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在会上作重要发言以下引文与概述均见张闻天1936年8月10日在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比较全面地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新形势下与蒋联合、与南京合作，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他认为，现在蒋介石、南京政府“战术有许多变动”，同时在策略上也“开始表现他的动摇”，“但不能说是基本的改变”。根据这样的估计，张闻天指出，我们的策略应该“不仅揭破他的欺骗，而是更要推动他的动摇”，也就是促使国民党、蒋介石及其军队的抗日倾向继续发展，转向真正抗日。至于怎样“推动”蒋“动摇”，怎样在承认南京政府和蒋的统一指挥又取消了红军、苏维埃名义的情况下，来争取共产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张闻天在发言中也作了比较全面的回答。他认为，除了“从实际行动来揭破”蒋的欺骗、退让、妥协之外，还要从以下各方面来争取领导权：一是“尽量发动群众斗争，来实现我们的领导”；二是“用统一战线来在他内部进行一切活动，特别是他的军队、他的组织内进行活动”，“联结很多力量”；三是提出“停止内战，民主自由”来“与蒋联合”；四是广泛运用统一战线来“巩固我们的力量”，“要巩固组织，扩大组织”，“把我们的党大大的巩固起来”，“巩固红军工作是非常重要的”，“要把红军力量（按：指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统一起来”。张闻天还指出，“要继续反对关门主义”。同时，他又提起大家对右的机会主义倾向的警觉，强调“防止蒋在统一战线中的叛变，记取1927年大革命的教训”。在毛泽东作了结论之后，张闻天最后又明确指出，要依据这次会议议定的内容，形成三个文件：一、公开宣言，二、秘密信，三、秘密文件。
会后，张闻天即同毛泽东、周恩来等一起，致力于落实这次会议决定，实行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蒋介石方针的重大转变：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
8月12日，洛甫、张浩、周恩来、博古、王稼祥、彭德怀、凯丰、毛泽东八位政治局成员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通报八月会议的重要决定。电文见《三军大会师》下册，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03-604页。关于对国民党、蒋介石的策略方针，电文指出：“认定南京为进行统一战线之必要与主要的对手，应与南京及南京以外之国民党各派，同时的分别的进行谈判。依据过去与南京谈判的基础，在忠实进行抗日准备，实行国内民主与实行停止‘围剿’等前提之下，承认与之谈判苏维埃红军的统一问题。”电文提出“继续停战议和请蒋抗日的号召，目前阶段实行他不来攻我不去打，……他若来攻，则一面坚决作战，一面申请议和”，“在抗日进军路上，遇到蒋介石部队和其他部队，实行先礼后兵政策”等等，并说明“所有以上对南京的策略，都是为着分化南京，揭破其欺骗，孤立其首领，争取其群众，排斥其汉奸部分，而推动其爱国部分，使之走向真正抗日救亡的道路”。张闻天等人的这份电报是传达八月政治局会议精神的第一个文献。
接着，毛泽东、张闻天即起草文件：以书信形式发表的“公开宣言”《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1），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关于《致国民党书》的起草，周恩来1945年4月30日在中共七大会上发言说是“毛泽东同志写的”（见《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92页）。吴亮平在1981年12月6日同萧扬、张培森和笔者谈话，说“是张闻天同志起草的”。连庆浦在1981年12月4日同萧扬、张培森谈话，也说“是洛甫同志起草”。她说：我于1936年6月底到杨家园子，那是洛甫同志的驻地。几天后，去保安。中央在保安住定后，洛甫同志的文电就要我抄写，因为他觉得我写的字较好。后来我的工作定在中央机要科，任务就是抄报。洛甫同志起草的文电经我抄写的很多。《致国民党书》是洛甫起草，拿来让我抄写的。这里面有“贵党二中全会”等字样，当时给我的印象很深。笔者曾就这个问题向刘英请教。刘英说，当时重要问题闻天都同毛主席商量，商量后写成文件、电报。文件、电报张写得多些，但重要的写后都给毛看过，经毛修改。张很尊重毛，许多重大问题主导意见是毛的。写《致国民党书》的具体经过我已记不清了。按当时情况，像这样的文件很难说是哪一个人写的。如果张起草了初稿，也必定请毛修改过。和“秘密文件”《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8月下旬，正是在文件已经起草但尚未定稿的时候，接到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8月15日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这份电报当时简称为“国际电报”或“政治指示”。1986年苏联出版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汇编》首次公布。《教学与研究》1988年第1期、《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2期先后发表了中译文。收到时间“8月下旬”据1936年9月8日洛、恩、博、泽致朱、张、任电，该电说“八月下旬国际有进一步指示”。“国际电报”认为，“把蒋介石和日寇等量齐观是不对的。这个方针在政治上是错误的，因为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在现阶段，一切都应服从抗日。此外，不能同时有效地进行既反对日寇又反对蒋介石的斗争”。“国际电报”指出：“必须采取停止红军同蒋介石军队之间的军事行动，并同蒋介石军队协同抗日的方针”；“最好由中国共产党发表声明，主张建立统一的中华民主共和国”；“争取同国民党及其军队达成协议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等。八月政治局会议决定的“和南京谈判”、“与蒋联合”的方针，同共产国际上述“政治指示”精神、方向以至基本策略是一致的，但是，对蒋介石及他代表的南京当局“估计还是不足的”1936年9月8日洛、恩、博、泽致朱、张、任电，载《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3期。。这主要表现在八月政治局会议在确定放弃“反蒋”方针实行“与蒋联合”政策的同时，仍然倾向于采取把蒋“击塌”，使其“瓦解”、“破产”的“倒蒋”政策。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得到8月15日“国际电报”以后，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质与性质认识更加明确了，对南京方针就“完全转变过来”了。张闻天1936年9月15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报告记录。
毛泽东、张闻天等在接到“国际电报”后采取的第一个重要行动，是对已经起草好的《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作必要的补充后，立即于8月25日发出。这封公开信是中国共产党“新的宣言”，包括了建议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等新内容。
这封信义正辞严地指出，“九一八”以来，日寇乘虚而入，得寸进尺，沦亡惨祸迫在中华民族的目前，这完全是国民党及其政府的错误政策招来的。“如果你们还要继续内争，不把向内的枪口转到向外，不把退让的政策转到抗战，不把分离的局面转到团结，不把涣散的情况转到统一，则祸患之来，不堪设想，而诸位先生千秋万世的罪名亦将无可以挽回。”中共中央向国民党中央委员和全体党员大声疾呼：“立即停止内战，组织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发动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
这封信称蒋为“蒋委员长”，承认他对国民党五次全会政策所作的新的解释“较之过去有了若干进步”，表示“诚恳的欢迎这种进步”；同时又对蒋认为目前“并未达到和平绝望的时期”、“［牺牲］并未达到最后关头”的说法提出批评。信件列数东北四省的沦亡，察哈尔大部的失去，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猖獗，冀察政委会的傀儡化，日本大军的进驻冀察，华北经济权的丧失，泛滥全中国的公开走私……直至华南自治运动的策动等等事实，说明“在全国人民看来，和平早已绝望，牺牲早已到了最后关头，除了发动全国人民全国武装力量的坚决的自卫战争外，中国领土主权的全部沦亡是无法挽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