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两河口会议上，张国焘虽然表面上赞成北上方针，同意打松潘，但实际上他还是惧怕敌人，想避敌主力，西移川康边。两河口会议以后，毛洛商量、经常委会决定，任命张国焘为军委副主席。但张国焘的权欲并没有满足。没过几天，他就违背两河口会议决定，制造事端，乃至要挟中央了。
6月29日，张国焘致电中央，强调攻打松潘的困难，并要一军团去阿坝，四方面军主力往西、往南。
7月1日，张国焘又借口为了将主力迅速开到毛儿盖东北地带，消灭胡宗南部，提出“我军宜速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故意拖延四方面军主力北上的行动。接着，张国焘向李富春表示非常关心“统一组织问题”，提出“充实总司令部”等要求。
7月8日，张国焘在杂谷脑召开四方面军高级干部会议，抓住《前进报》发表凯丰写的《列宁论联邦》批评张国焘在5月底宣布成立“西北苏维埃联邦政府”一事，大肆攻击中央，挑拨一、四方面军的关系，进行反对党中央、破坏红军团结的派别活动。
在张国焘策动下，7月8日当天，中共川陕省委致电中共中央，说张国焘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联邦政府”“在理论上、在组织上都是正确的”，《前进报》上的文章对联邦政府的批评是不正确的。7月9日，中共川陕省委又出面向中央建议，要加强总司令部，由陈昌浩出任总政委等职；军委设常委，决定军事策略问题，并催促中共中央政治局“速决速行”。7月10日，张国焘急不可耐，又向中共中央提出“我军宜速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说穿了，就是要给他最高权力，给他的部属高级职位，由他掌握红军的指挥权。对于《松潘战役计划》，则极力延宕，不予执行。
张国焘为何这样明目张胆、野心膨胀呢？重要原因是他自恃兵力强、资格老。他是中共一大代表，是一大选举成立的中央领导机构中央局三个成员之一。这时红四方面军有8万多人，兵强马壮，红一方面军只1万多人，且系经过远征的疲惫之师。张国焘完全以军阀主义看待革命军队，他要用枪指挥党。
中央对张国焘延迟北上贻误战机的错误提出批评，敦促他对所率各部“真能速调，速进，勿再延迟坐令敌占先机”，并要张国焘和徐向前、陈昌浩一起速来芦花集中指挥。
与此同时，中央为了团结张国焘，对他在“组织问题”上提的要求，还是委曲求全，尽量考虑。张闻天同毛泽东就中央的人事安排问题反复商量。张闻天从团结北上的全局出发，主动表示自愿让出自己担任的党中央总书记的职位。毛泽东不同意。经商量，周恩来把总政委的职务让给了他。当时担任中央队秘书长的刘英回忆、叙述了毛洛商谈的情形：
毛主席说：“张国焘是个实力派，他有野心，我看不给他一个相当的职位，一、四方面军很难拧成一股绳。”毛主席分析，张国焘想当军委主席，这个职务现在由朱总司令担任，他没法取代。但只当副主席，同恩来、稼祥平起平坐，他不甘心。闻天跟毛主席说：“我这个总书记位置让给他好了。”毛主席说：“不行。他要抓军权，你给他做总书记，他说不定还不满意，但是让他坐上这个宝座，可又麻烦了。”考虑来考虑去，毛主席说：“让他当总政委吧。”毛主席的意思是尽量考虑他的要求，但军权又不能让他全抓去。同担任总政委的恩来商量，恩来一点也不计较个人地位，觉得这么安排好，表示赞同。刘英：《难忘的三百六十九天》，《了望》周刊1986年第40-43期连载。
沙窝会议前后
7月18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芦花（今四川省黑水县）召开，讨论“组织问题”。此次会议出席人员，记录中“到会”项下仅记“朱、毛、周、洛、王、博”，记录中发言的人还有：张国焘、邓发、徐向前、凯丰。陈昌浩是否参加，无法确定。以下叙述会议情况、张闻天讲话内容，均据会议记录。
张闻天主持会议，他首先提出关于人事安排的意见：“军委设总司令，国焘同志任总政治委员，军委的总负责者。军委下设小军委（军委常委），过去是四人，现在增为五人，陈昌浩同志参加进来，主要负责还是国焘同志。恩来同志调到中央常委工作，但国焘同志尚未熟习前，恩来暂帮助之。这是军委的分工。关于总政治部本是稼祥主任，因病实际是博古，现决定博古为主任。”
在讨论中，张国焘强调要提拔新干部，提出要向中央委员会增补成员。毛泽东说：提拔干部是需要的，但不需要这么多人集中在中央，下面也需要人。张国焘只得暂时作罢。
张闻天最后作结论说，大家意见一致，很好。现在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打好这次战役。并宣布决定：张国焘为红军总政治委员，徐向前、陈昌浩为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和政委，博古为总政治部主任。
7月18日当天，军委即将上述决定通知各军团首长。
为了促进两个方面军的团结，统一认识，分清一些大的是非问题，从7月21日至22日在芦花，张闻天又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集中讨论四方面军的工作。会上，张国焘作关于红四方面军工作情况的汇报。讨论后，张闻天作总结性发言。
