈而已。但对我，随着她从朱先生那儿获得能保住饭碗的允诺后，随着我对她从形式到内容的服从命令的态度确实以后，她也正而八经地摆起她业务主管的架势来。不时地跟我强调级别问题。由她直接对香港，我对她。而同时，她又不让王小姐按级别对我，依然和她伙在一起做事。我太理解她的心态。她是这么地希望在公司被尊敬、被认同，希望有一种名副其实的权力。可是人的威信、认同靠的决不是职位，而是你做的事，你的能力。如果你没有，那就不要去追求什么权力，否则除了贻笑大方，没有什么更多的东西。我的经历教会我的是，当你是个人物的时候，千万不要把自己当人物看；当你不是人物的时候，也不必有自己不是人物而自卑。因此我遇荣不宠，遇辱不惊。我并不在乎人们对我怎么评价。是好是坏，我都是我。
可遗憾的是，我不把自己当人物，可龚女士他们太把我当人物了。琐琐碎碎的摩擦中，我觉得很累，感觉内力在消耗。这决不是我来W公司的初衷。
这依然得怪朱先生，如果他能让每一个人责权利分明，让每一个明白自己的定位，各司其职，这些摩擦是可以避免的。而目前似不可能。朱先生是个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人。这种管理公司的方式其实是对公司恶习的一种纵容。恶的东西得不到抑制，善的东西怎么可能发扬？在他的思维中，他希望维持现状。因此，他不会解雇龚女士，也不会解雇我。在我和龚女士关系上，他采取了一种和稀泥的方法。并且几次想把我调离她的管辖下，以避免矛盾。但这种和稀泥的行为本身，已经伤了我的自尊心，打击了我的积极性。尽管我很清楚，从个人意义上讲，朱先生欣赏我。但是问题是我和他是雇员与雇主的关系，而不是朋友。作为公司关系，不扬善抑恶，是会失去民心的。
于是，我决定对朱先生说一声抱歉了。尽管我这么想在W公司做下去；尽管我这么感激朱先生的伯乐之举（那怕是即兴的）；尽管我这么感谢朱先生在W公司为我提供的较之别人优厚的条件。但是，一个公司不会用人，就不会是一个有活力的公司。在一个没有活力的公司做事，钱挣得再多，也是对人力的一种浪费。所以我选择了走。
至于龚女士，我的走于她无疑是欢欣鼓舞的事。我还记得当我把辞职信递过去让她签字的时候，她甚至来不及问我一声辞职后干什么，一把抢过信，迫不及待地签了字，生怕我后悔。末了，还问一声要是朱先生不批怎么办？我坦然地笑了。我说朱先生会批的，因为他会知道我为什么走。即使他不批，我也会走的。但我没有留给她的话是，我走了，再来一个比我还能干的李小姐、陈先生怎么办？再重演一遍类似我的故事？如果故事的结果是另一种结局呢？
但这已经与我无关。
我就要去一家欧美大公司就职了。W公司的经历会成为我一个很好的前车之鉴。我希望我去的新公司多一些朱先生和杨智，少几个龚女士和王小姐。我想结局应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