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一生具有坚持真理的勇气。他认为对的，正确的，就是撤职、开除党籍，也坚持到底。他认为，在革命过程中，情况是十分复杂的，有时，党的地方领导，甚至中央领导执行或推行了一条错误路线。在这种情况下，亟须发扬反潮流精神，与错误路线展开坚决的斗争。历史和实践一再表明，真理并不一定是大多数人的宠物。真理有时、特别是开始的时候，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
在1935年召开的遵义会议之前，毛泽东本人在党内就一直处于受压的地位。1957年6月，毛泽东曾找吴冷西谈话，要他去《人民日报》工作，并告诫他：坚持真理，应有“五不怕”：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他说，共产党内遭受冤屈的事还是有的，撤职和开除党籍并不稀罕，要有坐牢的精神准备，正确路线下，杀头大概不至于。他对吴冷西举了《苏报》案的例子，说章太炎因发表了邹容的《革命军》一文，遭到警察逮捕，从容入狱。毛泽东还举了例子说明，一个共产党员要经得起错误处分，压一压可能对自己有好处，如屈原放逐而后有《离骚》，司马迁受腐刑后发愤著《史记》等。
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尤其是建国后成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他对坚持真理，不怕压，是深有体会的。据他自己回忆，三次“左”倾路线时期给他的处分、打击，记得起来的就有20次之多，其中有三次大的错误处分，他都挺过去了。实践证明，他是正确的，他坚持得对。
艰苦奋斗的井冈山时期，毛泽东曾经被错误地撤销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戴了顶“枪杆子主义”的帽子，只能当师长，还一度误传被开除了党籍。
1927年9月，毛泽东率领湘赣边秋收起义部队进攻长沙受挫后，主动向敌人力量薄弱的井冈山农村进军。9月底10月初，毛泽东即团结了井冈山上的绿林——袁文才、王佐部队，在井冈山扎根了。经过改造，袁、王都成为毛泽东麾下战将。
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余部和湘南农民军近万人在井冈山和毛泽东的部队会师。5月，合编成毛泽东任军委书记、朱德为军长、陈毅为政治部主任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这年冬天，彭德怀又带来了红五军汇合，红军在井冈山的力量空前强大，根据地进入了发展的全盛时期。
井冈山根据地的全盛并没有给毛泽东自己带来好运，中央认为他上井冈山与“土匪”为伍，毛泽东为此背着中央给他的处分。
毛泽东上井冈山不久，他就遭到了来自湖南省委和中央两处的批评。秋收起义中担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的余洒渡，是个职业军人，原本就不归湖南省委领导，更没有把毛泽东这个前委书记放在眼里。他对毛泽东送枪给袁文才和王佐搞好团结，表示坚决反对，因此和毛泽东多次发生争执后离开了井冈山，跑到湖南省委那里告了毛泽东的状，说毛泽东没有执行中央关于打长沙的指示，而是逃避斗争，上山与绿林为伍，还送了大批的枪支。12月底，湖南省委又向中央告状，认为毛泽东上井冈山是一大错误。而在这之前的11月中旬，中央通过的《政治纪律决议案》也指责毛泽东上山是所谓“军事投机”。执行“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的中央认为毛泽东在山上“行动太右，烧杀太少”，没有按中央的旨意执行“使小资产阶级变为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过左政策，还批判毛泽东是“右倾逃跑”、“枪杆子主义”，决定开除毛泽东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撤销他的湖南省委委员。这个决议是由湘南特委特派员周鲁于1928年3月上井冈山传达的。由于战争环境不能携带文件，周鲁口头传达时，误传中央开除了毛泽东的党籍。这样，毛泽东就成了“党外人士”，只能当第一师的师长了。
4月，井冈山会师后，大家推选毛泽东为红四军的军委书记，毛泽东说我连党员都不是了，怎么能当书记呢？朱德当时了解事件的原委，就澄清了事实：那是周鲁乱传圣旨，真是乱弹琴。毛泽东这才知道自己并没有被开除党籍。
朱、毛在井冈山一年多的斗争，开辟了一个土地革命的新天地。1929年初，朱、毛率红四军主力下山，逐渐开辟了赣南闽西根据地，奠定了后来发展成为中央根据地的雏形。但这时开始的一场关于新式人民军队建设思想的争论，使毛泽东遭受了第二次错误的重大处分。毛泽东基于井冈山根据地初创时期的一些探索和经验，力图将一支旧军队改造成一支新式人民军队，但他的正确思想没有被人接受。1929年6月召开的红四军七大会议上，毛泽东受到了很多批评并受严重警告处分。更有甚者，前委书记的职务按惯例由中央指定，地方代表大会无权改选，但会上毛泽东担任的这个职务被选掉了。会后，他和妻子贺子珍去地方养病，连马也被扣，只能步行，“一行人真有些灰溜溜的样子”。
后来，由周恩来主持、陈毅代为起草了著名的中央“九月来信”，才批评了红四军七大的错误，肯定了毛泽东路线。
1929年12月28日，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上杭县古田镇召开，在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指导下，古田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它是毛泽东多年来对部队和党的建设的经验总结，确立了党对红军的政治领导。
