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是从“左”倾的党中央领导集团中首先觉悟而分化出来的成员。他在遵义会议前就同“左”倾的中央领导发生了严重分歧；在遵义会议上为结束“左”倾统治作出了重大贡献；遵义会议以来，又坚持了正确路线，立下了大功。尽管如此，他却没有居功诿过，掩盖历史上的错误。对于自己1931年初至1934年底的错误，他从遵义会议到瓦窑堡会议、苏区代表会议、洛川会议直至六届六中全会，一再进行检讨，以期记取历史的教训而避免重犯。只是受环境与认识的限制，在这之前，他没有认识到是政治路线的错误。经毛泽东在这次会上指明，张闻天即诚恳地承认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党中央领导所犯的“左”倾错误是路线错误，并从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思想上全面地揭发错误，负责地承担错误的责任，深刻地检讨错误的根源。不仅如此，张闻天还表示要用实际行动克服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毛病，解决理论与实际脱节的问题，并且明确表示了离开中央机关，到下层去做实际工作的愿望。张闻天责己如此之严，对党如此之忠诚，令人敬佩。他的服从真理、修正错误的精神，为第三次“左”倾路线统治时期犯错误的同志做出了样子。罗迈（李维汉）在10月22日会上的发言中，谈了自己对博古、洛甫两人的“观感”：对博是“敬而畏”，对洛是“敬而爱”。罗迈在1941年10月22日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这的确说出了张闻天在党内同志心目中的印象。
陕北、晋西北调查
为了用实际行动响应党中央、毛泽东整风的号召，张闻天在参加九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后，即下决心到农村去调查研究。他的请求得到了党中央的同意。于是从中央几个部门抽调了九名干部（包括张闻天夫人刘英），组成“延安农村调查团”，由张闻天担任团长，出发调查。
1942年1月26日清晨，在晨光熹微中，张闻天率调查团从杨家岭出发，中央办公厅负责人李富春、杨尚昆送行至道旁。
张闻天最初选定的调查研究地区是晋西北。据《洛甫同志在晋西北的言论》（记录）“抄者记言”（1942年11月15日）。这份材料共收张闻天讲话记录11篇，现藏中央档案馆。晋西北区是晋绥边区的前身。1940年2月党中央指定组成晋西北军政委员会；11月成立晋西北军区。1942年9月改称“晋绥军区”。同时，成立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张闻天离开晋西北，时在1942年9月11日，故本文均称晋西北。这一地区位于同蒲铁路以西，北起左云、右玉，南至汾阳、离石，是抗日战争时期开辟的根据地。这里没有经过土地革命，实行的是减租减息、“四大动员”（又称“四大号召”，即动员号召地主、富农和其他农民献金、献粮、献鞋和扩大军队）等党在抗战时期的农村政策，因而比陕北老根据地更有普遍意义。调查团离开延安后即向山西进发，张闻天用的化名就叫“张晋西”。
调查团经延川、清涧，于2月2日到达绥德张闻天的行踪日程据张闻天：《农村调查日记（1942年1月26日-9月25日）》。以下凡在此期间的活动不另注明者均据此。。这里是三五九旅的驻地。旅长王震对张闻天很敬重。当时居住条件差，王震把自己住的窑洞让出来，张闻天执意不肯住。经再三劝说，他才勉强答应，还笑着吟诵《诗经》上的两句诗说，这才真是“唯鹊有巢，唯鸠居之”《诗经·召南·鹊巢》首句。了。张闻天一行在这里住了三天。他同王震、袁任远、苏进等同志推心置腹地交谈。谈及自己30年代初所犯错误，毫不隐讳，也没有一点消沉之意。
（1）神府调查
1942年2月14日，正是农历除夕，张闻天一行到达黄河岸边的彩林村渡口。这个村子堪称“塞上江南”，隶属当时新设的位于神木、府谷两县之间的神府县。
张闻天原打算由此东渡黄河进入晋西北地区，由于当时敌人的冬季“扫荡”仍在继续进行，调查团在这里过了春节以后，只得折回陕甘宁边区。张闻天率领调查团来到贺家川，这个地处窟野河畔的大村庄是神府中共分委和县政府所在地。这次调查研究工作就从这里开始。
张闻天认为，调查研究是为了熟悉群众，检查党的政策法令。要真正达到这个目的，必须深入到自然村。关于调查的对象、重心，张闻天认为应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由此而及上层建筑。据张闻天：《神府调查经验谈》。《农村调查日记》1942年4月19日记有“提纲”；4月22日晨调查人员会议上讲话时有详细记录，记录收在《洛甫同志在晋西北的言论》（记录）中。
