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现有一些史料，笔者认为，“通讯员”这个词在中国新闻事业发展早期其实与“新闻线人”的含义完全相同。徐兆荣撰文指出，中国最早的通讯员，产生于一百多年前的《申报》。1872年在上海创刊的《申江新报》（后改名《申报》），创刊不久即在杭州设置了第一个外埠通讯员，到清光绪元年（1875年），已扩展到北京、南京、苏州、宁波、汉口、扬州、武昌等26个地方。
《上海新闻志》记载：
“抗日战争胜利后，复刊的《文汇报》记者都有几个通讯员作为联系对象。如担负跑大学新闻的记者，在上海各大学物色了思想进步的学生干部为通讯员或联系人，建立有学生通讯网；跑社会新闻的记者，在机关职员、商店店员、医生护士等等行当中，也都有热心为报纸提供新闻线索和稿件的通讯员或联系人。民国35年（1946年）12月26日，《文汇报》独家报道的《圣诞节大雾》、《三架飞沪客机先后坠毁》的重大社会新闻，就是一位在医院工作的联系人提供的线索。劝工大楼惨案发生后，也是三区百货业工会里的联系人来找记者去采访报道的。民国35年（1946年）5月1日起，《文汇报》扩充篇幅，当日报纸二版刊登启事，在外地征聘通讯员。此后，报社在华东地区及全国各省的一些城市中，还物色建立起一支特约通讯员队伍。1950年后调入文汇报社工作的全一毛（先后任职该报采编部门的主任、编委、高级记者），民国35年（1946年）就开始担任《文汇报》特约通讯员。”
由于资料有限，笔者没有查阅到当年的《申报》和《文汇报》，无法知道当时这两家报纸是否像现在的媒体这样采用通讯员的稿件并在消息头注明“通讯员XXX”的字样。但从上述资料可以推断，《申报》的通讯员类似于今天的驻站记者，而《文汇报》的通讯员就是新闻线人。因此，中国新闻事业发展早期，新闻媒体聘请或发展的通讯员和今天的新闻线人基本同属一个概念。
关于通讯员的历史论述和新闻线人产生的现实条件
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通讯员逐渐成为一个党报性质鲜明、政治属性突出、阶级特征明显的概念，与新闻线人有着明显的区别。徐兆荣认为：“我们今天‘通讯员机制’的形成，除了中国报业传统的基础外，更加上了列宁、斯大林的倡导、培养和训练下的通讯员制度的形成和影响。”这些影响体现在中共早期关于工农通讯员制度建设的论述之中。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做出的《宣传工作议决案》指出：“中国共产党在现时情形之下的基本任务即为准备新的广大的革命潮流高涨之到来。在此高涨的运动到来时，我们实际任务是组织与实现群众的武装暴动。因此现时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移至夺取广大工农兵群众与实施工农兵群众之政治训育。”这一实际任务表明：“工农通讯员对于改善一般政治报纸与党报有极大的作用。中央宣传委员会与一切地方党部对于此等通讯员的组织、选择与领导，应加以最大的注意。在秘密工作条件之下，这些通讯员可以表露出工农群众的政治情绪与要求。因此应当尽量扩展一切党部机关中的工农通讯员的工作，而工农通讯员对于散播报纸与对报纸表示物质上的帮助等事业方面应当特别出力。”
1929年6月25日《中共六届二中全会宣传工作决议案》（第四部）分“建立支部的宣传工作”中，又进一步明确提出“建立与训练工农通讯员，是地方党部与支部共同应负的责任”。党的报刊将组织、发展和培养通讯员作为日常的基础工作，不仅要和通讯员建立经常的联系，而且要注重培训通讯员的政治素质和业务能力。规定“地方党部要训练这些工农通讯员，使他们不但能迅速而确实地将工农群众中日常发生的问题供给于党报，并且要使他们能够更正确地认识这些问题的实际意义，从这些问题联系到党的政治宣传上来”。此时，每个党支部都选定至少一个工农通讯员，与党报发生直接的关系，负责提供新闻材料的责任而受党报的指导。党报委员会对于工农通讯员，要协同党支部定期召集会议，每区有三个以上的通讯员，便应分区召集通讯员会议，检阅指导他们的工作。但支部仍须注意通讯员的指导与帮助，支部应当经过通讯员，切实参加党报的工作，务使党报更能适应支部工作的需要，对于工厂与其周围群众能发生更大的作用。1929年下半年和1930年上半年，中共中央两次公布中央党报通讯员条例，并向各省委发出通知，要求通讯员之通信，需经当地党组织的审查；一定要注意通讯员的人选，不能以不能负责的同志敷衍，到期没有通信，责任由省委负责，进一步从制度上完善通讯员工作。
学者吴飞认为，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时期是中共党报理论的整理时期。从某种意义上说，经过延安整风运动之后，中国共产党的党报理论体系诞生了。
这一理论体系指出，党报是“革命政策和革命工作的宣传者与组织者”，同时也是人民大众的报纸，它具有党性、群众性、战斗性和组织性。这就注定了工农通讯员也是革命政策和革命工作的宣传者和组织者中的一员。加之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方针，工农通讯员队伍得到大力发展，据1944年11月统计，边区通讯员近两千人，其中工农通讯员1100人。新闻成为党的组织的一部分，党报成为党进行政治斗争、军事斗争和思想斗争的工具。而党报通讯员无疑也就是这一斗争中不可或缺的一员。
