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政治俄国民粹主义及其跨世纪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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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9章 中国革命中的民粹主义(12)

1921年12月,李大钊在中国大学作了题为《由平民政治到工人政治》的讲演。他指出:Democracy不仅是一种制度,而且是表现于社会生活各方面的近代趋势和现代世界潮流。由于其意涵广泛而不限于政治,故宜译为“平民主义”,或可音译为“德谟克拉西”。Democracy原意为“人民统治”,即民治,但其涵义演进至今已不复有原初“统治”之意。现代德谟克拉西的意义,不是对人的统治,而是对事物的管理。社会主义与德谟克拉西有同一的渊源,凡社会上不平等不自由的现象,都为德谟克拉西所反对,亦为社会主义所反对。后德谟克拉西而起的,为苏俄式的“工人政治”。这种“工人政治”是一种新的德谟克拉西。他强调:“真正的德谟克拉西,其目的在废除统治与屈服的关系,在打破擅用他人一如器物的制度。而社会主义的目的,亦是这样。”李大钊:《由平民政治到工人政治》,《李大钊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页。故在他看来,德谟克拉西与伊尔革图克拉西(工人政治)、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在精神上有同一的渊源。

1923年1月,李大钊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平民主义》小册子,对“平民主义”作了更进一步的诠释。他所谓“平民主义”是Democracy的意译,他所说的“工人政治”是Ergatocracy的意译,意思是工人的统治。李大钊所阐释的平民主义的含义在于:①认为平民主义是世界的潮流、时代的精神。他说:“现代有一绝大的潮流遍于社会生活的种种方面:政治、社会、产业、教育、美术、文学、风俗,乃至衣服、装饰等等,没有不着他的颜色的。这是什么?就是那风靡世界的‘平民主义’。”李大钊:《平民主义》,《李大钊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14页。在他看来,平民主义是社会政治前进的巨大动力,将来的世界是平民主义的世界。②不仅将平民主义视为一种政治制度,而且视为一种人生哲学。他认为:“现在的平民主义,是一个气质,是一个精神的风习,是一个生活的大观,不仅是一个具体的政治制度,实在是一个抽象的人生哲学;不仅是一个纯粹理解的产物,并且是深染了些感情、冲动、念望的色泽。”同上。在他看来,作为具体政治制度的民主主义,已经无法涵盖他所理解的平民主义的丰富内容,他更强调的是平民主义者所具有的那种思想境界、感情境界和平民主义作为人生哲学的意义。③强调平民主义的真精神是“自由政治”。他说:“‘自由政治’的真谛,不是仗着多数的强力,乃是靠着公同的认可,取决多数不过是表示公同认可的一种方法罢了。”同上,第119页。在李大钊看来,现代平民主义已经不是“属于人民、为人民、由于人民的政治”,而是“属于人民、为人民、由于人民的执行”;不是对人的统治,而是对事物的管理。④他断言工人政治是真实的平民政治、纯正的平民政治。他是这样概括自己的平民主义理想的:“纯正的‘平民主义’,就是把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一切特权阶级,完全打破,使人民全体,都是为社会国家作有益的工作的人,不须用政治机关以统治人身,政治机关只是为全体人民,属于全体人民,而由全体人民执行的事务管理的工具。凡具有个性的,不论他是一个团体,是一个地域,是一个民族,是一个个人,都有他的自由的领域,不受外来的侵犯与干涉,其间全没有统治与服属的关系,只有自由联合的关系。”李大钊:《平民主义》,《李大钊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32—133页。李大钊的“平民主义”,以平等的最大化为首要价值目标,以人的政治经济社会全面解放为追求目标。这种崇尚绝对的人民主权和政治平等的平民主义民主,超越了西方近代自由秩序的民主理想,带有浓厚的民粹主义色彩。

平民主义的流行,成为五四时期民粹主义的重要标志,对五四后的中国思想和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正是在平民主义理念驱使下,一批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到工厂去,开始进行建立平民主义社会的尝试和实验,掀起了影响深远的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运动。

