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童书历史百科(中国儿童课外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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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章 汉朝(14)

南阳黄巾军张曼成起兵,自称神上使,兵众数万人,杀郡太守褚裒,声势很大。后来张曼成被后任太守秦颉杀害,黄巾军就推举赵弘为帅,黄巾军又逐渐强盛,兵众遂达十多万人,占据宛城(今湖北荆门县南)。朱俊与荆州刺史徐璆及秦颉合兵围攻赵弘,敌人从六月到八月围城,一直攻克不下;有司上奏弹劾朱俊,主张对朱加以惩治,司空张温上疏灵帝为朱俊辩解:“昔秦用白起,燕任乐毅,都经过旷年历战,才得以克敌。朱俊在讨伐颍川的黄巾军时已立有战功,引师南指,方略已定;临军易将,为兵家之大忌,应该宽限时日,责其成功”。灵帝听从张温之言而没有惩治朱俊。朱俊开始向赵弘发动进攻,并杀死了赵弘。黄巾军的将帅韩忠又重新占据宛城,以抗拒朱俊。朱俊采取声东击西的办法,一方面鸣鼓攻打城的西南角,黄巾军以全力抵抗来自西南方向敌人的进攻,使黄巾军的兵力受牵于此;一方面朱俊自己率领精锐将士潜到城的东北角,乘虚而进入宛城。韩忠率兵退入小城,被敌人层层围困,韩忠意觉不能破敌,准备投降。但朱俊却认为黄巾军投降只是迫于目前的窘势,不完全出于真心,他说:“兵固有形同而势异者。过去秦、项之际,民无定主,因而对来归附给予赏赐,对未归附者施以规劝、招降。而现在天下一统,唯有黄巾叛逆。纳降不足以劝善,讨伐却足以惩恶。如果受黄巾投降,更升逆意,使黄巾有利则战,无利则降,纵长敌寇,绝非良计!”因此继续对黄巾发动紧急攻势,连战仍攻克不下。朱俊登高望城,对他的司马张超说:“贼人现在外围坚固,内营逼急,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必会决一死战。万人一心势尚不可挡,又何况有十万多人呢!我们不如先撤围,把军队合并入城,韩忠看到撤围,肯定会自动出来,一旦出来士兵的意志就会涣散,而这正是破敌之道。”随即敌人撤围,韩忠果然出战,朱俊进而发动攻击,斩杀黄巾军万余人。太守秦颉因对韩忠恨之入骨,因而杀了韩忠。

黄巾军的余部又推孙夏为帅,还归屯居宛城。朱俊又发动急攻,司马孙坚率众先登;癸巳,攻下宛城。孙夏败走,朱俊追到西鄂(今河南南阳市北)精山(在西鄂南),打败孙夏,黄巾军被杀者又达一万多人。于是南阳黄巾军败散。

张角率先举起反抗大旗,各地纷纷响应。诸如黑山、白波、黄龙、左校、牛角、五鹿、羝根、苦蝤、刘石、平汉、大洪、司隶、缘城、罗市、雷公、浮云、飞燕、白爵、杨风、于毒(各起义军的别号,如骑白马的就称为张白驹,轻捷快速的称为张飞燕,声音大的称为张雷公,胡须长的称张羝根等等)等各自起兵,大者二三万人,小者不下数千人。汉灵帝讨伐不及,就使出招降的手段,派人拜杨凤为黑山校尉,统领其他各支黄巾军,并授以朝廷官职。黄巾军大股被敌人平定,但响应黄巾军而起义的及小股黄巾军依然还有一定的势力及影响。

中平五年(188)二月,黄巾军的小股余部郭大在西河白波谷(今山西汾城县东南)起义;六月,益州黄巾军马相攻杀刺史郗俭;八月,汝南(今河南新蔡县北)葛陂黄巾攻设郡县;十月,青州、徐州的黄巾军复起,攻打郡县,杀官吏。汉献帝初平二年(191)十一月,青州黄巾军攻打泰山,被太守应劭打败,转而攻打渤海,与公孙瓒在东光(今河北东光县东)发生激战,结果又被公孙瓒打败。初平三年(192)四月,青州黄巾军在东平(今山东东平县)击杀衮州刺史刘岱,东郡太守曹操在寿张打败黄巾军,黄巾军投降。建安十二年(2107)十月,黄巾军杀济南王赟。小股黄巾军虽不是浩浩荡荡,但也搅得统治者坐卧不安。整个黄巾军起义,历时之长,断断续续,二十多年,蔓延之广,中原自不必说,延及吴蜀。东汉政权终被推翻。

