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关于巩固党的决定》，提出“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党”的任务，这是继六届六中全会关于党的组织建设的几个决定之后，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文件。决定指出：“为着巩固党，必须加强对党的各级干部的教育工作”，“巩固党的中心一环，就是加强党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阶级教育与党的教育”。《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2），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56、157页。1939年10月，《共产党人》创刊。这是中共中央办的党内的唯一刊物，要求全党同志必须阅读。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指出，这个刊物的任务是“帮助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2页。从创刊号开始，张闻天在《共产党人》杂志上先后发表了六篇论述党的建设的文章，这六篇文章是：《共产党员的权利与义务（“党建”笔记之一）》（1939年9月22日，载创刊号）、《略谈党与非党员群众的关系》（1939年11月7日，载第2期）、《党的工作中的一个基本问题——了解具体情况》（1940年1月26日，载第4期）、《提倡朴素与切实的工作作风》（1940年5月16日，载第7期）、《更多地关心群众的切身问题》（1940年6月20日，载第8期）、《关于党的两种工作方式》（1940年7月27日，载第9期）。对建设一个全国的、群众性的、巩固的党的伟大工程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这组文章从中国实际出发，对党的组织建设、思想建设、作风建设中的基本问题，作了深刻的论述，体现了张闻天自己在六届六中全会的组织报告中提出的“组织工作中国化”的要求。
张闻天提出以“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来完成党的历史使命。他指出，“我们党内的很大弱点，即是还有很多同志善于背诵马列主义的教条，善于背诵上级党部的决议，善于根据自己主观的愿望而提出‘包罗万象的工作计划’，或是善于纵谈自己经过的许多历史事实，善于夸张自己丰富的实际经验，然而对于认真的去了解具体情况，认真的去收集具体材料，认真的去分析与研究这些材料，从这些材料中得出一定的结论，则表示不愿意，表示轻视或表示完全无能。”这常常是党的政治路线不能具体实现、党的经验不能向前发展的主要原因。他还指出，“不根据于客观的主观，不根据于现实的理想，不根据于具体情况的工作计划，也许是美丽的、动人的，然而它在客观的、现实的世界面前，是必然要破产幻灭的。这是历史上一切主观主义者、一切空想主义者的悲剧。”所以，张闻天依据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提出：“正确的了解当前的具体情况，是党正确的决定具体任务的出发点，也是党使这些任务能够实行的基础。特别在中国这样的地方，由于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因此对于当前具体情况的了解，尤为重要。”“只有在正确了解当前的具体情况之后，钉子才可不碰，事情才做得通。”
张闻天强调实践的重要，指出：“我们要在实践中把握现实各方面运动的规律，我们要根据于这些运动规律来指导我们的实践。”要达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必须要有不怕麻烦，不怕琐碎，实事求是的探讨的精神”，“必须要有马列主义创造的、批判的精神”，“要有打破一切成见、一切陈腐的公式的勇气”。
张闻天提倡朴素与切实的工作作风。他指出：“朴素就是有什么讲什么，就是老老实实，就是真实的意思。”共产党是全世界最彻底革命的党，是建筑在科学理论基础上的党，“我们丝毫也不用掩盖事情的真相，来欺骗或安慰别人与自己。如果不是这样，我们的政治路线与策略就不能建筑在真实的基础之上，我们就会发生错误，遭受失败。”张闻天强调“共产党人要有面对赤裸裸的现实的勇气，要有说老实话的勇气”，“要反对那种吹牛、夸大、粉饰、掩盖、装腔作势、华而不实、形式主义、风头主义等毛病。”