张闻天将调查团分成4组，在神府县直属乡调查了8个自然村：贺家川、孟家沟、贾家沟、阎家山、尚家庄、西山上、路家南坬、崔家峁。张闻天亲自调查贺家川。他搞调查很深入，统计非常具体。如关于生产力的情况，了解当地各种土地类型及其等级，各种作物在各种土地单位面积上的播种量、施肥量和常产量，各种牲畜的使役量、产肥量、租用借用办法、全年的经济效益、各种草料的消耗量等，牛、驴、猪、羊、鸡、兔的粪各有什么特点，适于什么土壤、什么庄稼，为什么高粱产量低农民仍然要种它，为什么贫穷人家不能种小麦、不能种大蒜头，他都了解得清清楚楚。张闻天还带调查团的同志在贺家川赶了一次集，看到有专养公驴拉到集市上来配种的，配种一次收三斗黑豆，而养公驴这行当则被视为“贱业”。张闻天告诉县里的同志，毛驴几乎是陕北唯一的畜力，用处很大，要打破旧观念，鼓励多养配种公驴，养种驴的人多了，收费自然就会降低。
4月初，各组同志将通过调查整理出的材料汇集到张闻天那里，张闻天综合研究后亲自写成调查报告。5月18日印就，即送延安毛泽东、中央书记处、中央党务研究室等。这就是《贺家川八个自然村的调查》《贺家川八个自然村的调查》，1943年10月由中共西北中央局调查研究室出版，署名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书名为《陕甘宁边区神府县直属乡八个自然村的调查》。1986年9月人民出版社将这篇调查报告同《晋西北兴县二区十四个村的土地问题研究（报告大纲）》合在一起，以《神府县兴县农村调查》的书名出版（后引此书不再标明版本），署名张闻天。。这篇调查报告在1943年10月即公开出版，全文约5万字，分41节，附统计表格38张，用确凿的材料叙述了贺家川等八个自然村的基本情况（1-8节）、生产力（9-19节）和生产关系（20-34节）的状况以及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35-41节），在此基础上对农村经济发展的趋势作出了估计。
（2）兴县调查
1942年4月13日，张闻天率调查团东渡黄河到达兴县，又因敌情关系，未能深入晋西北内地，自4月22日起即在晋西北区党委驻地兴县碧村及兴县范围内的村庄做调查。张闻天住在碧村对面的任家湾。
张闻天和他的调查团原来只准备调查几个村子。晋西北区党委的同志表示想派一些负责同志参加，一起到下面调查，请张闻天指导。这样，兴县调查的队伍就扩大了许多，晋西北党、政、群干部有40多人参加进来，调查的范围为14个自然村：碧村、任家湾、黑峪口、唐吉、桑蛾、中庄、高家村、西坪、赵家川口、冯家庄、花园沟、柳叶村、碾子村、高家沟。张闻天亲自设计调查表格，商定调查组织，制订实施方案。兴县调查仍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为主题，深入自然村按户调查为基本方法。出发之前，他召开全体调查人员会议，作了《神府调查经验谈》的报告。
张闻天到兴县调查不久，敌人于1942年5月起对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发动大规模“扫荡”，直奔晋西北地区的政治中心兴县。在紧张激烈的反“扫荡”战争中，调查团与晋西北党政机关部分人员随敌情变化，自5月中旬至8月中旬，三次疏散到黄河西边神府县境。据张闻天《农村调查日记》载：1942年5月16日因敌入兴县，于早上过河；5月21日上午过河东、返任家湾原住地。这是第一次。第二次，6月25日因敌情关系转移河西，晚12时到后杨家沟；7月20日下午过河回任家湾。第三次，8月9日情况紧张又过河西；8月17日上午动身，下午2时回任家湾旧址。此外，张闻天还因牙痛于7月31日下午同甘泗淇一起过河西诊治，8月4日下午返回河东。张闻天虽在黄河两岸来回奔波，但对调查工作却一点也不松懈。张闻天亲自调查了任家湾和碧村，整理出调查报告《碧村调查》，着重研究土地占有变化和租佃关系。其他同志在张闻天指导下分别写出各个自然村的调查材料。可惜这些材料都已亡佚，估计是1947年3月党中央从延安撤退时销毁了。
6月底《碧村调查》等兴县14个自然村调查材料分别整理完稿以后，张闻天即有计划地在七八两月连续召开座谈会，将研究工作引向深入。在阶级关系问题（7月8日至9日，三次）、土地问题（7月13日至14日，两次）、租佃关系问题（7月23日至26日，四次）、村政权工作问题（8月18日至23日，六次）等座谈会上，张闻天作了多次重要发言（留有记录者七次）。此外，还有两次正式的报告会：7月27日至30日作《土地问题研究》报告，8月30日至31日作《村政权及其他》报告。均见《洛甫同志在晋西北的言论》（记录）。
张闻天在兴县调查时还写了《兴县十四个自然村的土地问题研究》。此文当时没有刊印。收入《神府县兴县农村调查》一书，题目改为《晋西北兴县二区十四个村的土地问题研究（报告大纲）》。这个研究报告大纲对这一未经土地革命的地区，在抗日战争期间农村阶级关系的变化、土地占有的变化、借贷关系的情况等作了分析，特别着重分析了租佃关系的变化与执行政策的状况，提出切实掌握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发展农村经济的意见。
