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自由派同他们的先驱者一样，并不认为工人阶级具有独立的地位。但对城市工人，他们又前进了一步，认为必须“通过罢工斗争”来进行教育。不过，在他们看来，无论宣传鼓动还是通过罢工，都应该使工人明白这一思想，即把工厂转变为有生产能力的公社所有制，并把工人培养成在农民群众中进行“土地与自由”思想的宣传者。这样，他们对工厂工人的看法就仍然没有超出过去的目光。
无论“土地与自由”社的第一个纲领还是第二个纲领，都表现出了对于政治斗争的倾向性。为了自卫，对叛徒和间谍采取了打击的政策；对穷凶极恶的当局的代表，实行了剪除的方针；对在监狱中长期遭受折磨的战友，则通过劫狱加以解救。这些工作就其先后次序来说，虽不是第一位的，但都是“特勤小组”的职责所在。为此，他们倾向于采取暴力和恐怖行为。
“土地与自由”社成员在致力于制订纲领时，也坚持不懈地把组织建设成一个战斗的、有纪律的、集权的组织。这些纲领性要求，在“土地与自由”社于1878年春天通过的章程中都有所体现。在制订章程时，成员曾围绕组织建设原则问题进行过争论。当时，该组织的实际领导人亚历山大·米哈伊洛夫，在多数成员的支持下，在同联邦主义拥护者的斗争中，坚持了严守秘密的原则，主张在集中制、少数服从多数和严格吸收新成员的原则基础上建设组织。
“土地与自由”社的实际活动，由管理中心具体领导。管理中心由3到5个人组成，由基干小组成员不定期选举产生；最高权力机关是会议，会议就是由基干小组全体成员或不少于三分之二成员参加的代表大会。它由管理中心（或称“委员会”）出面组织召开。
土地自由派尽管从来也没有达到观点的完全统一，但他们毕竟建成了对当时来说一个比较严密的革命组织。因此，列宁在1901—1902年为建党作准备的理论著作《怎么办？》中，曾称赞它是一个出色的“革命家组织”。《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8页。
“土地与自由”社的活动和它的分裂“土地与自由”社对秘密工作极为重视。亚历山大·米哈伊洛夫是这一工作的极力推动者，也是它的灵魂之所在。他把这一工作的完备程度推进到了当时相当高的水平。此人有一个绰号，叫“院子清扫工”，因为他守护、保卫着“土地与自由”社的这个院落，为这个组织清除了所有的“垃圾”，人们所以对他这样称之。米哈伊洛夫也为组织的团结发挥了巨大作用，他在1878年9月给基干小组的一封信中曾这样说：“如果我们在相互关系上没有一致的观点，这是不可容忍的，也是非常有害的。我抱定建立一个坚强组织的愿望，希望这个组织能有最适当的成员；一个摇摇晃晃的、软弱无力的松散联盟，我会尽力首先把它破坏掉。”《“土地与自由”社和“民意党”档案》（Архив“Земли и воли”и“Народной воли”），莫斯科1932年版，第93—94页； 转引自В.Ф.安东诺夫：《革命民粹主义》（Антонов В.Ф.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е народничество），莫斯科1965年俄文版，第207页。
“土地与自由”社从诞生之日起，就着手积极开展革命活动。如果说喀山广场的示威是它初试锋芒的话，那么从此它就连续不断地展开了一系列有声有色的革命活动。这些活动基本上是在农民、工人和大学生中间进行的。
农民和农村仍然是土地自由派民粹主义的工作重心。他们认为，农民是最基本的革命力量，农村是最有希望发动起义和暴动的地方。1877年的一系列审判不仅没有吓倒这些革命者，反而激起了他们的反抗。他们作出的回答，就是新一轮“到民间去”。亚历山大·米哈伊洛夫讲到这一次运动时说道：“在1877年春天，几乎整个民粹主义小组，包括地方上的成员，同他们联系的数十个人，都一块到农村去了，因为在那里，通过组织人民的带头人，通过各地的经济抗议活动，从中可以看到事情的全部希望。在萨马拉、萨拉托夫、察里津、阿斯特拉罕、乌拉尔、罗斯托夫和库班，大体上在东南部地区，建立了一系列民粹主义据点，但中心据点是在萨拉托夫。”А.Д. 米哈伊洛夫：《米哈伊洛夫小传》（А.Д.Михайлов， Автобиографические заметки），见《往事》（Былое）1906年第2期，第163页；转引自В.Ф.安东诺夫：《革命民粹主义》（Антонов В.Ф.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е народничество），莫斯科1965年俄文版，第213页。