张闻天首先肯定四方面军“一般领导是正确的”，部队“很有战斗能力”，同时又指出其缺点和错误：在第四次反“围剿”开始时领导对形势估计上有“左”的倾向，后当敌人分兵合击时，未能抓住敌人弱点，集中打他一路；通南巴指四川北部之通江、南江、巴中一带，红四方面军在这里建立了川陕根据地。打了胜仗还是放弃了，反映对根据地的重要性了解不够；退出通南巴时把所有干部、游击队通通带走也是不好的；出通南巴后缺乏明确的战略方针，没有一定的发展方向，造成了现在的一些困难。张闻天还指出，四方面军对待少数民族也有些问题，如在两河口把藏民的土地拿来分，引起群众反对；关于西北联邦问题，实际也未弄清楚怎样才算“联邦”，少数民族还没有发动就首先成立“联邦”，结果必将是徒然的。张闻天强调，在新的环境下创造新苏区是当前的中心任务，揭示过去工作的弱点是为了总结经验。
芦花会议决定张国焘担任红军总政委以后，他才勉强执行军委为补救延误战机而发布的松潘战役第二步计划，率领四方面军北上向毛儿盖地区集中。可是，到了毛儿盖以后，张国焘又进行了一系列反对中央、破坏团结的活动。他在四方面军召开了一个紧急干部会议，在会上宣布中央执行的是机会主义路线，要求将四方面军的十几个干部分别批准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他指责遵义会议是调和路线，要求博古退出书记处和政治局，周恩来退出军委，不达目的即不进兵。还在中央驻地附近，搞了一个严重的军事示威。同时，他在整个四方面军中封锁中央的声音，做了一个反对中央、反对一方面军的动员，造成了四方面军对一方面军的异常恶劣的关系，全然不顾中央号召的两军团结北上的政治任务。据1936年7月1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共产国际的电报。而这时敌方胡宗南部却已经利用张国焘延宕不进之机，集结了胡部主力，在松潘附近地区构筑了堡垒线，红军攻打松潘的有利时机已经丧失。不仅如此，各路敌军经过调集、布防，形成了围困与消灭红军于岷山以西、懋功以北雪山草地之中的态势。红军处境异常困难。如不抵制张国焘的错误方针，制止他破坏团结、反对中央的行为，红军处境将更为凶险。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从全局和全党全军的团结出发，为求得共同北上，促进张国焘转变与争取四方面军，采取了特殊的、十分忍耐的方针。在这一方针指导下，8月上旬，张闻天在松潘县毛儿盖南面约20里的小村庄沙窝，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
沙窝会议的议程为两项：（一）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形势与任务；（二）组织问题。
会前，就这两项议程进行了比较充分的酝酿。张闻天经同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等商讨，就形势与任务问题草拟了决议草案。草案拟就后，又同四方面军的陈昌浩、傅钟等商量，得到他们的赞同。关于组织问题，张国焘先着人带给中央一个增补四方面军同志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名单，张闻天同毛泽东交换了意见，又同陈昌浩、傅钟来回商量，基本上取得一致意见。在做了这些准备工作之后，8月3日21时，张闻天发电通知张国焘：“请准于明日十时到达沙窝开政治局会议，并请通知傅钟、博古、邓发、凯丰、富春赶来到会。”
沙窝会议从8月4日开始至8月6日结束，共开了三天。
会议开始即由张闻天就第一项议程作报告。他根据起草好的文件《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述。经过两天讨论，第三天会议开始时，由张闻天作结论。
张闻天总结两天的讨论说：“对决议案大家意见无大分歧，同志们也都是一致的。这是一、四方面军胜利和前进的保障。”张闻天有针对性地着重肯定遵义会议的正确，强调遵义会议肯定的军事路线，要求四方面军中党的支部应该讨论《遵义会议决议》。关于西北联邦问题，张闻天再一次指出，“是过早的，这在决议中应指出”。对于四方面军同志对一方面军的批评，张闻天首先肯定“是好的，是帮一方面军来纠正缺点的”，同时又指出，“但须注意可能发生的不好影响——过分的批评会妨碍团结的”。他认为，切实紧要的是“现在就是要实际去作”，即通过整顿部队来纠正缺点。张闻天最后说：基本上通过决议案，由常委作些修改后印发。
8月9日，中央印发了沙窝会议通过的由张闻天起草的《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以下简称《沙窝会议决议》）。
《沙窝会议决议》是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文件。它针对两个方面军会合后一个多月来出现的主要问题，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总结历史经验，分析当前现实情况，作出了深刻而又具体的回答，有力地然而又是很有策略地抵制和批评了张国焘“西进”、“南下”的错误战略方针，抵制了他枪指挥党的军阀主义倾向，破坏两个方面军团结的行为，和避战退却逃跑的右倾机会主义动摇。创造了在特殊情况下正确处理党内矛盾的一个范例。
