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后来与余觉成了生死冤家，由他口中说出来的攻讦之言，当然不能完全作数，但也有若干地方是可以相信的。比如说沈家当初并不乐意将沈寿许嫁余觉，所以这段婚姻根本就很勉强；以及沈寿婚后操持家务过劳，三年不孕，余觉即行娶妾；平时与宠姬目事饮乐，沈寿却只能以蔬食自奉等，必定与事实相去不远。老报人包天笑先生所撰的《钏影楼回忆录》中，也有一段专记余觉与沈寿之事。据说宣统元年（１９０９）他在南京举行南洋劝业会时初次晤及余觉、沈寿夫妇，在他们的寓所中就看到余觉的两个姨太大。余觉并为之介绍，说是准备将她们送往日本学刺绣，以便将来能作沈寿的传人。包先生在这段话之后，接着说：辞出后，我想，沈寿自己也不过三十多岁，竟让她的丈夫纳妾，而且一纳就是两人，谁说妇女善妒是天性呢？
这几句话已经是很重要的参考资料了，而包先生在这几句话后面所加的按语更为重要，原文如下：按，后知沈寿有隐疾，性冷感症，故亦无所出。
将包天笑先生所提供的这些资料与《雪宦绣谱》中的沈寿自述，及张謇对余觉的攻讦理由互相比看，我们可以确定一件很重要的事实，即是沈寿早年所患的疾病，确实是因刺绣工作的过度劳累而起，而她所患之病则是因经血不调而引起的妇人隐疾，时下的新名词称之为"性冷感症"。得有这种病症的妇女，对男女间的床笫之事没有兴趣，因之才会使余觉有足够的理由去娶小老婆，而且一娶就是两个！关于这个问题，沈寿的自述中就曾明明白白地说过："及于为妇，未懈而续。中馈之余，晷催漏促。坐是致疾，伤及任督。"所谓"任督"，就是人身中的任脉与督脉。《黄帝内经·素问篇》"上古天真论"释"任脉"云：女子七岁，肾气盛，齿更，发长。二七而天癸至，任脉通，大冲脉盛，月事以时下，故有子。注：任脉冲脉，皆奇经脉也。冲为血海，任主胞胎，二者相资，故能有子。
又，《难经》中的《二十八难》对于督脉的解释是：督脉者，起于下极之愈，并于脊里，上至风府，入属于脑。
这些文字的解释虽然不能与现代医药的观点相合，但有些事实仍是可以了解的。此即是古时人所说的任脉与督脉，乃是人身发育及荣卫极有关系的重要血脉，伤及督脉的后果如何虽不可知，伤及任脉，必将使发育期间的少女月经受阻，进一步影响其以后的生育能力。这就显然与包天笑先生所说，沈寿"身患隐疾"的情形若合符节了。沈寿因刺绣过劳而致幼年时发育不良，结婚以后的情形更为严重，当然会影响到夫妇生活，造成了余觉的纳妾原因。余觉纳妾，已经可以看作是他对沈寿有欠怜惜体谅；而沈寿在勤劳持家之外，不但需要每日以美食供奉余觉与其二妾的口腹之享，她本人还不能中辍在刺绣工作方面所必须支付的体力消耗，这岂不将使她本来并不健康的身体遭受更严重的损伤吗？从这些地方可以证明，沈寿的病与家庭生计及婚姻生活这两个因素有关，而余觉实不能辞卸责任。
余觉生平，只中过一个举人。清朝的读书人从科举考试中得官甚难。除了一甲三名的状元、榜眼、探花可以榜下即授翰林外，点入翰林院的，需要教习三年期满，考试及格以后方才得授为翰林院的编修、检讨之职。如果只是一名普通的进士，则不论是内任部曹或外任知县，都需要在吏部候补，往往一候十年，尚不能得缺。两榜出身的进士犹且如此，一榜出身的举人又哪来做官的机会？此所以余觉在中举之后并不求官，只与沈寿合作从事刺绣工艺，余觉作画而沈寿刺绣，借此得资以解决他们夫妇的生活问题的原因所在。但这里面也就出现了一些问题：余觉作画甚易，沈寿将画刺成绣品，就非经年累月不为功。沈寿因经年累月的长时间劳动而累坏了身体，余觉则在逍遥自适之中还因沈寿之不能适应他们之间的床笫生活而别置篷室，又复不恤其劳苦而仍以家事相责，这样的为夫之道，显然就是张謇可资以提出指责的理由了。就事论事，沈寿在家庭经济方面作出了如此巨大的贡献与牺牲，余觉实在不应该只把她当作制造钞票的机器看待，一方面侈言夫妇之感情美满，一方面尽情与宠姬享受他们之间的画眉于飞之乐，这种夫权至上的男性沙文主义，即使是在重视旧礼教的当时，恐怕也不是常人所能忍受的吧！张謇在这些地方为沈寿仗义执言，也不是全无理由。不过，沈寿毕竟是一个温柔贤淑而每事自甘忍让的旧式女人。她自己在伤心命苦之外甘心隐忍不较，却没法忍受这两个自称极端爱她的男人，把她当作斗争的工具，明争暗斗尚且不足，竟然还要在报纸上公开这些并不好听的"新闻"，毫不顾及沈寿对此事的感受。张謇指责余觉应对沈寿因病致死负责，说沈寿之病起因于余觉之纳篷室，使"沈寿受气伤心"，其后更因备受余觉欺凌，"而致于含怨积愤而死"，所说诚非全无理由。但是，像张謇这样在《南通日报》上公然撰文侮蔑的做法，难道又不会使沈寿伤心气痛吗？明于责人而暗于责己，在余觉、张謇这两个人的行为上都可以看到明显的事实，然而我们又岂能完全相信他们的指责之言呢？