关东联军伐董卓

东汉后期,朝廷镇压了黄巾大起义(184)之后,为加强对地方的控制,防止农民起义的再度发生,接受了太常刘焉的建议,于中平五年(188)将州刺史改为州牧。州牧官阶在郡守之上,拥有政权、财权和军权。由此,地方政府就为州、郡、县三级。然而,州牧的设置不仅未如朝廷所愿,提高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权力,相反使得地方武装不断发展,豪强势力迅速扩大。他们倚仗自己的武装力量拥兵自重,割据称雄,给中央政权以直接的威胁,为东汉末年地主豪强的连年混战埋下了隐患。

董卓入洛阳,废帝更立,自封相国,独揽大权激起诸豪列强的嫉恨。他们认为中央无力,汉室已空,董卓凶残不得人心,窃取皇权,称雄天下的时机已到,于是借讨伐董卓纷纷起兵。初平元年(190),关东各豪强地主集团会集了十二支军队(史称“关东军”),推举袁绍为盟主,分路逼攻洛阳。河北军有屯兵酸枣(今河南延泽北)的衮州刺史刘岱,陈留太守张邈,广陵太守张超,东郡太守桥瑁,山阳太守袁遗;还有驻军河内的勃海太守袁绍,河内太守王匡。冀州牧韩馥在邺城(今河南安阳北)供给军资。河南军有屯兵颍川的豫州刺史孔伷和驻军南阳的后将军袁术。除此之外,奋武将军曹操与骑都尉鲍信也带募兵到酸枣汇聚。

然而关东军虽声势浩大,却名为国除患,重振汉室,实则拥兵自重,借机发展个人势力。他们为保存实力,日置酒高会,歌舞于前,按兵不动,都不想先与董军刀剑相刃。各军之间相互观望,不去前战。曹操对此非常气愤,呼吁关东军将帅齐心协力,团结奋战以讨国贼。但诸军将领各怀心机,对曹操所言根本不予理睬。曹操愤然率军单独行动,曹军从酸枣出发向西进军。董卓派大将徐荣率兵迎击,双方大战于荥阳(今河南荥阳东北)。曹军因多为新兵,缺乏训练,数量又少,敌不过训练有素、勇猛善战的凉州兵,大败而归。曹操本人被流矢射中,险些丧命。曹操败北回师,再次建议合力共击董卓,仍未奏效。初平二年(191)长沙太守孙坚进军洛阳,董卓亲自率兵迎战,被孙坚击败而退出洛阳西入长安。

董卓西迁,中原无主,各路豪强都欲称雄。当时豪强中势力最大的袁绍、袁术兄弟二人都想借机称帝,遭到列强一致反对。关东联军就此解体,诸豪列强公开地进行割据和兼并的混战。当时割据的势力范围为:袁术占南阳(今淮河下游),刘表占荆州(今湖北、湖南),公孙度占辽东(今辽宁一带),袁绍占冀州(今河北东南部),公孙瓒占幽州(今河北北部),刘焉占益州(今四川、贵州和云南北部),曹操占衮州(今山东东南部、河南东部)。关东军借讨董卓觊觎皇权,继而转成疯狂兼并的一场混战。刘岱杀了桥瑁,以王肱任东郡太守。袁绍胁迫韩馥夺取冀州后,又扩展势力先后占据了青州(山东东北部)、并州(山西)和幽州。袁术兼并扬州后,自称皇帝,建都寿春(今长江中下游以北)。

由关东军讨伐董卓转为大规模的豪强混战,使关中及中原一带连年战乱,海内涂炭,民不聊生,到处是“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惨状。黑暗的东汉后期进入社会空前大混乱的纷争时期。

佛教的东传

佛教发源于古印度,由迦毗罗卫国的王子悉达多·乔达摩(释迦牟尼)创立后,开始向印度各地和一些亚洲地区传播。汉武帝时,西域的交通得以开辟,西域诸国与汉内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往来日渐频繁,这为佛教的传入提供了条件。

西汉元寿元年(前2),博士弟子景庐接受大月氏国使者尹存口授《浮屠经》,这是佛教传入的最早记载。东汉初年,在统治者上层人士中已出现佛教信奉者。楚王刘英年轻时好游侠,结交宾客,晚年则倾心于黄老与佛教,为王斋戒祭祀。东汉永平八年(65),刘英派郎中令奉黄缣白纨三十匹送到国相处,说:“我托在蕃辅,过错与罪恶积得很多,感激皇上的大恩,奉送这些缣帛,以便可赎曾有之罪。”明帝知后,下诏令说:“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词,洁身斋戒三月,与神为誓。有什么可以嫌疑,而有悔过的?还予赎罪之物,以助那些伊蒲塞(即居士)、桑门(沙门)吧!”当时人们是将佛教看做各种神仙方术的一种,将佛陀依附于黄老进行祭祠的,以求福祥,楚王所会聚的大批方士中,有的便是信奉佛教的沙门和居士。与此同时,汉明帝也派使者去过西域寻求佛经,并抄回了佛经《四十二章经》,存放在皇室图书档案馆兰台石屋中。此后,外来的僧者也日益增多,佛教流播更广。并在洛阳城西雍门外建起了佛寺,绘千乘万骑壁画绕塔三匝,并于南宫清凉台及开阳城门上绘制佛像。

