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把“智力混沌”当作中国人的一种特质来讨论，我们不希望人们认为这种特质是中国人所独有的，抑或说所有中国人都如此。总的来说，中国人历经千年依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证明了他们的智力并不低下，甚至连这种迹象也没有。
如今已经有不少人知道，在汉语中，名词没有形态变化，无“性”也无“格”。同样，形容词也是没有比较级的。中文中的动词也不受“语态”、
“语气”、“时态”、“数”和“人称”的限制。名词、动词和形容词在汉语中几乎很难说出有什么可辨的区别。一个汉字，可以任意当作任何词类，而且不会出现问题。当然，我们并不是在抱怨，汉语不能传达人的思想，也不是说汉语很难或者不可能广泛地表达人的思想（尽管情况的确如此）， 我们只是坚持认为，汉语这样一种文字和结构很容易导致人们“智力混沌”，就像人在盛夏酷热的午后，很容易昏昏欲睡一样。
和一个没文化的中国人交谈，通常的感受就是：你很难搞清楚他究竟在说什么。他说的话就只有一堆谓语，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整个句子就好像悬在半空中一样，上不沾天，下不着地。在说话人看来，省略主语无关痛痒。因为他自己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他绝对不会想到，这样一来，听者无论如何都不知道他主要想表达的内容是什么。非常值得注意的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经过长期的实践，都成了猜谜专家，只要简单地补充上缺失的主语和谓语，他们就可以准确地知道说话人的言外之意了。常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句子的形式、说话人的举止和语调、语境，都没有预示主题已经改变，但你会突然发现说话人不像几分钟前那样在说他自己，而是在说他道光年间的祖父。至于他怎么扯开了去，又怎样拉回来，往往是一个难解的谜。但这样的绝活，每天都在上演。对一个中国人来说，突然之间，毫无征兆地从一个主题、一个人、一个世纪跳到另一个主题、另一个人、另一个世纪，这实在是太过稀松平常了。就像一个人看着玻璃窗上的昆虫，不需转移视线就能同时看到远处山坡上的牛群一样，实在不值一提。
面对汉语的动词没有时态变化，时空的转变没有任何标志这一事实，可怜的外国人最好的选择就是通过不断的提问来把问题搞清楚。就像一位猎人用斧子在人迹罕至的荒野中“杀出”一条路来一样。“你说的人是谁？”这一点弄清楚后，接着可能还会问“这是在哪儿？”“是什么时候的事？”“这人又做了什么？”“他为何这样做？”“后来发生了什么事？”你每提一个问题，你的中国朋友会用一种困惑的，也许是求救似的眼神看着你，似乎在怀疑你的五官感觉是不是不中用了。但是，这种直截了当的追问，就像坚持不懈追寻的阿里阿德涅的线团一样，是引导人们从混沌无望的迷宫中走出来的线索。
对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来说，任何一个想法都能令他惊讶，因为他对此完全没有一点心理准备。他之所以不明白，是因为他根本就不想明白，因为在他进入全新的状态之前，他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活动一下脑子。他的大脑就像一门架在年久失修的马车上的锈迹斑斑的滑膛炮，在瞄准的时候，必须费力调整好半天，即便这样，到最后肯定还是瞎炮。因此，当一个人被问到诸如：“你多大？”这样简单的问题时，他会神情茫然地盯着你反问：“我？”你回答说：“对，就是你。”面对这个突袭的问题，他振作起精神答道：“是问年纪吗？”“是的，就是问年纪。”他再一次调整注意力，问：“是问我的年纪，对吗？”你回答：“是的，就是问你多大。”“五十八岁了。”他总算切中了正题，他的各个部件终于正常运转了。
中国人智力混沌的一个突出例证是，人们普遍习惯用事实本身来解释事实。如果你问一个中国厨子：“为什么你做馒头时不放盐呢？”“我们做馒头是不放盐的。”这就是解释。“你们城市里有那么多好的冰，为什么在冬天储存一些冰块呢？”“是的，我们这个城市在冬天储存冰块。” 一位拉丁诗人说过：“幸福就是了解万物的原由。”如若这位诗人生活在中国，恐怕他得把这句格言改为：“不幸就是试图探寻万物之原由。”
中国人智力混沌的另一个标志是，一个普通人没有接纳一个观点然后把它原原本本地传达给另一个人的能力。让A把一件事告诉B，希望C能约束自己的行为，在中国，这是一种最愚蠢的做法。要么因为当事各方不明白信息的重要性，导致信息根本没有传下去；抑或是消息传到C那里时，已经走了形，导致C 无法理解。这个传递消息的体系就好像是一台复杂的机器，你如果期望三个齿轮能紧密地咬合，不会因摩擦而导致失灵，这简直无异于痴人说梦。即便是那些智力出众的人，也很难将接纳的观点完全不添油加醋地传递出去。这就像一根插入清水中的直棍，必然会因为折射，看上去像折断了一样。