“新闻线人”则不同，他们的出现是今天媒体市场竞争白热化的直接结果。据清华大学课题研究小组发表的《2004-2005年：中国传媒产业发展报告》，中国目前有报纸2119种，期刊9074种，出版社570家，广播电台282座，电视台314座，教育台60个，音像制品出版单位320家，电子出版物出版单位121家，www站点（包括.cn、.com、.net、.org下的网站）总数约668900个。同质媒体之间、乃至异质媒体之间的竞争已经达到白热化的程度。以文化、政治中心北京为例，仅报纸这一媒体的数量之众，就为职业“新闻线人”的出现提供了必要的土壤。据统计，北京有中央报纸211种，地方报纸37种，共计248种，集中了全国报纸总数的1/8。竞争的激烈，不仅影响到地方媒体，甚至连素以“消息总汇”自豪的国家通讯社新华社也切实感受到竞争的巨大压力，不得不及时做出策略上的调整，于2004年6月1日开通“新闻热线”，广泛寻求新闻线人的合作。
通讯员与新闻线人的区别及他们的未来
由此可见，无论是从概念还是从社会功能上讲，通讯员与新闻线人的差异都是明显的。从宏观层面看，两者产生的时代背景不同。通讯员诞生于中国共产党创建之初，其发端受到前苏联倡导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通讯员制度建设的影响，兴盛于抗日战争时期的革命根据地，并逐渐随着中共获取全国政权而普及于各行各业，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新闻线人则出现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得到确立的今天，是商品交易和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因此，不同的时代背景又导致两者的历史使命不同。通讯员的历史使命就是最大限度地宣传党的纲领和意志，教育和说服基层群众，及时将最基层的声音和动向传递到党的决策机构，帮助党夺取政权；新闻线人则主要是通过提供有价值的新闻线索换取经济上的报酬，客观上促进了新闻事业的竞争和繁荣。
从微观层面看，两者主要有如下区别：
1.行为性质不同。通讯员行使的是党赋予的任务，属于某种半职业的行为，组织性纪律性强；新闻线人则多半是纯粹的市场交易行为，且随意性大。
2.价值衡量标准不同。通讯员的工作是党的新闻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价值衡量标准是自己提供的稿件是否被党报采用，这种采用带来的是精神上的满足感；而新闻线人的价值标准往往是金钱。
3.提供的信息形式不同。通讯员提供的通常是完整的新闻稿件；新闻线人提供的则是必须进行核实和加工的新闻线索。
4.获取的成果不同。通讯员得到的是受到知识产权保护的新闻产品和社会美誉度；新闻线人享有的仅是一次性的经济报酬。
5.身份不同。通讯员一般是国有企事业单位、国家机关、党团组织负责新闻宣传工作的干部；新闻线人则来自于社会各个阶层，有些甚至是无业人员。
笔者认为，新闻线人的出现是我国新闻业从政治新闻向新闻本位的一种回归。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理论，这同时也就意味着，通讯员帮助党夺取政权的历史使命已经不符合现阶段以及未来的历史发展要求，它必须将重心转移到为新闻机构提供有价值的新闻上来，必须彻底改变过去简单传递单位信息的八股作风。作为有着悠久而光荣历史的通讯员制度面临着这种转变带来的巨大压力、困惑和彷徨，怎样进行改变和革新成为当前通讯员制度建设和发展的紧迫课题。
笔者最近几年为《工人日报》重庆记者站的通讯员进行过培训，培训中发现，参加培训的通讯员并不仅仅为《工人日报》一家写稿，他们还经常为其它党报提供新闻稿件。但是，大部分通讯员已多年没有得到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系统学习和培训，新闻业务能力弱，不了解也不适应近年来中国新闻事业发生的巨大变化。而事实上，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我们的党报党刊尤其需要得到广大通讯员的支持，发挥党报党刊这一优秀传统的优势，获取参与并赢得市场竞争的支撑力和内在动力。
因此，要适应历史任务的转变和新闻线人带来的挑战，通讯员应当把握三点：
1.主动应变比被动应变强、早变比迟变强；
2.要改变写作方式，用读者喜闻乐见的讲述故事的方式写新闻；
3.要改变思维方式，跳出本行业、本部门的局限，站在全局的高度、全国的高度审视身边的新闻，为党报党刊提供有价值的、深度的新闻报道。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党报党刊的通讯员制度仍将长期发挥作用，通讯员有可能与新闻线人形成某种既融合又竞争的关系。在这种变化中，通讯员必须真正成为党报的通讯员，群众的通讯员，深入基层，抓新闻，写新闻，落实“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原则。
自由撰稿人：一种新的可能
如果说通讯员是极具中国特色的一种非全职的媒体从业者职业方式，那么，在西方新闻界极其普遍的自由撰稿人的职业模式，则为中国媒体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
欧洲记者联盟（EuropeanFederationofJournalists，EFJ）对“自由撰稿人”这个词的英文表述是freelancejournalist，直译应当是“自由撰稿记者”，但这个表述不太符合中文读者的理解习惯。这个词组的外延显然又比freelance或freelancer（自由撰稿人）的外延要小，但如果译为“自由撰稿新闻人”又有些画蛇添足，不利于表述的流畅和通达。因此，笔者仍延用“自由撰稿人”这个传统的习惯表述方式，但必须指出，这里所说“自由撰稿人”是特定限制在新闻行业中，不包括文学、小说等非新闻类作品的自由创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