奇吉林事件是他们在农民中的一次重要发动。1877年，一个同“土地与自由”社保持着联系，但也在从事独立活动的“南方暴动小组”，曾试图建立秘密的农民组织，发动农民起义。他们选择的地区是基辅省的奇吉林县。1875年，这里曾发生过大规模的国家农民骚动，有一定的群众基础。民粹派打算在这里利用农民天真的君主主义情绪，由一个叫Я。В.斯特凡诺维奇的人来扮演“沙皇全权代表”的角色，来唤起农民，随他一块向沙皇请愿。1876年底，他给农民带来了秘密印制的“绝密御旨”，用来回答农民的请愿；还带来了农民的“秘密义勇队”章程和宣誓仪式的誓词。这些文件，仿佛都是由沙皇御批恩准的。经过这样精心的矫饰伪装，显效非常明显。1877年，“秘密义勇队”吸收近2000名农民参加了进来。于是，预定在1877年10月1日揭竿起事。正当起义箭在弦上之际，在这年6月，组织遭到了破获。案件牵连到上千农民，其中44人被交付法庭，包括Я。В.斯特凡诺维奇本人和他的两名助手，但他们在审判前得以越狱逃走。最后只有4个农民被判处不同期限的苦役，其余均免遭起诉。В.А.费多罗夫主编：《19世纪至20世纪初俄罗斯史》（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ХIХ—начала ХХ В./Под реД. В.А.Федорова），莫斯科2000年俄文版，第334页。
对于奇吉林事件，“土地与自由”社委员会在1877—1878年之交的那个冬天，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虽没有就此事件正式通过决议（也曾尝试作决议），但许多人对这一事件是赞同的。后来在各个民粹主义据点也没有发现对这一事件持反对态度的。
这个时期，在革命知识分子中又显现出了“到民间去”的动向。他们的最终目标，就是发动农民奋起斗争；但考虑到实现这个目标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就采取了逐渐接近人民的方针，而这样做的最恰当方法，就是以农民当前切身利益表达者和捍卫者的身份，出现在农民中间。
为了取得农民的信任，他们这一次以更加深入的方式，在教书、行医、经商和做手工艺等职业的掩护下，直接同人民打交道，并以此博得了农民的信任和爱戴。薇拉·菲格纳和叶夫根尼娅·菲格纳是姊妹二人，前者作为医士，后者作为教师，她们两姐妹怀抱着一颗为人民服务的赤诚之心，热心行医，耐心育人，曾享誉一方，赢得了萨拉托夫成千上万人民的心。薇拉·菲格纳为那里缺医少药的状况所撼动，头一个月就接诊800来名患者，在10个月当中接诊患者共达5000人，这个数字是地方自治会医生在城市医院里整整一年的接诊量。薇拉·菲格纳：《永志不忘的劳作》（В.Фигнер， Запечатленный труд），第1卷，莫斯科1933年俄文版，第115页；转引自В.Ф.安东诺夫：《革命民粹主义》（Антонов В.Ф.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е народничество），莫斯科1965年俄文版，第215页。
这样的工作尽管赢得了民心，但并不能把农民引向争取土地与自由的坚定斗争中来。就这个意义来说，这样的工作并没有取得明显的成果。因此，正像薇拉·菲格纳所说：“看得很清楚，我们在民众当中的事业还是失败的。这是我们革命党所遭到的第二次失败。这并不是因为我们的人员没有经验，也不是因为我们的纲领在理论上存在问题……整个问题在于，我们缺乏政治自由。”薇拉·菲格纳：《永志不忘的劳作》（В.Фигнер， Запечатленный труд），第1卷，莫斯科1933年俄文版，第120—121页；转引自В.Ф.安东诺夫：《革命民粹主义》（Антонов В.Ф.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е народничество），莫斯科1965年俄文版，第216—217页。由于土地自由派像薇拉·菲格纳一样，在这个问题上提高了认识，这就促使他们把目光转向了政治斗争。
在70年代末，“土地与自由”社曾组织领导了几次罢工斗争，对工人问题给予了一定重视。1878年1月，土地自由派利用瓦西里岛子弹工厂因火药爆炸发生的工伤事件，把它归结为俄国工人状况的普遍恶化，以此将埋葬死者变成了一次政治示威。同年3月和11月，在彼得堡克尼咖纺织厂的两次罢工中，土地自由派都站到了运动的前列，无论在精神上还是物质上都对罢工者给予了支持。土地自由派也很重视1879年初夏乌纺纱厂和诺沃纺纱厂工人的联合罢工。“工人小组”领导了这次罢工，并对罢工工人组织了广泛的募捐活动。亚历山大·米哈伊洛夫作为杰出的组织者，成了“工人小组”的灵魂，他和小组每天按头天晚上制订的计划采取行动，给罢工者募集了不少的钱款。
