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8日晚22时，由周恩来、张闻天、博古、徐向前、陈昌浩、毛泽东、王稼祥七人联名的电报发出，力促张国焘北进。电报文辞十分恳切，开头说：“目前红军行动是处在最严重关头，需要我们慎重而又迅速的考虑与决定这个问题。”电报将“弟等仔细考虑结果”一一条列陈述，指出“右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将极端不利”，因而，“务望兄等深思熟虑，立下决心”，“改道北进”。并告以行动计划：“拟于右路军中抽出一部，先行出动，与二十五、六军配合行动，吸引敌人追随他们，以利我左路军进入甘肃，开展新局。”电报最后说：“以上所陈，纯从大局前途及利害关系上着想，万望兄等当机立断，则革命之福。”真是一片至诚，溢于言表。
危急关头
对于8日徐、陈传递毛、张、周、博、王意见电报和七人联名电报的透彻分析，热忱期待，张国焘全然不顾，一概不听。9月9日，张国焘复电徐、陈并转周、张、博、毛、王，依然以种种困难为借口，反对北进，鼓吹其“乘势南下”的主张。
更为严重的是，张国焘于9月9日发密电给陈昌浩，背着中央令陈率右路军“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密电内容据1937年3月中共中央会议记录中毛泽东的发言，转引自《周恩来年谱（1898-1949）》，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291页。
译电员送交这封密电的时候，恰好陈昌浩在会上作报告，讲得兴高采烈。他没想到这是张国焘给他的一封密电，示意坐在旁边的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先阅。叶剑英一看电文，立即敏锐地洞察张国焘企图分裂红军和危害中央的阴谋，遂机警地离开会场，赶到巴西党中央驻地报告。对叶剑英这一功绩，中共十二届四中全会给叶剑英的致敬信写道：“长征途中，您同张国焘企图危害中央和中央红军的阴谋进行了英勇机智的斗争，为党立了大功。”他第一个遇到了毛泽东。毛随即用铅笔将密电抄录在香烟壳纸上。叶带着密电仍旧返回会场。
毛泽东感到情况紧急，立刻找张闻天和博古商量对策。他们三人一致认为事态十分严重，等待张国焘率部北上已经绝无可能，继续滞留下去将会招致不堪设想的后果。张闻天和毛泽东、博古三人很快赶到三军团驻地阿西，与在那里治疗的周恩来、王稼祥举行中央常委紧急会议，果断地决定党中央同四方面军暂时分离，即率右路军中的红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速出甘南，并通知已经率红一军团北上进至俄界的林彪、聂荣臻，行动方针有变化，要他们在原地待命。
会后，立即分头秘密布置脱离险区的行动。张闻天亲自向李维汉布置了任务，叫他负责把党中央机关、政府机关、总政治部等单位在次日凌晨带到巴西，会同党中央一道北上。张闻天叮嘱他，上述决定要绝对保密。李维汉接受指示后，立即分别通知了凯丰、林伯渠、杨尚昆，叫他们明天凌晨就走。对下只说到黑水打粮，叫各单位负责人准备好。据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364页。
脱离险区
9月10日凌晨两三点钟，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一起率领三军团、红军大学离开危险地区。军委纵队各单位也以“上山打粮”为名，随党中央一道北上。
出发时，毛泽东率部在前，彭德怀率部在后掩护。张闻天也策马前后照应，亲自向干部讲明当时危险处境，还与彭德怀一起布置三军团部队在山上警戒。刘英：《难忘的三百六十九天》，《了望》周刊1986年第40-45期连载。
9月10日当天，张闻天和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等到达阿西，立即以中央政治局名义致电陈昌浩等下达指令，指出：张国焘电令你们南下，显系违背中央累次之决定及电文。中央为不失时机地实现自己的战略决定，已令一方面军主力向罗达、拉界前进。四军、三十军归你们指挥，应于日内尾一、三军后前进。并郑重声明：“本指令因张总政治委员不能实行政治委员之责任，违背中央战略方针，中央为贯彻自己之决定，特直接指令前敌指挥员（党员）及其政委并责成实现之。”并通知他们，“右路军统归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指挥。”同时，张闻天等以中央名义致电张国焘，申明：“阅致徐、陈调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完全不适宜的。”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才是出路”，“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右路军应立即北上。”