张闻天指出：“切实，就是说，我们的工作要适合于实际；就是说，要根据于老老实实的认识，根据于具体情况的了解，来决定当前的具体工作；就是说，要经常检查已经开始的工作，把已经开始的工作进行到底。”共产党是革命的党行动的党，是言行一致的党，“我们要在切实的点滴工作中来实现我们崇高的、远大的理想”。张闻天强调“实际工作，要一点一滴去做，一步一步前进”，“要反对那些讲大话，订大计划，而不肯或不会脚踏实地切实工作的空谈家”。
张闻天还论述了在革命形势顺利与困难两种不同条件下党的两种工作方式：“发展”与“巩固”，指出党的领导的任务就在于根据形势的变化及时指导实行工作方式的转变。当时正值日本侵略军不断“扫荡”，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反共逆流，在华北许多地区的党、后方的党以及陕甘宁边区的党处境转向困难的时期，张闻天阐述了党中央关于在全国许多地区急需实行从发展的工作方式到巩固的工作方式的转变的指示。他指出，在全国时局逆转、革命力量遭受围攻与“扫荡”的条件之下，党的工作“不能不从广泛的、大刀阔斧的、偏重于量的方式转变到深入的、精雕细刻的、偏重于质的方式了”。为了提高一种工作的“质”，“我们必须对于这个工作有具体的、深入的了解，有精致细密的宣传组织工作，有经常的检查与督促，有把一种工作计划贯彻到底的埋头苦干的决心与忍耐心。”这一番话，也是对“切实”的工作作风的阐发。
张闻天强调必须正确处理党与群众的关系。党与群众的关系问题，是党的建设的根本问题。张闻天分析了党与群众这对矛盾的丰富生动的各个侧面，结合对“左”的和右的两种错误倾向的批评，从理论上阐明了正确认识和处理党群关系的原则，阐述了党的群众路线的理论与方法。
张闻天从共性与个性、普遍性与特殊性来分析党与群众的关系，认识党在群众中的地位：“党是群众（这里主要指工人群众，同时也指非工人的劳动群众）中的一部分，而同时又是群众中先进的、觉悟的、马列主义的、有组织的一部分。因此，它必须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同群众生活在一起，处处依靠群众；同时它必须保持它的特性，不溶化于群众的大海中，而成为群众的政治领袖”。基于这样的分析与认识，他提出了党与群众正确关系的基本原则：“同群众在一起，而又领导群众，是群众的学生，而又是群众的政治领袖”。从这一基本原则出发，张闻天从政治思想、物质利益、工作方法、组织形式、相互关系等几个方面阐述了正确处理党群关系的具体原则，强调“群众的实践是测量党的领导之是否正确的最后标准”，“只有在不断解决矛盾、克服矛盾的过程中，才能正确的解决党与群众的关系”。他还针对当时在扩兵、征粮等战争动员工作中存在的不关心群众切身问题的恶劣倾向，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指出某些部门和同志中“产生了脱离群众、同群众对立、把党所领导的组织当作凌驾群众的‘办差机关’、‘官僚机关’，而党员变成了站在群众头顶上的‘党老爷’、‘党官’的严重现象。这对于党、对于革命实是一个最大的危险”。他提出要“更多的关心群众的切身问题”，“我们不但要善于向群众提出革命的要求，而且也要善于满足群众向革命提出的要求”。
张闻天提出党章应该规定共产党员的权利与义务。中共六大制定的党章以及六大之前的党章都没有规定党员的权利与义务。张闻天较早地看到这是一个欠缺。在初到陕北指导编写《党员课本》时，第一次将“党员的权利和义务”作为党的基本知识写进了课本。李华生：《回忆张闻天同志在陕北的革命业绩》，见《回忆张闻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6-107页。1939年3月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增加了“党员权利”的规定，这是联共（布）十七大的党章所没有的，对“党员义务”也新增了内容。张闻天及时地向中共全党介绍了联共（布）党章的新内容，党的组织建设方面的这一新发展，并建议在中共七大制定新党章时，应从中国的具体情况出发，拟订条文，对“党员的权利与义务”作出规定。张闻天认为，“党员权利”的规定，对中国党“有极大益处”，“特别在建立党内民主的、健全的、生动的、前进的、团结的生活方面，有很大意义”。关于“党员义务”中有关遵守纪律、精通业务一条，张闻天提出根据中国现在的情况，应包含安心于自己所负担的任何革命工作，而且包含应该把这工作做得好的意见。他希望大家对“党员的权利与义务”问题进行讨论。
张闻天的建议得到全党的赞同。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45年6月11日通过的党章中，明确规定了党员的四项“义务”与四项“权利”。党的组织建设上的这件大事，张闻天是有首先倡议之功的。