张謇所撰的《张季子诗录》卷七，有"惜忆四十八截句"，味其诗意，完全是在沈寿病死之后，张謇为怀念他与沈寿间的交谊而作，其中有几首充满了他对沈寿的想念之情，可以相信张謇之于沈寿，确实是倾倒之至，情难自禁。抄录几首于后，以略见其一斑。
感遇深情不可缄，自梳青发手掺掺。绣成一对谦亭字，留证雌雄宝剑函。
割宅分墙自一家，乘春暖暖七香车。钗头燕好新过雨，烛顸虫祥已报花。
柴几当年绿褥随，料量留赠有余悲。誓将薄命为蚕茧，始始终终裹雪宦。
曾指西山有有亭，亭边割壤葬娉婷。那堪宿约成新谶，丹旒来时草尚青。
余觉将这些诗作为把柄，公开指责张謇恃势霸占其妻，虽不免有自彰其丑的笑话，而张謇流露在这些诗中的恋情，却也是有目共睹之事，赖也赖不掉的。对于这则公案，余觉虽然以为他所说的就是"天下后世之公理"，其实并不很对。照笔者个人的浅见，以为包天笑先生写在《钏影楼回忆录》中的话，才是比较客观的公论。现在也将它抄在下面：平心而论，张謇、余觉，都有不是处，而沈寿最是可怜。她以身怀隐疾，专精艺术，两方竞挟以相争，酿成似是而非的三角恋爱，怎得不愤郁以促其生命呢？其最无聊者，张忽自作多情，写出了许多缠绵悱恻、鸳鸯蝴蝶派的诗词，贻人口实。这位殿撰公，算是怎么一回事呢？
包天笑以为张謇之大做恋情诗是自作多情，沈寿之促寿早死更是因为这两个无聊男人挟以相争所给她带来的愤郁难伸而致，这都很合于事实。对于张謇的自作多情，他的心理状态是容易了解的。因为张謇在南通素来有土皇帝之称。他出身状元，官至总长，在南通拥有极大的事业。挟此声势与才名，已足以笼罩一切，何况他当时年已六十有五，足够资格倚老卖老了。他恃有年龄、身份、才学等条件为护符，相信不会有人怀疑他对女人还会存有觊觎之心，借口爱惜人才而对沈寿表示爱慕，所谓此心可对天地，又有什么可以落人口实的？他却不曾想到，余觉居然会利用这种不寻常的形势对他大肆攻击，毫不顾忌地加以过分渲染，适足以为三方面带来不利的影响，实非其始料所及。至于余觉，他为什么要在这种情势之下公然指责张謇霸占他的妻子，完全不管他自己与沈寿也将成为被人议论指摘的对象呢？这诚然是一个十分微妙的问题，很值得深入探讨一番。
清朝初年，冒辟疆的爱姬董小宛被清人掠夺北去，传说她后来成了顺治皇帝的宠妃。冒辟疆一方面不甘心爱姬被夺，一方面又不敢公然说明董小宛是被清人掠夺北去的，因此他就以董小宛被掠之时作为她的死时，声言董小宛于顺治八年正月初二日得急病而死，广征名流题咏，以后又将这些题咏的诗词与各方友好的吊唁诔辞汇为一书，刊刻出版，题名《同人集》，与他所自撰的忆念之文《影梅庵忆语》一并广为流传。由于《同人集》及《影梅庵忆语》这两本书中都充满了闪烁恍惚的疑似之言，读此书者，对于董小宛究竟是真死抑或假死的问题发生了极大的兴趣，由此而使董小宛即董鄂妃的传说成了清宫最大的疑案，连带地使冒辟疆的大名也因董小宛之事而流传千古。著名小说家高阳先生撰写《董小宛与冒辟疆的故事》，曾引清顺治时人丘石常的诗，以为此是冒辟疆的有意安排，目的即在为自己制造知名度。丘石常之原诗如此：银河只隔水盈盈，诏下文姬不许行。才貌如卿值一死，风流无主奈多情。嫌笼娇鸟开何日？抱柱迂生哭有声。闻道南宫皆赐配，梦中呓语望成名。
丘石常此诗，似乎隐指董小宛在入宫以后，原有希望可由原夫领回；而冒辟疆则因志在借此成名之故而不往领回，终使董小宛老死宫中。故此诗之最末一句直揭冒辟疆用心之深刻，指出他重名之心胜于爱董小宛之心，故而他写在《影梅庵忆语》中的种种伤心悼惜之言，也就都成了矫揉文饰之辞，不尽可信了。董小宛与冒辟疆之间的当初情形是否果属如此？
这是另一个可以研究的问题。但若以此况彼，所谓"梦中呓语望成名"者，如果用来描写余觉，倒似乎没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因为余觉本来籍籍无名，被他借了这个似是而非的三角恋爱故事大闹一番以后，知道沈寿、张謇的人，就不会不知道余觉了。人死留名，豹死留皮，余觉希望在千秋之后还能够留名青史，其出发点本来没有什么不对。只是，他所用的方法实在有欠光明。余觉如果真的只是希望借此而留名千古，他的用心未免太深，也未免太愧对他的贤妻沈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