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政治思想体系提出以“德”为标志的政治伦理准则。《易·乾》：“见龙在田，德施普也。”《史记·秦始皇本纪》：“平一宇内，德惠修长。”“德”，是治世的象征，又特别用来体现“圣贤”之治的完美。德政，后来又成为各派政治思想共同赞美的政治形态。《尚书·盘庚下》：“式敷民德”，《大禹谟》：“德惟善政”，“好生之德洽于民心”，“惟德动天，弗远不届”，《旅獒》：“明王慎德”，《毕命》：“惟文王武王敷大命于天下”……，《尚书》凡25000余字，“德”字竟234见。《韩非子·难一》：
舜其信仁乎！乃躬藉处苦而民从之。故曰圣人之德化乎。
“圣人德化”，体现出“德”作为政治属性及政治家品性的公用符号的意义。
“德”，长期成为有志于成为政治家的人们修身立志的标尺。《礼记·中庸》：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
《易·乾·文言》：
子曰：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知至至之，可与几也。知终终之，可与存义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骄，在下位而不忧。
必须诚意、正心、修身，然后才可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也就是所谓“明明德于天下”。
对于从政者提出严格的道德修养的要求，可能也是中国政治的独特之处。
“圣贤”，几千年来一直为历代政治家们树立起崇高的人格的典范。在儒学经典《孟子》中说道：“圣人，人伦之至也。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二者皆法尧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尧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尧之所以治民治民，贼其民者也。”“圣人，百世之师也”，“奋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闻者莫不兴起也。非圣人而能若是乎？”“圣贤”所确立的行为标准又成为不可背离的规范，“由百世之后，等百世之王，莫之能违也。”
曹交曾经问孟子：“人皆可以为尧舜，这种说法能够成立吗？”
孟子答道：“确实是这样的。”孟子还曾明确地说：“尧舜与人同耳。”他认为，“舜为法于天下，可传于后世”。他还曾指出，古代的圣人和后代的圣人，其道路是相同的。
显然，孟子颂扬前代圣人的目的，是在为后世的政治家提供遵行模范的政治伦理的崇高的榜样。
必须承认，孟子的这种政治宣传，取得了极显著的收效。我们在上文曾经引述《孟子·滕文公上》中因人无教而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于是“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那段话，“五伦”的观念，就是孟子首创，这种观念对中国社会文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并且奠定了中国伦常观念的基础。以舜为孝子的典型，也肇始于孟子。孝道观念的初倡虽然不始于孟子，可是孟子对孝道观念有很重要的发挥，为舜虚构了几则流传甚广的生动的孝亲故事，就是发挥的方式之一。因为孟子的宣传，后世“二十四孝”的故事中，舜被列为首位。
当然，儒家对“圣贤”的推崇，在某些方面因过于理想化而难以在政治实践中效行。例如，所谓“无为而治”，所谓“逊位禅让”就是如此。
《论语·卫灵公》：“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对此，董仲舒解释为舜按照尧的既定方针行政，“言其主尧之道而已”，以为“若夫大纲人伦道理政治教化习俗文义尽如故，亦何改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改正朔，易服色，以顺天命而已，其余尽循尧道，何更为哉？”这种理解，当然未必合于孔子原意。经过这一番改装，“无为”政治原有的积极内容也被取消，竟然成了保守政治的装饰。事实上，在高度集权的****主义政体形成之后，帝王多推行多欲政治，“无为”，已经成为一种遥远的追忆。另一种可以体现帝王崇高德行的政治行为是所谓“禅让”。《史记·五帝本纪》记述：“尧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于是乃权授舜。授舜则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则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尧曰：‘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舜子商均亦不肖，舜乃豫荐禹于天。”于是“禹践天子位”。这种体现原始民主制时代的政治形态的传说，历经神化，成为圣王头顶辉煌无比的光环。后世重演“禅让”者，则授受双方都毫无圣气贤风，如汉献帝禅位于曹丕，魏元帝禅位于司马炎，前者不免孱弱庸懦之讥，后者则以强恶横暴的形象在史册上永久定格。“禅让”的表演，往往被看作历史丑剧。
“圣贤”作为政治人格典范的广泛影响，使得有志于从政的人自觉不自觉地都必须先自具备“修身”的功夫。他们严格约束自己的思想与言行，使之合于“圣贤”的定模。这其中自然会出现人格的扭曲甚至人性的消泯。而“圣贤”的神性最终会战胜自然的人性，造就出一代代面孔阴冷的政治“非人”。
另一方面，有些政治家又会利用对于“圣贤”的迷信，以仿效“圣贤”的“德行”来增益自己谋取政治权力的实力。中国古代最著名的篡臣王莽，据说就曾“折节力行，以要名誉，宗族称孝，师友归仁，及其居位辅政，成、哀之际，勤劳国家，直道而行，动见称述”。班固指责说，就是这个王莽，“滔天虐民，穷凶极恶”，“害遍生民，辜及朽骨，自书传所载乱臣贼子无道之人，考其祸败，未有如莽之甚者也。”从王莽的言行，可以看到当时中国政治的虚伪性，也可以体会到“圣贤”观念的特殊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