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前的形势
九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以后，中共中央为力促蒋介石停止内战，早开谈判，实现国共合作，联合抗日，派潘汉年于9月24日携带中共中央起草的《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离开陕北，前往上海，并准备派周恩来作为中共全仅代表，同国民党谈判，签订《抗日救国协定》。然而，蒋介石对于中共的倡议却不予与日俱增。在平息“两广事变”以后，蒋介石立即增兵陕甘，“围剿”红军。他在谈判桌上翻云覆雨，态度强硬，企图以军事进攻与政治谈判双管齐下，一举解决西北问题，实现其“溶共”和收编红军的野心。中共中央在国民党军队猛力进攻之下，一方面，“从各方面造成停止进攻红军的运动”，“以此迫蒋停止剿共”1936年11月22日毛泽东、张闻天致潘汉年电，载《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4期。；另一方面，于11月下旬组织了山城堡战役，显示红军的声威。在谈判中，则“并不坚持过高要求”，同意“红军改名受蒋指挥。”1936年11月12日毛泽东致潘汉年电，载《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4期。然而，蒋介石仍一意孤行，反而严厉督责张学良、杨虎城“进剿”红军。
张、杨发动西安事变
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为促使蒋介石放弃“剿共”政策，实行抗日救国，在多次进谏无效反被斥责后，决定对蒋介石进行“兵谏”。1936年12月12日凌晨，张、杨联手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他们在西安东面的临潼华清池逮捕了蒋介石，在西安市内囚禁了从南京来的陈诚、蒋鼎文、卫立煌、张冲等十几名国民党军政要员。
中共中央派驻在张学良那里的代表刘鼎在行动前一刻（12日12：30）发电报向驻在保安的党中央报告西安即将发生重大事变的情况。
张、杨在事变后立即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内战”、“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立即召开救国会议”等八项政治主张。
怎样处置这个突发事件，一时之间成为国内中种政治力量斗争的焦点和国际上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
西安事变发生后的第二天，12月13日上午，张闻天在保安自己的窑洞里召集并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西安事变后的形势与应对、处理方针。由毛泽东作报告。与会者一致同意毛泽东的分析，肯定西安事变是抗日的义举，革命的行动。据这次会议记录。但是，对处理事变的方针，由于事起突然，情况还不甚清楚，认识不完全恰当，也不说一致。应该说，这是正常的，也是难免的。
像通常一样，在这次会上，张闻天是倾听了报告和讨论后才发言的。针对报告、讨论中的意见，他论述了西安事变暴露的主要矛盾和中国共产党应该采取的基本方针。张闻天在1936年12月13日常委扩大会上的发言，载《党的文献》1988年第3期。以下叙述张闻天发言中涉及的别人的发言内容，均据这次会议记录。
在张闻天看来，会上有两点相互关联的主张是不妥当的：一、在政权的问题上，主张以西安为中心，建立实质的“政府”，以西北为抗日前线，影响全国，领导全国抗日。二、在对蒋介石的处置问题上，主张反蒋，提出审蒋、除蒋。认为应该在人民面前揭破蒋的罪恶，要求罢免蒋介石，交人民以审。
张闻天在讲话中指出，在抗日问题上，主要的矛盾是抗日派同“民族妥协派”（以蒋介石为代表）的矛盾。张学良在西安的这一“突变”“是开始揭破民族妥协派的行动”。这个行动的意义是使整个局势“向着全国性的抗日方向发展”。从对西安事变矛盾性质与发展趋向的分析出发，张闻天提出了处理事变的根本方针：“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并预见到我们党的工作也将有一个转变：“要转到合法的登上政治舞台”。在政权问题上，张闻天明确表示，我们“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方针。不组织与南京对立方式（实际是政权形式）”。张闻天认为张、杨提出的“改组南京政府的口号并不坏”，我们的正确策略应该“把抗日为最高旗帜”，“在军事上采取防御，在政治上采取进攻”，“发动群众威逼南京”，以促成“改组南京政府”口号，而不是也不可能“控制南京”以至“打倒南京政府”。至于对蒋介石的处置，张闻天明确主张“对妥协派应尽量争取，与分化、孤立”，明确提出“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这里所说的“妥协派”即“民族妥协派”，是与“亲日派”、“投降派”、“卖国势力”相区别的，当时往往用来指蒋介石嫡系势力，其代表人物就是蒋介石。这里所说的“南京政府正统”，自然首先包括扣留在西安的蒋委员长其人在内。
会上，对张闻天提出的策略和方针，常委们相当重视。但这次会后的文电，如当天中午毛泽东、周恩来致李毅（即张学良）电，14日红军将领致张、杨电，15日红军将领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16日的《红色中华》报，反映出最初几天并未实行张闻天提出的策略、方针，没有离开以“西安为中心”与“审蒋”的设想来处理突出的西安事变。
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决策的逐步形成
事态的发展与各方态度的明朗，很快就证明按“以西安为中心”和“审蒋”的设想来处理是不能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事变爆发后，国内外反应强烈而复杂。南京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等亲日派力主“讨伐”张、杨；亲英美派（以宋子文、宋美龄为首）为保全蒋，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地方实力派担心引发更大内战，大多数对张、杨不表示支持，几乎一致要求恢复蒋的自由。各国态度不一，日本极力挑动中国扩大内战，得悉南京决定“讨伐”，兴高采烈，坚甲利兵，引满待发；英美力求维持蒋氏统治，认为可以同共产党合作以对付日本；苏联《真理报》、《消息报》连发评论，指责张、杨，也希望事变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立即应张、杨之邀决定派代表前往共商大计。12月17日周恩来等乘张学良的专机飞抵西安，与张、杨先后会谈，并连续致电中共中央，报告西安局局势变化，国内外对西安事变的反应，陈述自己对解决事变的意见。蒋氏被扣以后，事实上对蒋如何处置成了南京与西安对立的焦点。张闻天、毛泽东、博古等根据对事变形势的进一步观察，逐步形成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策。
