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瓦窑堡会议决议》，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是在“抗日”与“反蒋”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的方针下进行的。其时，经过长征的红军刚到陕北，为了在国民党军队的包围与进剿中求得生存与发展，不得不把扩大与巩固苏区根据地和发展红军作为基本任务，统一战线的重点自然也只能放在联合东北军、西北军和发展白区工作、开展群众抗日救亡运动方面。在当时，把1927年叛变革命，十年内战中屠杀工农，与中国共产党结下血海深仇而在日寇侵略、大敌当前的形势下仍坚持其反共灭红和不抵抗政策的蒋介石视为主要敌人之一，是势所必然，是由中国革命斗争的历史情况和党与红军所处的具体环境决定的。
然而，中国共产党是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的。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的基点在于抗日。所以，抗日统一战线是否包括蒋介石在内，并不决定于中共的主观愿望，而取决于蒋氏之是否抗日。所以，一当出现蒋氏向抗日的方向动摇的迹象，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立即从实际出发，主动地、灵活地运用统一战线策略，适时地调整对蒋策略。不过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以至“联蒋抗日”，对蒋策略的改变实非易事，是在1936年至1937年同国民党南京政府反复进行政治较量和军事斗争中逐步实现的。
国共两党直接联系的恢复
1936年2月27日，受托为南京政府送密信并接洽与共产党商谈联合抗日问题的董健吾（化名周继吾）、张子华抵达瓦窑堡，国共两党中断了十年的直接联系由此恢复，这就把“抗日”与“反蒋”是否继续并提的问题提到了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面前。在这之前，张学良在洛川会谈中表示的“不同意打蒋”的意见，已经引起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重视。
1936年3月初，张闻天、毛泽东等在山西石楼前线接到博古从瓦窑堡发表的电报，得知南京当局通过关系派专人送信到瓦窑堡，表示要同中共谈判联合抗日问题，希望中共中央立即答复，促使中共对蒋方针发生变动。
同共产党和红军打了十年内战的蒋介石为什么在这时提出同中共谈判联合抗日问题呢？决定的因素是华北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独占中国的侵略行动直接危害和威胁英、美等国和蒋介石集团的利益。蒋氏为维护其利益、巩固其统治，不得不调整其内外政策。蒋在1935年11月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开始作出将改变妥协退让政策的表示。他虽然仍侈谈“和平”，但同时又说，“和平到完全绝望时期”，“牺牲到最后关头”，他即“听命党国，下最后之决心”。与此同时，对外，改善同苏联的关系，以争取苏联的支持和帮助；对内，企图并用政治、军事两手策略，在进行军事“围剿”的同时，通过“谈判”，收“溶共”和“收编”红军之效。
转折关头：张闻天在1935-1943十二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1935年12月，蒋介石对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表示，希望苏联“能够促进国共团结”。鲍格莫洛夫拒绝苏联政府充当国共谈判的中间人。1936年1月，蒋又告诉这位苏联驻华大使，他“准备同意中共合法化，但不能让中国红军存在”。随后，蒋又表示“可以在以下基础上同共产党达成协议：红军承认中央政府及司令部的权威，同时保留自己目前的编制，参加抗日战争。”除此以外，蒋介石还在1935年底派陈立夫秘密赴苏谈判，希望订立共同对日的军事同盟。后蒋考虑时机尚未成熟，令已到德国的陈返回南京，同苏联驻华大使交涉。又令回国述职的中国驻苏武官邓文仪赶回莫斯科，同苏联一些高级将领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接触。
在国内，蒋介石设法同共产党建立联系。他指派陈立夫打通同共产党的关系，同时要宋子文想办法。
陈立夫把任务交给ＣＣ系要角、铁道部次长曾养甫。曾即于1935年11月底把任务交给了铁道部劳工科长谌小岑。谌与曾是天津北洋大学同学，早年参加过“觉悟社”，同周恩来夫妇有旧谊。谌小岑通过翦伯赞邀来吕振羽，同中共北方局建立了联系。另外，谌小岑通过中共地下党员左恭认识了一位宁夏人黄先生，黄先生的真名叫王绪祥，党内名为张子华。张子华建议由国民党直接派人去陕北。
宋子文找宋庆龄商议怎样向中共中央传递国民党要求谈判的信息。1936年1月，宋庆龄把董牧师（健吾）请到家里。董是共产党员，宋子文在圣约翰大学的同学。宋庆龄交给董一封信，要他到陕北面交中共中央领导人。行前，宋庆龄又给他一张财政部长孔祥熙签署的委任董为“西北经济专员”的委任状，以保证旅途方便与安全。
上海中共特科获悉此事后，决定派张子华随董健吾同赴陕北。张子华通过谌小岑征得曾养甫同意，与董结伴西行，于1936年1月抵西安。时值隆冬，遍地冰雪，加之陕北苏区处于国民党军队包围封锁之中，董、张二人在西安滞留了40天，未能找到合适的交通工具和安全进入苏区的路线。他们只得请张学良帮忙，经东北军掩护前往。终于在1936年2月27日到达瓦窑堡。董健吾进苏区后即化名周继吾。
