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政治权力潜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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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汤武革命开创了另一种政治模式

商汤与周武是不可分割的,“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汤武革命,革旧鼎新,不仅替天行道,改朝换代,而且德泽黎庶,恩被百姓,汤、武二王,虽相隔甚远,然而其德不违,其仁可亲,同被中国人千古传颂。

巍巍乎汤武。殷开国有伊尹辅佐,周开国有周公辅佐,周公治绩并不比伊尹逊色多少。武王之治,也在“伊尹模式”覆盖之下,乃“伊尹模式”之再现,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除此而外,商汤伐桀与武王伐纣,合在一起构成了另一种模式,史曰“汤武革命”。

历史上只发生一次的事情,我们可以将其视为偶然,发生两次的或多次的就是必然了。民族的基因就是由一个个历史“必然”构成的。“汤武革命”是中国历史众多“必然”中最突出的一个。

王权腐败到一定程度,便可以重新修订游戏规则,由有德者取而代之。有德无德,由二级、三级权力甚至百姓来定夺,他们认为谁有德就支持谁。需要注意,在中国,“德”具有特殊含义,“德”不单纯是品德与教化的意思,说穿了,“德”就是人心向背,人心向着谁,就说谁有德,哪怕此人是流氓或恶棍。用政治手腕与政治势力说话,有手腕有势力的便“有德”——这些是后话。武王可是德行高尚的人。

武王伐纣,极尽仁义之能事。先礼后兵。他几次说服纣王,只要他改恶从善就不讨伐他了,纣王不听劝告才遭灭顶之灾。

武王到达萌津时,有八百诸侯前来响应,与他会师,诸侯都劝武王下达进攻令,武王却说,还不到时候,退!这使得纣王更加残暴荒淫,纣王就是在此时剖了比干的心,把箕子囚禁起来,殷的太师、少师也都逃跑了。武王见敌方如鸟兽散,这才果断地下令进攻,一举成功。

武王不嗜杀人。他只砍下已经被烧死的纣王的头颅,杀死妲己,其余的大都得到宽宥。封纣的儿子武庚禄父,不但承续殷的祭祀,而且权力比一般诸侯还高。只是由于后来武庚叛乱,才被镇压。

不仅如此,殷的规章制度、礼仪礼节、祭祀程序等大多得到保留,历史并没有因“武王革命”而被重新改写。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奇迹,因为大凡革一个政权的命,都具有巨大的破坏惯性,砸碎一切而后快。武王则自觉地煞车,避免惯性力量对殷的疯狂屠戮。我们可以认为,汤武两次革命都是温和的,特别是武王伐纣是相当有理智、有节制的。“革命”只限于更换执权者这一条,分封诸侯的政治格局没有被打破,地方分权的体制也没有被打破,文化没有被扫荡。革命较少涉及其余范畴。这样的“革命”在中国历史上只有汤、武两次。从这个角度看,汤武革命乃“革命”之典范。

但是换一个角度看,“以暴易暴”的格局也由此而奠基。暴政,只能通过暴力消除,成为一种无奈,除了暴力别无选择。暴力很可能比暴政更残暴,但消除暴政的时候就顾不上这些了。革除暴政之“暴”,往往不被视为“暴”,而被视为一种需要。

糟糕的是,中国人始终没有寻找到防止产生“暴政”的机制,所以暴力总是不可避免的。“暴政”并不会坐以待毙,为了预防暴力的侵扰,也总要想方设法让自己更“暴”些,因此暴政越来越残暴,反暴政的暴力水涨船高、泥多佛大,形成恶性循环。倒霉的最终是百姓。就这样,中国历史成为一种“以暴易暴”的历史。

汤武之治是孔子儒家政治思想的渊薮。仁政是儒家的一个重要政治理念。孔子认为实现仁政的关键是“克己复礼”。“克己复礼”本身极好,但孔子并没有解决“复礼”的具体方法,这就给中国人的思想方法注入了理想主义色彩,师表每每化为肥皂泡(这个问题后面还要详述)。仁君仁德广施、泽被天下的治绩被圣化成为后代君王的师表,昏君的劣迹与暴行同样受到后人鞭挞,成为后代君王的教训。然而这并没有形成一个有效的奖惩机制。“仁者不寿”,是一个不可抗拒的普遍规律。儒家学说并没有造就出更多的仁君,也没有能够阻止一个个昏君瓦解自己的王朝,以自己王朝的覆灭为代价孕育一个不同姓氏的仁君。这个仁君再如法炮制,传承几代——最多十几代后,便开始以完全相同的方式完成自我瓦解的过程。在这一次次“瓦解”中,百姓成为无辜的牺牲。

巍巍乎汤武,尚且避免不了“君子之泽,三世而斩”,伟业至第三代、第四代,清明的政治便开始废弛,遑论一般君王。明君的子孙,非暴即昏(这个历史上暴君少,昏君多)所有的君王都想不出好办法,让自己的江山万代不易姓。这个难题,比歌德巴赫猜想还要难得多。

我常常静静冥想,如入禅定:假如没有发生汤武革命,中国后来的历史将如何演变?那样的话,也许会酝酿出民主机制,即使酝酿不出民主机制,民主因素也会多些,百姓流血会少些,中国的崛起会早些,中国人的文明素质会高些——当然,在这个假设之外还必须设立另外一个假设:必须有一种非暴力的手段结束桀纣的残暴统治——而这又何其难也。

华夏大地没有这样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