一个善于观察的外国人，处处都会遇到这样的奇怪现象。对一些奇怪的行为，你会问：“是啊！”对方简单地回答道。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某个数词被频繁地使用，让这种含糊其辞的回答愈演愈烈。它既可以表示疑问的“几个？”也可以表示肯定的“几个”。你问某人：“你来这里几天了？”他会回答：“是啊，我来这里好几天了。”在汉语中，所有的模棱两可的词中，或许人称代词（或非人称）“ta”是最含糊其辞的。这个词可以不加区分地表示“他”，或者“她”，乃至“它”。有时候，说话人为了让你明白他指的是谁，他会暧昧地用手指朝那个人家的方向指一指。更为常见的是，这个全能的单音节的“ta”，既可以被用作关系代词，也可以被当作指示代词，或者是限定性的形容词。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的谈话就像英国法庭上目击证人的证词一样，他们会像下面这样描述一场斗殴：“他提起一根棍子，他也提起一根棍子，他抡起棍子打他，他也抡起棍子打他，但是如果他像他打他那样死命地打他，那么他就会打死他，而不是他打死他了。”
你很贸然地问一个特别玩忽职守的仆人：“刚才喊你，你为什么不过来？”他坦然地答道：“不为什么。”诸如此类的随心所欲的回答也会导致许许多多、各式各样令人尴尬的行为，这对一个做事井井有条的西方学者来说，是非常恼人的。一个厨师平时做饭，总是把佐料用个精光，到做下一顿饭时，他就把一些必需的佐料直接省了。你问他这是怎么回事，他会坦然地回答：“那种材料用完了。”“为什么你不及时再买一些呢？”“我没有再买”，这就是他最好的解释。你付钱给某人结清一笔账款，你费力地打开保险箱，仔细地为他准备好每一分钱，他坐在那里东扯西拉地聊了“老半天”，之后才若无其事地说：“除了刚刚的那笔帐，我还有一笔账没结呢。”“为什么刚才我开保险箱的时候你不说？那样的话就能一次付清了。”“哦，我觉得这两笔账毫不相干。”同样，一位病人在诊所里占用了医生不少时间，回到候诊室，他又再度推门进来。医生告诉他，他的病已经看完了，他却像没事儿似的简洁地对医生说：“除了刚才看的那个病，我还有别的病呢！”
在我们看来一个愚不可及的事情，就是普通的中国人都习惯于生了病拖着不看，原因无外乎是没时间或者不舍得花钱。人们常常认为，与其花十个铜板（约等于一美分）买一剂完全可以将他的病治好的奎宁，忍受剧烈而反复的间歇性高烧的折磨更加省事。只是为了节约时间，把原本不需要花什么钱就可以治好的病拖到了无药可救的地步，这种例子我们见的多了。
有一个人外出的时候染上了眼疾，他就住在离一家外国人开办的医院只有半英里的地方。他回到家竟然在痛苦中忍受了两个多星期才去看医生，在这段时间里，他每天都盼望着眼病能不治而愈。但是事与愿违，他的一只眼睛因眼角膜溃烂彻底失明了。另外一位病人，他因为颈部的重度溃疡去接受治疗，但是在治疗进行了十八天之后，他才说他常常因为腿痛睡不着。检查后才发现，原来他的腿上还有一块茶杯大小的溃疡。等到他的脖子治好了，他才想起来说他的腿！
中国人生活的众生相，时常让人想起查尔斯·里德的一部小说中的话：“人类从不缺乏智慧，但是他们的智慧上有个缺点：即他们都是糊涂虫。”
中国的两极分化极为严重。富人和穷人，受过极好教育和目不识丁的人，比邻而居。数以百万贫穷而又无知的人，他们目光短浅，头脑糊涂，犹如井底之蛙。在他们的眼中，天空也只不过是黑暗撕开的一道裂口。他们中的许多人，脚步从没踏上过离家十里之外的地方。除了那些终日相处的人，他们对别人的生活状况一无所知。在他们当中许多人的身上，甚至连所有种族与生俱来的好奇心都磨灭了。很多中国人知道离他们不到一英里的地方搬来了一个外国人，可他们从来想不到去打听一下，他来自何方？姓甚名谁？到这里来做什么？他们只知道努力维持生计，除此之外，别无所求。他们不知道，人是否像通常认为的那样，有三个灵魂，还是只有一个，还是一个都没有，那些与粮价无关的事情都无关紧要。他们相信有来生，相信坏人在来世会沦为畜生，他们相信人的灵魂和肉体都会毁灭，肉体终归要化为尘土，灵魂——如果有的话，也会烟消云散。他们一生就是围绕着两样事情打转：吃饭和挣钱。他们是真正的实证主义者，对于那些未曾听闻过的事物，他们完全没办法理解，自然也没有任何概念。生活对他而言，只是一连串的事实，而且绝大多数还是令人不愉快的事实。一旦涉及事实以外的任何东西，他立刻会变成一个无神论者、多神论者或者不可知论者。偶尔去拜拜神求求佛，就可以满足他们依赖的本能。然而，这种本能是否用这种方式表现，则极大地取决于他周围的习俗。在他们看来，人的肉体完全可以脱离精神和心灵而独立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