争论有了基本的结论，朱毛重新团结起来，毛泽东也重新被选为前委书记。
毛泽东的第二次挫折，从“落马”到重新“上马”，前后也只有半年多时间。他没想到，更大的委屈还在后面。
朱、毛团结，队伍壮大，红四军和红五军发展成为红一方面军，到1931年夏，红军接连打破了蒋介石的三次“围剿”。
1931年初，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年仅27岁的王明通过不正当的手段上台，开始主政中央。他向江西根据地派遣一个由在苏联“朝过圣”的年轻人组成的中央代表团，要求红军要在三次反“围剿”胜利的基础上，乘胜夺取长沙、武汉等中心城市，而毛泽东认为红军当前的任务还是从容不迫地打土围子。两种意见针锋相对。更有甚者，从苏联回国的留学生们，自恃一肚子马列主义，认为毛泽东无非是个从山沟沟里出来的土包子，而山沟里是出不了马列主义的。毛泽东从丰富的实际战争经验出发，认为要把打中心城市“放在脑后”，放在“比脑后还要后，叫做放在屁股后。”结果自然是毛泽东又被闲置一边。
1931年11月初，在中共中央代表团主持下，中央苏区党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即赣南会议）在瑞金召开。会上，毛泽东被指责是“狭隘的经验主义”、“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会议开始排挤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对红军的领导。在11月7日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后，只被选为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做一些后方工作，远离了大敌当前的前线。特别是1932年10月宁都会议后更不能参与战事了。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路线的推行，党在白区的组织几乎全部被破坏，1933年1月，临时中央也在上海呆不下去，那些相信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的中央“左”倾领导人，也搬家到瑞金了。24岁的博古，秉承在苏联遥控指挥的王明的旨意，连同洋顾问李德，负责中央的工作。他们在苏区推行进攻路线，毛泽东成了他们的最大障碍，这时，这位政府主席实际上成了聋子的耳朵——摆设。
毛泽东的日子更难过了。他的住处门可罗雀，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两三年一个鬼也不上门”。他的妻子贺子珍由管文件改成当收发，连贺子珍的妹妹、毛泽东的弟媳贺怡也被撤职。1933年晚些时候，和毛泽东平时接触不多但信服他的人也受到打击。王明“左”倾路线为彻底清除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影响，在江西反对“罗明路线”，批判所谓“邓毛谢古集团”。1945年5月，博古在党的七大上承认：苏区反对罗明路线，实际上是冲着毛泽东在苏区的正确路线和作风来的。
毛泽东后来回忆说：“我这个菩萨，过去还灵，后头就不灵了。他们要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到粪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我的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
但毛泽东没有气馁，他坚持真理，团结同志，做耐心的说服工作，使第三次“左”倾路线发生了分化，到主力红军长征后三个月，即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路线，毛泽东的地位也就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会上他被增选为政治局常委，负责非常时期的军事指挥工作。遵义会议是中国革命、也是毛泽东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点。自此以后，中国革命就在毛泽东的正确路线指引下，一步步走向辉煌的胜利。
60年代，毛泽东曾感慨自己走过的人生路，对身边工作人员总结了一条人生箴言：“人没有压力是不会进步的。”孟子云，“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毛泽东在他成为万人仰慕的革命领袖之前，也曾经历了这样一个艰苦磨炼的过程。愈挫愈奋，是毛泽东的特有个性。井冈山的斗争，为困苦的中国革命找到了一条成功的道路。
毛泽东读史繁多，多次谈到希望中国多出包拯、海瑞这样敢于坚持真理的人，还讲到江西苏区时胞弟毛泽覃顶撞他毛泽东的例子，毛泽覃说“共产党又不是毛氏宗祠！”然而，当庐山会议上真正的海瑞——彭德怀向党中央、毛泽东提意见时，毛泽东最终还是给彭德怀加上了“反党集团”的罪名。后来又以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为导火线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这样一来，坚持真理还真要不怕坐牢、不怕杀头。在正确路线领导下，上述对彭德怀的错误批判和处分，终究平反纠正，“文革”的严重错误也完全得到拨乱反正。这就告诉我们：要使党员能坚持真理，不仅要提倡“五不怕”，而且要在党内外形成宽松的民主空气和制度，这样才能真正做到言者无罪、闻者足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