建和元年(147),大月氏僧支谶来到洛阳,建和二年(148),原安息国太子安世高,游历传教也至洛阳,两人在那里开始了大规模的译经生涯。先是由安世高译出《安般守意经》、《阴持入经》、《阿毗昙五法经》等佛经三十四部四十卷,接着由支谶译出《道行品经》、《首楞严经》、《般舟三昧经》等佛经十五部三十卷。安息居士安玄也差不多同时在洛阳经商,他通汉语,常给沙门讲论佛法,并与汉族沙门严佛调一起翻译了《法镜经》。严佛调是汉地第一个出家者,他除与安玄合译佛经外,还着《沙弥十慧章句》,是第一部汉僧佛教着作。这些活动,大大推动了佛教在内地的深入。受此影响,桓帝本人也尚于佛教,延熹九年(166),桓帝在洛阳濯龙宫“设华盖以浮图(浮屠)老子”,将佛老置于一块加以祭祀,以求得延年益寿与长治久安。

中平五年(188),青、徐二州爆发黄巾起义,被镇压下去后,朝廷任命陶谦为徐州刺史。此后一短时期内,境内较为安定,北方洛阳、关中一带的流民纷纷逃到此地。丹阳人笮融马谦同乡,也聚众百人投奔陶谦。陶谦任命他督管广陵(今扬州)、下邳(今江苏宿迁西北)、彭城(今徐州)三郡的粮运。笮融信佛,于是利用职权把三郡的钱粮用来大建佛寺。佛寺十分宏伟豪华,以铜为像,黄金涂身,披上锦采裳,垂铜盘九重,下为重楼阁道,可容纳三千多人,让人在此课读佛经。这是中国正史上首次明确记载兴建佛寺佛像的事。笮融而且下令凡愿信奉佛教的人,都可以免除徭役,以此来吸收百姓。这样招致的民户达到五千多。他还举行盛大的浴佛法会,在八十里的范围内铺席设酒饭招待前来参加法会的人,据说“民人来观及就食者万人,费以巨亿计。”

东汉末年,译经活动也很盛行,佛经中的一些内容开始成为人们着述、说理、言谈中的材料。另外,在桓帝、灵帝时来汉地的译经僧,也在译经的同时配合讲解。如安世高在洛阳“宣敷三宝,光于京师”;“于是俊又归宗,释华崇实者,若禽兽之从麟凤,麟介之赴蔡矣。”为了传教方便,还从大量佛经中摘出要点,做成“经抄”本。还有的外国沙门按佛经大意撰成“义指”,以此而广视听。这种不同形式的传教方法,最终则使西来的佛教在中国扎下了根,并经由魏晋时期的进一步推波助澜,遂成为影响中国文化的三教之一。

划时代的临床医学巨着《伤寒杂病论》

汉代医学家张仲景(公元2~3世纪),名机,以字行,南阳郡涅阳(今河南南阳)人。年少时代,张仲景跟随同郡张伯祖学医,曾任长沙太守。东汉末年,瘟疾流行,张氏宗族的二百多人在不到十年时间就死去三分之二3,其中大部分死于伤寒发热。张仲景悲痛之余,发愤读书,刻苦钻研《内经》、《阴阳大论》等古典医药书籍,总结东汉以前众多医家和自己的临床经验,于东汉末年撰成了《伤寒杂病论》。

《伤寒杂病论》是一部划时代的临床医学巨着,共十六卷,包括伤寒和杂病两大部分内容。在漫长的流传过程中,演变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部书。《伤寒杂病论》是中国临床医学中影响最大、历史最古老的经典着作。一千七百多年来,它所确立的辩证论治病的原则,始终指导着后世历代医家。自宋代以后,官办医学校还将《伤寒杂病论》列为学生必读教材。后代医家对本书的研究更为盛行,出现许多注释阐发《伤寒杂病论》的专着。自唐宋以后,《伤寒杂病论》的影响还远及朝鲜、日本、东南亚诸国。直到今天,日本还有许多专门从事研究《伤寒论》的团体。它们不仅直接采用《伤寒论》的原方治病,还以现代科学方法将张仲景创立的古方剂制成成药,广泛用于临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