第二天，董健吾和张子华二人一起面见在瓦窑堡留守的中共中央常委博古。呈递了宋庆龄托带的密信，还谈了南京情况：国民党内孙科、于右任、张群、冯玉祥等均主张联俄联共；蒋嫡系中也不是铁板一块，有的主张联红反日，有的主张联日反红；蒋介石本人有与红军妥协反日的倾向。据1936年2月28日彭德怀、毛泽东致李克农电。
博古立即电告在山西前线的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和在陕北前线检查工作的周恩来。3月2日，张、毛、彭复电要博古同董健吾等一起到山西石楼，面商同国民党谈判事宜。同时要周恩来也来石楼。这时，董感到此行已经迁延多日，如前往石楼，更要耗费不少时日，为使国共双方迅速磋商大针，宜由中共对南京当局的意向作一答复，由他急回南京、上海复命。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遂于3月4日中午12时，以“张、毛、彭”三人署名复电“博古转周继吾”，表示：“弟等十分欢迎南京当局觉悟与明智的表示。为联合全国力量抗日救国，弟等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提出与南京当局谈判的五点意见：“我兄复命南京时望恳切提出弟等之下列意见：（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二）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三）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寇迈进；（四）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五）内政与经济上实行初步与必要的改革。”最后表示“同意我兄即返南京，以便迅速磋商大计。”载《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4期。董健吾第二天即带着这个密件离开瓦窑堡返南京。
张、毛、彭的电文，在国共两党联系中断了十年、开始在国内重新直接接触之际，提出了同国民党联合抗日的基本条件。电文中未提“反蒋”而强调“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第一次向蒋介石和南京当局表示，在抗日的前提下，“反蒋”的方针不是不可变动的。
晋西会议调整对蒋策略
3月中旬，张子华随博古来到山西隰县大麦郊地区（今属交口县）。张闻天同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一起，听取了张子华关于同曾养甫、谌小岑接触的情况汇报，了解到陈立夫、宋子文寻找共产党中央希望举行秘密谈判的具体情况，获悉国民党上层人物孙科、于右任、冯玉祥、胡汉民以及陈立夫等亲英美派有联共联俄一致抗日的意向。
就在这时，中共中央北方局联络处长王世英也来到这里。王世英向张闻天等中共中央领导人汇报了北方局同南京方面接触的情况。1936年1月，北方局代表周小舟已经在吕振羽陪同下与谌小岑见面，打通了国共之间的关系。
3月16日，李克农也赶到石楼。他刚刚同张学良在3月4、5两日进行了第二次“洛川会谈”。李在3月5日已电党中央简要报告会谈结果，这时又当面向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人详细汇报。关于对蒋方针，张学良在1月19日第一次“洛川会谈”时就“不同意讨蒋”，这一次会谈中更坦率地陈述了自己的看法，主张抗日必须“联蒋”。其时，张学良因护送董健吾、张子华赴陕北，已经从董、张那里了解到南京当局正欲同中共中央秘密谈判联合抗日；彭德怀、毛泽东又于3月5日把中共中央提出的与南京当局谈判的五项条件电告张学良；因此，张学良一方面更加放心大胆地联共联红，另一方面，更加认为老蒋有抗日的可能。
1936年3月20日至27日，张闻天在山西前线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通称“晋西会议”）。应该看到，这次会议的召开，既是因为刚从莫斯科回来的刘长胜带来了共产国际七大决议的文件，需要进一步学习、贯彻，也是因为国共两党关系上发生重大变化这一新情况，迫切需要对瓦窑堡会议确定的统一战线策略方针进行总结并作必要的调整。
在晋西会议上，张闻天就共产国际七大决议和统一战线问题作报告。1936年3月20日张闻天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这个报告以《共产国际“七大”与我党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为题收入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张闻天选集》。以下引文据《张闻天选集》。他概括国际七大的主要精神，“一是集中力量反战反法西斯，二是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以此衡量《瓦窑堡会议决议》，“基本上是同这些决议相符合的”。鉴于国际七大决议中关于欧洲的问题讲得多，关于中国的具体问题很少涉及，张闻天提出贯彻国际决议的指导思想：“使之民族化，使之适合于我们的具体环境。”这是中共中央领导人第一次明确提出要把共产国际指示“民族化”的思想，其实质就是不能把国际指示教条化、神圣化，而要把它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张闻天不仅提出了这一指导思想，他的这篇报告也体现了这一指导思想。