由于俄国工业的发展状况，70年代末的工人运动远远不能同西欧的情况相比拟。因此，土地自由派在工人当中的活动，虽比他们的前辈积极活跃了许多，但培养出的有能力的工人，也只能被派到农村去充当宣传鼓动者，充当知识分子与农民之间的中介和联络人。当时在所有土地自由派成员中，只有普列汉诺夫比较充分地看到了工人群众中蕴藏的潜力。
70年代后期，土地自由派在青年学生中展开的宣传鼓动，推动了革命新形势的到来。他们在学生中积极宣传自己的纲领，建立革命小组，利用一切恰当的机会，组织抗议集会和示威游行。从1878年1月起，学生运动便开始加大了势头。普列汉诺夫起草了彼得堡大学生致司法部长的信，对当局滥用职权和暴力行为加以愤怒的谴责。这一行动得到了莫斯科大学学生的响应，双方相互配合，给政府以沉重的打击。1878年秋冬，大学生运动发展成了真正“全俄性的学潮”，正像阿普捷克曼所说，“甚至连一向奉公守法的铁路学院的学生，也毅然决然投入了进来”。О.阿普捷克曼：《70年代的“土地与自由”社》（О.В.Аптекман，Общество“Земля и воли”70х гг），第311页；转引自В.Ф.安东诺夫：《革命民粹主义》（Антонов В.Ф.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е народничество），莫斯科1965年俄文版，第212页。
土地自由派在这场大规模的学生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正是这场运动，在1879年成了全国新的革命形势的重要组成部分。
土地自由派最初进行的个人谋杀，往往是为了惩治叛徒和间谍，有时也是为了对罪大恶极的反动人物进行复仇。不过，这还是带有自我保护性质的行动。像1878年1月24日В.И.扎苏利奇对彼得堡市行政长官叶梅利亚诺夫的刺杀，就是这样。但是渐渐地，这种自我保护性行为越来越多地变成了由革命者实施的主动进攻。1879年，在“土地与自由”社的活动中是发生这种转变的关键性的一年。从1月份奥新斯基等人在基辅进行武装反抗遭到逮捕开始，2月和3月，接连发生了针对哈尔科夫省长和宪兵头子的暗杀。但是针对沙皇仆从的行动还不足以震慑统治者，他们就自然将暗杀的矛头转向了沙皇本人。
这一系列刺杀行动，同“土地与自由”社中出现的一个转向政治斗争、主张恐怖策略的颇大集团，是联系在一块的。这一方针的拥护者，于1879年3月在“土地与自由”社内建立了一个执行委员会。紧接着，在4月2日就发生了А.К.索洛维约夫对亚历山大二世的未遂刺杀——沙皇在宫廷广场散步时，索洛维约夫乘机用手枪瞄准射杀，但子弹打飞了。刺杀者被当场抓获，随后很快被处绞刑。接着，当局掀起了一个逮捕民粹派的浪潮，这样，土地自由派在农村的据点便不得不一个个停止了活动。
在土地自由派中，原本就一直存在着分歧，主要表现在纲领和斗争策略上。在暗杀行动接连发生、面对当局加剧镇压的情况下，在怎样对待恐怖策略和政治斗争的问题上，“土地与自由”社内部在方针上出现了更加尖锐的分歧。1879年春，恐怖策略的拥护者在组织内部建立了一个叫作“不自由毋宁死”的秘密组织。在“土地与自由”社整个组织面临严重分裂的情况下，召开代表大会解决争论和分歧，就急迫地提上了日程。
于是1879年6月18—24日，代表大会在沃罗涅什召开。但是在代表大会召开前夕，恐怖策略和政治斗争的拥护者就已集合在里佩茨克，预先讨论并确定了自己的行动路线。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在恐怖行动的拥护者安德烈·热里亚鲍夫和一如既往坚持在农村继续进行宣传工作的普列汉诺夫之间，展开了激烈的论战。由于大多数人站在热里亚鲍夫一边，普列汉诺夫愤然离开了大会。这次代表大会一方面采取妥协步骤，通过了继续坚持农村工作的决议，试图维护组织上的统一；另一方面，又决定采取恐怖的方式进行政治斗争。
随后，于同年8月15日在彼得堡召开的代表大会上，争论双方一致认为，相互之间的原则立场已不可能相妥协，因此，协议将“土地与自由”社一分为二，组成“民意党”（土地自由派的大多数加入其中）和“黑土平分”社，但后者此后仍坚持土地自由派先前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