在第二次紧急疏散到神府县的后杨家沟村之后四五天，迎来了中国共产党21周年的生日。为纪念党的生日，张闻天召集参加兴县调查的全体成员，连同驻在该村的晋西北后方机关的干部，共约六七十人，于7月1日晚在打麦场上集会，由他发表讲话，专门论述毛泽东在中国革命过程中无可比拟的伟大作用。那天晚上，皓月当空，凉风轻拂，高原景色，壮丽绝伦。张闻天不是鼓动家，讲话不徐不急，娓娓道来，自然畅达，出自心声。他扼要地叙述了党成立21年来的历史，取得的胜利和经历的挫折，讲了陈独秀投降主义、立三路线、张国焘路线等的错误和危害。也讲了土地革命后期在白区及苏区工作中的严重错误和损失。他反复强调，中国革命过去的历史证明，有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革命力量就会逐渐壮大，就会逐渐走向胜利，就可以转危为安；如果不听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或反对毛泽东同志的领导，革命就会遭受挫折，就会转胜为败，就会从顺利走向困难。他反复说明，21年来中国革命的历史证明，中国革命如果离开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就不可能取得胜利；反之，今后的中国革命，有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不管环境多么困难，最后一定能取得胜利。他极其明确地指出：中国革命21年来的最大收获和最大成就，就是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了久经考验的、英明正确的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的领导，这是中国革命必然会取得最后胜利的可靠保证，也是我们纪念党的生日时全党值得庆幸的一件大事。张闻天1942年7月1日晚“纪念党的二十一周年”的讲话内容，有当时听讲者马洪、尚明、段云、曾彦修、雍文涛、薛光军、薛一平的回忆文章，题为《回忆张闻天同志的一次重要讲话》，载《人民日报》1979年8月27日，收入《回忆张闻天》一书。
从这篇讲话可以看出，张闻天对毛泽东是怎样由衷地钦佩与深刻地了解。
张闻天到兴县调查时，全党整风已经开始，他注意将调查研究同整风结合起来，注意从整顿三风（即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高度来观察和分析问题。1942年5月7日，张闻天在晋西北区党委座谈整顿三风的会上发言，结合实际事例具体地分析了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种种表现。强调整风学习要“从实际工作中学习。研究22个文件，了解其精神，根据精神解决实际问题”。他还指出，晋西北同样存在着主观主义、党八股，而且很严重。在8月31日报告中谈基层领导工作时，张闻天也指出，领导方式的严重缺点是三风不正。据《洛甫同志在晋西北的言论》（记录）。
曾有人以为张闻天到农村去调查是为了“躲风”。其实，从张闻天在1941年九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就可以判断，这种说法纯属无稽之谈。张闻天曾说，九月政治局会议后，“为了不阻碍毛主席整风方针的贯彻，同时为了使自己多多少少同实际接触一番，所以决心出发、考察一时期”；还说，当时“以为我好好的做调查研究工作，实际接触群众，也就等于整风了”。张闻天：《1943年延安整风笔记》。可见，张闻天到农村去调查，不但不是为了“躲风”，而且正是为了搞好整风。他在兴县将调查研究同整风有机结合起来，也是他拥护整风，用实际行动参加整风的很好注脚。
然而，张闻天对当地三风不正的批评却引出了麻烦。本来，张闻天领导的兴县调查，成绩显着，当时晋西北区机关参加工作的同志对这次调查研究都很满意、很兴奋。他们说，这次调查对他们帮助很大，他们这次真正接触了农村，接触了老百姓，知道他们过去的领导如何不合实际等。同上。但当时的晋西北区负责同志从延安回来却对此很不以为然，认为调查团搞的这一套东西，完全要不得，说调查也可以是主观主义的。张闻天后来曾说过，在晋西北工作的不足之处主要是“很老实的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批评了我所看到的各种三风不正现象（这种现象在晋西北是很严重的），没有很好的估计到区党委及其领导同志的威信”。同上。既然人家不欢迎，张闻天即决定结束在晋西北的调查。晋西北区机关参加调查的人员都要求对这次调查研究工作作一个总结，张闻天提议把他们集中起来完成此事，也遭拒绝。兴县调查就这样不善而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