(五)新村主义与工读互助团实验

新村主义的首倡者是日本作家武者小路实笃。他受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以及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的影响,形成了一套关于否定资本主义、探索理想社会的理论体系。武者小路实笃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不合人道的,应当另立“新村”,创造一种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互助、友爱、幸福的新社会。他说:“现今世上,都以为别人的损失,便是我的利益;外国的损失,便是本国的利益。……以为若财富归少数者所有,其余都是贫民,社会就不能保存。对于这宗思想的错误,我们也想用事实来推翻他。”他企图创造一个这样的社会:“在这中间,同伴的益,便是我的益;同伴的损,便是我的损;同伴的害,便是我的害;同伴的悲,也便是我的悲。”“各人尽了必要的劳动义务,再将其余的时间,做个人自己的事。”他经过几年鼓吹和努力,在日本九州的日向建立一个“新村”,掀起了轰动一时的“新村”运动。

新村主义的基本思路,是先在一个小的地方建立一个新村,人们在此过着平等的生活,然后推广到全世界。这显然是一种空想社会主义,具有浓厚的民粹主义倾向。1919年3月,周作人在《新青年》第6卷第3号上发表《日本的新村》,全面介绍新村主义。他写道:“近年日本的新村运动,是世界上一件很可注意的事。从来梦想Utopia(乌托邦)的人,虽然不少,但未尝着手实行,英国诗人Coleridge等发起的‘大同社会’也因为没有资本,无形中消灭了。俄国托尔斯泰的躬耕,是实行泛劳动主义;但他专重‘手的工作’,排斥‘脑的工作’;又提倡极端的利他,抹杀了对于自己的责任,所以不能说是十分圆满的。新村运动,却更进一步,主张泛劳动,提倡协力的共同生活,一方面尽了对于人类的义务,一方面也尽各人对于个人自己的义务。赞美协力,又赞美个性。发展共同的精神,又发展自由的精神。实在是一种切实可行的理想,中正普遍的人生的福音。”新村主义营造的无政府、无剥削、无强权、无压迫,没有脑力和体力劳动对立的新生活,和互助理论所追求的社会模式极其相似,因而引起五四时期广大青年的回应和共鸣。

1919年2月,少年中国学会发起人之一王光祈在《晨报》上撰文指出:“与其在劳动界以外高声大呼,不如加入劳动界中,实行改革。因立在劳动界以外,自己所想象之劳动利益,未必即斯劳动利益。若亲身加入劳动界中,才知道劳动界的真正甘苦。”他呼吁:“我们中国的少年,要改造‘少年中国’,只有与农民打成一气!”《致夏汝诚先生书》,《少年中国》第1卷第2期,1919年8月15日。但知识青年怎样到农村去与农民为伍?左舜生提出了“小组织的营造”,建议组成“由少数同志组织的一种学术、事业、生活的共同集合体”,以各自劳动所得的收入,合成集体财产,实现一种小组织的生活。他说,这种小组织与大组织“是相成的,不是相反的”,“大组织是我们的大本营,小组织是我们的教练所。经过这种小组织的训练,然后可以做大组织中的健全分子”。左舜生:《小组织的提倡》,《时事新报》1919年7月2日。这个建议立即得到王光祈和宗之櫆等人的响应。

王光祈在致左舜生的信中提出,在城市郊区租一个菜园,在园中建楼房做阅览、办公、游戏、睡觉、吃饭等活动的场所。他描述道:“我们先在乡下租个菜园,这个菜园距离城市不要太远,亦不要太近,大约四五里路为最宜;这个菜园不要太大,亦不要太小,只要够我们十余人种植罢了。”他解释道:“为什么我主张种菜呢?因为凡是人类都应该工作,工作之中又以种菜为最佳。其理由有三:种菜系户外劳动,于身体有益;种菜易于学习;种菜收效最快。”他具体设计道:“菜园中间建筑十余间房子,用中国式的建筑法,分楼上楼下两层。楼上作我们的书房、阅报室、办公室、会客室、藏书室、游戏室等等;楼下作我们卧室、饭厅等等。”这样,“我们在乡间半工半读,身体是强壮的,大脑是清楚的……天真烂漫的农夫是与我们表示亲爱的,我们纯洁青年与纯洁农夫打成一片,要想改造中国是很容易的”。所以,他也大声疾呼:“我们奋斗的地盘不在城市,而在农村。”若愚:《与左舜生书》,《少年中国》第1卷第2期,1919年8月15日。宗之櫆认为,凡有人烟的地方,都是旧社会的恶势力圈,不能把目光局限在这污浊、丑恶的旧世界,而应该在“山林高旷的地方组织一个真自由、真平等的团体”,用“合力工作”造成经济独立和文化独立,用实业与教育发展团体的经济文化,“造成一个组织完满的新社会”,“用这新社会做模范来改造旧社会,使全国的社会渐渐革新,成了个安乐、愉快、平等、自由的‘少年中国’”。宗之櫆:《我的创造少年中国的办法》,《少年中国》第1卷第2期。