12月18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中央，指出“贵党果欲援救蒋氏，则决非调集大军讨伐张、杨所能奏效”，“武力的讨伐，适足以杜塞双方和解的余地”。此电提出“停止一切内站、一致抗日”、“蒋讨伐张、杨与进攻红军的中央军全部增援晋绥”等五项条件，申明“如贵党能实现上项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不但国家民族从此得救，即蒋氏的安全自由当亦不成问题”。《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中央电》（1936年12月18日），载《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6期。
确定和平调停的策略方针
12月19日，张闻天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二次正式讨论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这时，西安事变已经过六天。正如张闻天在会上指出的“在六天之中，这事件的现象与本质都［表现得］更充分”。此处及下文所引述的张闻天1936年12月19日在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载《党的文献》1988年第3期。19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同13日的会议不同，它是在党中央领导核心意见一致，不失时机地作出了“和平调停”的决策后召开的。
会议由毛泽东作报告。他着重分析了事变影响的两重性，一方面是光明的方面，“更能促进抗日亲日的分化，使抗日战争更为扩大”；一方面是黑暗的方面，因为捉蒋，南京“把张、杨一切抗日的主张都置而不问”，“更动员所有部队讨伐张、杨”，内战有爆发与延长的危险。他又进而分析由此而来的西安事变的两种前途：胜利的前途或失败的前途，说明我们应该“分两手”；一是“反对内站要求和平”，一是“把阵线整理好，打击讨伐派”。他还说：“现在发表的通电与前次的致电是有区别的，更站在第三者的立场说公道话。”毛泽东在报告中说明了党的策略方针是和平调停，使内站结束。
张闻天在这次会上的讲话同毛泽东的报告相得益彰，特别值得注意的有以下几点：
其一，关于西安事变的两个前途，张闻天认为：“一是全国抗日的发动，一是内战的扩大。”关于处理方针，指出：“我们的方针应确定争取成为全国性的抗日，坚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方针。”
其二，坚定地主张抗日而不反蒋。张闻天强调：“我们应把抗日为中心”，“不站在反蒋的立场”。他批评：“要求把蒋介石交人民公审的口号是不妥的”。可见，他是最早把对蒋处置同抗日全局联系起来的、在这个问题上坚定不动摇的党中央领导人之一。
其三，在避免内战扩大、争取全国抗日的策略方面，张闻天发挥了毛泽东报告中“分两手”的思想，提出“我们应尽量争取时间，进行和平调解”，“我们应与张、杨靠近，应打胜仗，扩大影响，准备以防御战来反对内战”。张闻天将我们的“两手”概括为“和平调解”与“防御战”，成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
其四，对苏联的态度表示看法。西安事变后共产国际16日指示因电码错乱没有译出，重发的电文这时尚未到达（20日到），而苏联报纸从14日起对张、杨横加指责。如何看待苏联舆论成为统一内部思想的一个重要问题。张闻天对此解释说，苏联有难言之隐，“只能这样说”，否则会引起“与南京对立”，同时又毫不含糊地指出，“这样的舆论，自然对局部的利益是有些妨碍的”；并斩钉截铁地表示，我们当然不能采取苏联这一主张。在当时情况下，这样解释最有利于统一内部思想，从这里也可以明白地看到，和平调解的方针是中共中央审时度势独立作出的决策，决非如长期流行的一种错误说法是所谓屈从于苏联的压力或听命于共产国际的指示。
19日会议产生了两个主要文件，一个是公开发表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通电》，一个是党内发布的《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成为我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纲领。从会议记录、文风等方面研究，大致可以判定，“通电”系毛泽东手笔，“指示”为张闻天所写。
提出六项条件，确定“放蒋”方针
19日会后，张闻天为争取实现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其中特别值得一书的是21日中央书记处致周恩来电。
这个电报精辟地分析目前局势是“日本与南京右派联盟，企图夺取蒋系中派，造成大内乱，另方面是南京与各地左派企图调和，而中派在动摇中”；我们与西安的策略“应扶助左派，争取中派，打倒右派，变内战为抗战”。提出初步改组南京政府，讨伐军退出陕甘，保障民主权利，停止剿共政策并与红军联合抗日，与同情中国抗日运动之国家建立合作关系等同蒋介石、陈诚等“开诚谈判”的六项条件，要求在此条件下“成立和平”，“在上述条件有相当保证时，恢复蒋介石之自由”，以转变整个局势，达到“中国统一，一致对日”。这个电报确定的“放蒋”方针，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关键一招。电文中提出的条件同17日周恩来、张学良商定的五个条件相比，有所发展，更为具体、实际，也更全面。这六项条件随即成为西安与南京双方都同意的谈判基础。谈判结果，这些条件也为蒋与南京来人（宋子文等）“完全承认”，蒋氏最后口头正式承诺的六项条件同中共中央书记处12月21日电中提出的条件基本上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