在报告中，张闻天分析了1935年8月共产国际七大闭幕以后半年多来世界形势“新的变化”和在日本继续侵占华北情况下中国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他指出，中国国内阶级关系有了新的变动，除了民族资产阶级“分化很明显”之外，“许多派别在抗日口号下表现活跃”，地主买办集团中有人“想找出路来联俄联共抗日”，“南京政府内部和一些军阀也在与我们接洽谈判”。这一切证明，在中国，尤其是华北，“爆发民族革命战争的局面正在形成”。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准备开展大规模的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在战略任务上，张闻天反复强调，党的“中心任务是抗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尤其是中心”；在策略方针上，明确指出，“我们现在主张国内和平，联合抗日”，“目前的关键，是建立统一战线——抗日的人民统一战线”；我们“必须而且可能与各种政治派别进行上层统一战线”。他认为，运用统一战线策略“没有死板的公式”，要依据不同的环境，利用每个事件，在各种阶层以至各种反动阶层中进行统一战线工作。他说：“不分析反革命派别中的各个人，视同一律，就不能有统一战线。不用策略而只背诵教义，就不能有统一战线。”
对“蒋”，虽仍指其为“最反动的法西斯分子”的代表，但在策略上，已经改变了“抗日”与“反蒋”并提的提法，而将“抗日”突出地摆到“中心”位置，出现了用“联合抗日”取代“抗日反蒋”的趋向。
张闻天还着重论述了实现上层统一战线的具体方针。他指出，应该“首先注意那些有群众的、有实力的、抗日的派别”；与各种政治派别、武装部队订立协定，可以先订部分的、地方性的协定。这种协定可以是公开的或秘密的，但一定要“着眼于争取广大群众”，要“讲原则”，协定订立后我们一定要“忠实遵守”。他还强调，在上层统一战线中，党决不抛弃自己的立场。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是唯一正确的主张”；对同盟者决不放弃“严肃的批评”；对右派“进行最坚决的斗争，而不是迁就”。张闻天提出的这些原则，直接指导了当时秘密进行着的同南京政府的谈判，以及同东北军、西北军等地方实力派的联合工作。
关于统一战线的发展方向，张闻天没有照搬国际决议的规定。他从中国实际出发，指明：在中国建立统一战线的政权（抗日联军、国防政府）同欧洲各国相比，“有两点不同：一是革命发展的不平衡，二是已经有了苏维埃”。他提出一个重要的指导思想：在中国，“有可能在某些地区中首先建立这种政府”。张闻天还论述了同国际决议指出的产生这种政府所需要的不同的适合于中国特点的三个条件：一、某些地区的地主资产阶级的政权已严惩地瘫痪，因而无力阻止这种政权的产生；二、最广大的群众已经奋起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但未进至争取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三、一部分愿意抗日的当权者与群众公开要求共产党、苏维埃和红军联合一致，抗日讨蒋。他还指出，建立这种政权不应“消极与等待”，而要“从斗争中得来”。这些论述，成为独立自主地发展抗日根据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指导思想。
张闻天的报告总结了瓦窑堡会议以来三个月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经验，回答了新形势下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充实和发展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得到政治局的赞同。会议批准了3月4日张、毛、彭在给董健吾电报中提出的同国民党谈判的五项条件，并明确指出：日本是最主要敌人，国民党内正在分化，蒋介石、张学良都在动摇中，中央提出的五项谈判条件，不仅是对南京的而且也是与一切人交涉的基本条件和内容。会议还确定，与国民党军队的谈判集中于军委，与国民党的谈判集中于党中央常委，全部由常委指挥。会后，张闻天发表《关于抗日的人民统一战线的几个问题》一文此文作于4月20日。发表在4月30日出版的《斗争》第97期，署名洛甫。收入档案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编入《张闻天文集》（二）。，概括了晋西会议关于统一战线问题的主要思想和政策原则。
1936年3月底4月初，蒋介石命陈诚率中央军十个师进入山西，协同阎锡山阻拦红军东征，并命令东北军、十七路军等进攻陕甘根据地。在这样严重的情况下，中共中央都没有改变晋西会议确定的方针。在4月6日政治局会议上，张闻天仍然指出，“蒋介石内部起分化”，我们的策略在军事上采取“坚决的行动”，“另一方面还是积极的和他进行外交”。据1936年4月6日张闻天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也就是继续与蒋秘密谈判停止内战联合抗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