1919年12月,王光祈在《城市中的新生活》中呼吁知识青年行动起来,参加“工读互助团”实践。王光祈认为,“工读互助团”具有很多优越性:它比半工半读学校好,因为半工半读学校仅限于技能培训,“不能将各科置办齐全”;它比“成美会”好,因为成美会依靠捐款、供给学费,是一种施舍行为,而且受助的人总是有限;它比“新村”容易,因为不需要土地,“我们现在生活的根据地又在城市”;它比托尔斯泰的“泛劳动”实践更有意义,只要有一双手,人人都可以参与。他宣称,“这种组织除在北京先行着手外,将来在天津、南京、上海、武汉、广州各处都要设法推行”。王光祈:《城市中的新生活》,北京《晨报》1919年12月4日。

王光祈设计的工读互助团,宗旨是“人人作工、人人读书、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入团者“每日每人须作工四小时”,全部收入归公;与此同时,团员衣食住行,以及教育费、医药费、书籍费、各项杂费……均由团体供给。在求学择校“听其自便”外,团员们共同生活,一起读书、讨论、娱乐、游戏、旅行、健身。按照王光祈的计划,工读互助团先设立三组,第一组27人,经营食堂、招揽石印与装订生意,兼营洗衣,“开办费四百元”;第二组19人,经营业务大致相同,不过地点和第一组错开,“开办费三百元”;第三组若干人,全部由女子组成,编织衣物、制作小工艺品,“开办费三百元”。为此,共需募款一千元。王光祈的工读互助团计划,得到了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胡适、周作人、陶孟和、罗家伦等北大教授的支持。

1920年1月15日,王光祈在《工读互助团》中介绍说,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工读互助团居然产生于‘首恶之区’的北京城里”。他说,“各省亦将次第组织,这真是一个很可喜的现象”。他宣称,工读互助团是“新社会的胎儿”、是“实现我们理想的第一步”,倘若这个实验获得成功、逐步推广,一个“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社会将渐渐实现;通过和平、互助的方式,人类也能通往天下大同。此时,工读互助团仅仅拥有两个小组、20余名成员,但它声势之壮、影响之广泛,被称为“风声所播、全国掀动”。在它的感召下,武昌、上海、南京、天津、广州、扬州、湖南平江等地,青年们纷纷响应,发起和组织工读互助小组。1920年2月3日,恽代英等人发起成立“武昌工读互助团”,将宗旨定为“互助精神,实行半工半读主义,开始了空想社会主义的实验。2月5日,中国大学教职员工组建“中大工读互助团”。2月12日,“毅士工读互助团”在北京悄然诞生。2月27日,包括蔡元培、王光祈、毛泽东在内的26名发起人出席了上海工读互助团成立大会。3月22日,广东“女子工读互助团”宣告问世。各地工读互助实践也风起云涌、席卷一时。

北京工读互助团第一组成员施存统,在回顾自己对工读互助运动的最初理解时说:“工是劳力,读是劳心,互助是进化。工读互助,是人的生活;工读互助团,是做人的团体。我们以为要做人,就要入工读互助团。”在他看来,工读互助团的实验就是“一边劳力,一边劳心;终生工作,终生读书”。然而,这种带有空想社会主义的实验,不到半年便因难以维持而宣告失败。

北京工读互助团第一组解散后,陈独秀认为其失败原因,在于“人的问题”,即“完全是因为缺乏坚强的意志、劳动习惯和生产技能三件事”。王光祈基本赞同陈独秀的看法,也认为工读互助主义的失败“是人的问题,不是经济的问题”。他列举了种种问题,人浮于事、浪费较多、经营不善、感情不融洽、“互相怀疑”、精神涣散、一些人“不肯努力作工”、一些人不了解工读互助团“深厚远大的意思”。王光祈:《为什么不能实行工读互助主义?》,《新青年》第7卷第5期,1920年4月1日。在工读互助团发起不久,胡适就批评工读互助运动是“名实不符”的乌托邦主义。他对新村主义的“新生活”实验提出了质疑:工读主义只不过是靠自己的工作去换一点教育经费,是一件极平常的事,算不得什么“了不得”的新生活,用不着挂什么金字招牌,“如不能使团员有自修求学的工夫,那么,叫他泛劳动主义也罢,叫他新组织也罢,请不要乱挂‘工读主义’的招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