与此同时，9月10日在阿西，发布了毛泽东写的《共产党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指出：“自从我们翻过了雪山，通过了草地之后，我们一到包座，即打胜了仗，消灭了白匪军49Ｄ49Ｄ，即在包座被红军歼灭的胡宗南的第49师。Ｄ，英文Ｄｉｖｉｓｉｏｎ的缩写。。目前的形势是完全有利于我们，我们应该根据党中央正确的战略方针，继续北进，大量消灭蒋介石、胡宗南的部队，创造川陕甘新苏区。”《告同志书》指明了南下方针的危害，对其断然予以否定：“南下是草地、雪山、老林，南下人口稀少，粮食缺乏，南下是少数民族的地区，红军只有减员，没有补充，敌人在那里的堡垒线已经完成，我们无法突破。南下不能到四川去，南下只能到西藏、西康，南下只能是挨冻挨饿，白白的牺牲生命，对革命没有一点利益。对于红军，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南下是绝路。”《告同志书》号召：“应该坚决拥护中央的战略方针，迅速北上，创造川陕甘新苏区去。”
作为党中央总书记，张闻天在危急关头临危不乱，镇定自若，同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王稼祥、彭德怀、叶剑英、杨尚昆等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同志团结一致，密切配合，使党和红军又一次脱离了生死攸关的险境。
俄界会议
9月12日，张闻天在俄界（今甘肃省迭部县高吉村）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紧急扩大会议，讨论张国焘的分裂错误和红军今后的行动方针。
毛泽东在会上作报告，回顾了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同张国焘就战略方针进行争论的过程。毛泽东指出：我们现在背靠一个可靠的地区是对的，但不应靠前面没有出路、后面没有战略退路、没有粮食、没有群众的地方。“所以，我们应到甘肃才对，张国焘抵抗中央决议是不对的。”毛泽东在俄界会议上的报告记录，转引自《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64页。他明确指出：现在我们不应依靠共同北上，而应该单独北上。
毛泽东作报告以后，彭德怀作了改变军队编制等问题的报告。
在与会者充分开展讨论后张闻天作总结性发言，对毛泽东的报告作了补充和发挥。张闻天在俄界会议的发言，以《关于张国焘的错误》为题收入《张闻天选集》。以下引文见该书，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0-61页。
关于同张国焘斗争的性质，张闻天明确指出：“这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中央的路线，一条是右倾的军阀主义——张国焘主义。”张闻天分析了张国焘的军阀主义路线形成的过程，并着重指出其性质：“从退出通南巴起，已经形成了反对中央的路线。对敌人是惧怕的。在红军建设上，不要党的领导。红军变成个人统治的军队。对干部的培养，是要拥护他个人。无论从哪一方面，都充分表现了军阀主义倾向，这是很明显的。”
对于张国焘错误发展的前途，张闻天同意毛泽东所作的“反对中央，叛变革命”的估计，并且具体指出：“其前途必然是组织第二党。”不幸而被言中，后来张国焘果然另立中央，最终叛变而去。张闻天简要回顾了争取张国焘的过程：“过去中央站在布尔什维克的路线上，如同一方面军一样看待他，后来知道他的错误，才用许多办法来争取他。用了许多方式，派代表，谈判，让步等，但终于分裂了。中央争取他的这些步骤是失败了”。说明“中央是采取了许多正确的办法的”，并指出“就是现在，只要还有一线可能，我们还要争取他。”
张闻天还指出：“因为一、四方面军分开，我们的力量削弱了，所以我们的战略方针不能不有变更。”他同意彭德怀的提议，“目前队伍的编制要缩小”，指出：“要注意干部的保存。现在要指定一些同志负责改编队伍，到麻牙即行改编。”
俄界会议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当时因为时间紧迫，会议原则通过了这个决定。到达哈达铺以后，在9月20日举行的常委会上，决定：“关于国焘问题的决议的起草，由洛甫负责。”这个决定由张闻天写成通过以后，没有立即发布。到1935年12月间才在党中央委员范围内公布，在一方面军高级干部中口头传达。
俄界会议还决定，将北上红军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委。由彭德怀、林彪、毛泽东、王稼祥、周恩来组成“五人团”指挥军事。
根据俄界会议精神，中共中央于9月14日再次致电张国焘和徐向前、陈昌浩，严正指出张国焘的错误和责任：“一、四方面军目前行动不一致，而且发生分离行动的危险的原因，是由于总政委拒绝执行中央的战略方针，违抗中央的屡次训令与电令。总政委对于自己行动所产生的一切恶果，应该负绝对的责任。”电文还指出：中央“再一次的要求张总政委立即取消南下的决心及命令，服从中央电令，具体部署左路军与四军、三十军之北进”。《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0），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59-560页。
但是，张国焘继续顽固坚持其错误主张，率领左路军和右路军中原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南下，在反党分裂主义的道路上愈走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