《沙窝会议决议》肯定6月28日两河口会议决定的“向北进攻”的战略方针“无疑是正确的”，“创造川陕甘的苏区根据地，是放在一、四方面军前面的历史任务”。还进而提到了在川陕甘及广大西北地区“创造出西北苏区根据地”的设想。这实际上是对一、四方面军会合以来战略方针问题的争论作了结论，肯定并坚持了中央的“北上”方针，否定了张国焘的“西进”、“南下”方针。
《沙窝会议决议》（以下简称《决议》）从创造川陕甘根据地的必要条件立论，正面回答了两个方面军会合以来出现的主要问题，不指名地批评与抵制了张国焘的种种错误。《决议》强调：“必须在一、四方面军中进一步的加强党的绝对领导，提高党中央在红军中的威信。”指出，“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工农红军”，党中央在遵义会议以后的军事领导“无疑义的是完全正确的”。《决议》对两个方面军分别作出了全面的估价，而且相当严格地批评了一方面军的弱点并提出“必须立刻整顿部队”的任务，强调“一、四方面军的兄弟的团结”，这就有力地抵制了张国焘破坏团结的言行。《决议》还从两个方面军会合的地域正在少数民族区及今后在西北地区活动的实际出发，指明“争取少数民族”“对于中国革命胜利前途有决定的意义”；指出在少数民族地区“一般的组织工农民主专政苏维埃是不适当的”；对“西北联邦”这个引起争论的问题，也作出了“目前建立西北苏维埃联邦政府是过早的”结论。
《决议》提出12项“目前的中心工作”，包括了军队建设、少数民族工作、白区工作、地方工作、保卫工作、组织工作、苏区工作等各个方面，是执行上述战略方针和原则的具体任务和措施，也是对以往斗争经验的概括。
《决议》指出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占领华北，造成‘华北国’的实际行动”，却未能再前进一步，指出由此带来的国际国内形势和阶级关系的巨大变动。《决议》维护了《遵义会议决议》和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却仍然没有认识到四中全会以来政治路线的错误，还要求学习五中全会的决议。所以，从总体上它还未能及时地开始从土地革命与苏维埃运动到民族革命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转变。这一重大转变，还有待于由于日本侵略的加剧而引起的民族危机的更加深重，有待于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七大的推动。就在《沙窝会议决议》形成前不久，中共驻国际代表团写出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八一宣言》公开发表的时间是1935年10月。其原因，据王明在1937年12月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说：“当《八一宣言》决定时，首先便是刘佐夫起来反对……经过两个月的讨论，经过国际书记处看过才发表。”。历史造成的这种认识落后于形势的局限当然是不应该苛求的。聚集在沙窝的毛、洛、周、博等党中央领导人正倾注全部精力解决最迫切的关系到红军的生存和发展的战略方向问题，正在为团结张国焘、率领红军冲破重围、北上创立川陕甘根据地而努力，长征的环境也使他们无法了解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沙窝会议决议》存在的不足与局限，丝毫不影响其积极意义和历史地位。
沙窝会议的第二项议程是组织问题——“吸收四方面军干部参加中央工作”。张闻天代表政治局提出预先经过磋商的名单，提升三个正式中央委员：徐向前、陈昌浩、周纯全，三个候补中央委员：何畏、李先念、傅钟；两位同志进政治局：陈昌浩为政治局正式委员，周纯全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会议议程和张闻天提出的名单均据1935年8月6日沙窝会议记录。
对这个名单，张国焘不满意，说：在坚决提拔工农干部上还可以多提几个人嘛！
毛泽东回应他说：四方面军中有很多好的干部，现在我们提出这六位同志，是很慎重的。照党章规定，本来政治局不能决定中委，现在是在特殊情况下才这样做的。其他干部可以更多地吸收到各军事、政治领导机关工作。
张国焘又迂回曲折地从另一方面提出要求：本来我们的意见，要提这几个同志都到政治局的，这样可以提拔工农干部，他们有实际经验，又可以学习领导工作。
毛泽东既肯定“国焘同志的意见是很好的”，又一点不松口，说四方面军的好干部“将来很可以吸收到中央机关及其他部门”。以上讨论组织问题时毛泽东、张国焘发言情况据刘英《难忘的三百六十九天》，并查核了中央档案馆收藏的1935年8月6日沙窝会议记录。刘英时任中央队秘书长，担任会议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