从六届六中全会的组织报告到《共产党人》杂志上的这组党建文章，张闻天在党的建设方面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
宣传鼓动提纲和文化工作政策
宣传家张闻天也是一位组织工作的能手。他兼任宣传部长，工作抓得具体而有条理。他每周主持一次部务会议，除各科科长以外，中央青委、边区党委和总政宣传部的负责同志也经常参加，讨论宣传工作和政策，还研究《解放》周刊的选题。当时的宣传部只有十来个人，工作繁多，在他领导下，有条不紊，忙而不乱。遇有开创性的事，他总是亲自组织办理。1940年初，党中央决定将“历史唯物论与辩证唯物论”作为高级课程之一，要求党的高级干部首先学习。《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2），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27页。张闻天亲自组织和主持报告会，请博古等同志讲解。报告会在杨家岭小礼堂举行，每周一次，连续开了四次，在延安的中央委员和各部门负责同志都参加了。茅盾：《重逢闻天在延安》，见《回忆张闻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60页。为了开展国际宣传，1941年初，延安出版了一种兼用英、俄、法三种文字的独特的三十二开毛边纸油印刊物《中国通讯》，也是张闻天亲自召开座谈会，进行动员，组织“社会力量”（包括美国籍大夫马海德和印度籍大夫巴思华在内）办起来的。吴文焘：《师表》，见《回忆张闻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26-127页。马海德是黎巴嫩人，后加入中国籍。当然，张闻天对党的宣传工作的领导，主要的还是方针、政策的确立与工作方式方法的指导。其中最重要的建树，一是通过对宣传工作经验教训的总结，确定党的宣传鼓动工作的基本规范和标准，一是对抗战文化运动提出了一系列方针政策。
早在1932年，张闻天就提出“转变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的要求。经过长期的实践，1940年10月，在他指导下，中央宣传部作出了《关于充实和健全各级宣传部门的组织及工作的决定》；1941年6月，中央宣传部又公布了张闻天写的《关于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提纲》。这两个文件分别收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2）（13），《关于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提纲》又收入《张闻天选集》。这两个文件，尤其是后一个文件，可以看做是张闻天对到那时为止的党的宣传工作经验的总结，也是张闻天对今后宣传工作指导思想的概括。其中所作的若干论断和提出的任务与要求，确定了宣传工作的规范和标准，在党的宣传工作的建设上具有深远的影响。其要点是：
一、明确党的宣传鼓动工作的任务，是在宣传马列主义的理论、党的纲领与主张、党的战略与策略、在思想意识上动员全民族与全国人民为革命在一定阶段内的彻底胜利而奋斗。这种宣传与鼓动，同时包含有对共同思想进行联合、对敌对思想进行斗争的两个方面。
二、规定宣传鼓动工作的范围。宣传鼓动是意识形态方面的活动，范围非常广泛，举凡一切理论、政治、教育、文化、文艺等等均属宣传鼓动活动的范围。凡关于国民教育、党内教育、文化工作、群众鼓动、对敌伪宣传、出版发行、通讯广播等工作均应受宣传部的直接领导。
三、概括了党的宣传鼓动工作的特点、基本原则和方法。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是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其特点是所宣传的理论、纲领、政策等是符合于客观真理与客观发展规律的，是符合于全民族与全国人民利益的，是与党的行动相符合的。其基本原则是：必须掌握党的路线与政策，循着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的道路来进行；必须正确估计客观环境、了解并区别具体情况和对象；必须根据群众自身的政治经验，使群众接受；必须善于使用一切宣传鼓动方式和工具，尤其要使现代的印刷业、无线电及电影等成为有力工具。
四、说明宣传与鼓动的区别，规定宣传鼓动工作各主要方面党内教育、文化运动、出版发行、通讯广播、群众鼓动工作的性质、任务和要求。
五、论述了宣传工作与组织工作的相互关系与有机联系，明确了宣传鼓动工作的领导与组织系统以及干部培养的任务与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