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政治权力潜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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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商王朝

较之夏,中国第二代王朝商的历史资料更多些。商汤、盘庚、武丁、殷纣,这四个王构成了创业——中兴——衰败的标准图式。后来的汉朝、明朝在模式上几乎与商一般无二。在这个意义上,商朝为中国的历代王朝建立了一个标准范式,后世难以逾越。

商汤是启的第八代,是夏朝的方伯(一方诸侯的首领,有权征讨邻近诸侯),是当时最有声望与势力的诸侯之一。

汤伐桀基于这样一种情况:桀已经荒淫无道到极点,人们忍无可忍,把桀比喻为太阳,诅咒到:

“这个太阳什么时候消灭,我宁愿和你一起灭亡。”

(《诗经》)

需要特别留意的是,桀已经可恶到如同“太阳”一般,朝野却丝毫没有通过非暴力废黜他的办法,更不可能像古代西方那样“杀国王”,而一了百了。于是只能任由他为非作歹。这和尧舜禹时代的协议政治(让权让国)已经相去甚远。任何政治势力对“王”都是无可奈何的,当“王”的统治腐败到一定程度时,只有下属起兵把他打倒这样一条道路可走,别无选择。几千年可怕的周而复始的怪圈,因商汤对夏桀的讨伐而被启动。不得已而讨伐,而若干年之后,讨伐者的后代一样也要被异姓讨伐。

商汤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起兵的。商汤个人魅力是一回事,商汤生活时代的特定条件又是另一回事。商汤是个伟大人物,他所生活的时代则是个可悲可叹的时代。商汤以其伟大,启动了中国历史的“怪圈”。

欲观其详,须要先了解商汤其人。

商汤的人品、能力不待说是一流的。须要特别注意的是,他开创了先礼后兵的先例。有以下记载:

(以下变字体)汤出,见野张网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网。汤曰:嘻,尽之矣,乃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网。诸侯闻之,曰:汤德至矣。

(《史记·殷本纪第三》)(变字体完了)

商汤给了周边诸侯以充分的选择权。还写了《汤誓》,讲明胜要奖励,败要惩罚。而且商汤表明自己是代表天意。从此“替天行道”成为一切讨伐的口实。没有一个推翻旧政权的势力不鼓吹自己代表天意。

于是形成了一个只有中国才有的悖论:每一个统治者上台的时候都说自己代表天意,另一方面,每一个讨伐者也都会打“天意”的幌子。从来没有谁研究过到底哪一个“天意”是真实的。

商汤的讨伐并没有构成后来中国历史上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原因如下:

首先是“社神”没有更换。并不是不想换,是换不了,远古共公氏之子句龙,能“平水上”,换了就不能“平水上”了。尽管是被迫的,总算使最初的文化得到了继承,免遭战争涂炭。

其次,商汤承袭了先王的德治。让伊尹作了《咸有一德》,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每一个人都应该有高尚品德。

再次,诸侯的分封格局没有改变,基本的社会政治制度得以延续下来。改变的不过是历法与崇尚的颜色等无足轻重的东西。所以,商汤的革命并不是天翻地覆的大颠荡。

我们可以认为,商汤讨伐夏桀的意义有三:

第一、改变了王朝的旗号,建起了新朝代;

第二、结束了一位昏君的统治;

第三、初步显示庶民在王朝更迭中的作用,老百姓骂街,王朝就离崩溃不远了。老百姓骂桀,反映到了《诗经》中,成为永恒的警示。

第一个意义只对商汤本人具有意义——商汤得到了政权,因此而光宗耀祖,泽被子孙;

第二个意义则对其后来的历史产生了一定影响。中国人开始懂得权力是脆弱的,昏君能被轻而易举地推翻。昏君胡作非为,国祚难于持久,甚至连自己的命都无法保全。

第三个意义既复杂又特殊,既有积极因素,又有消极因素。积极因素表现为帝王因庶民的众目睽睽而有所收敛,不至于过分肆意乱为;消极因素表现为帝王会因此而进行逆向思维:既然庶民对自己统治有如此之大的威胁,一定要想办法消除这种威胁。待到庶民起事再去镇压需要承担很大风险,并非上策,消除庶民威胁的最好办法就是阻塞他们的言路,不让他们乱说乱动,以期防患于未然。这才有了“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不管史书有无记载,夏桀的覆灭一定给了其后的统治者以种种启迪,促使他们对统治术有所调整,以防庶民起事。但是在秦之前,这种调整是微小的,不太容易被察觉出来。因为在秦之前,庶民的威胁终究不是第一位的,诸侯分封制度下,最大的威胁来自于横向的地方诸侯,只不过诸侯闹事往往需要借助于庶民的力量,庶民还形成不了独立的势力。

秦之后,情况就不同了,横向的地方权力掣肘与纵向的民众起事,同样对最高统治者形成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