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3月，邓中夏等在北京大学发起组织平民教育讲演团。“以教育普及与平等为目的，以露天讲演为方法”，“以增进平民智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为宗旨”。讲演分为定期和不定期两种，凡较重要的讲演稿送交《北京大学日刊》揭载并收藏之，以便汇集成册。该团的团员有轮流出席讲演之义务。开始时活动集中在北京市区，后扩大到农村及外地。讲演队去乡村讲演的地点包括卢沟桥、丰台、长辛店、海甸、通县等处。讲演的内容大体上是宣传爱国主义、普及科学文化知识、废除封建陋俗等，如在丰台、通县等地讲演组的题目包括《女子应当和男子同样的读书》、《平民教育的重要》、《为什么要读书》、《破除迷信》、《平等与自由》，等等。李大钊直接指导了平民教育讲演团的工作。1920年下半年，李大钊派遣邓中夏、朱务善等率“平民教育讲演团”到石家庄工人中演讲，启发了石家庄铁路工人的觉悟。
8.少年中国学会
少年中国学会是五四时期人数较多、影响也较大的一个进步社团。1918年6月30日，李大钊、王光祈、曾琦等发起筹备少年中国学会。这一社团成立的初衷，“盖以国中一切党系皆不足有为，过去人物又使人绝望，本会同人因欲集合全国青年，为中国创造新生命，为东亚辟一新纪元。故少年中国学会者，中华民国青年活动之团体也”。最终目的，创造“少年中国”，“即适于二十世纪之少年中国是也”。少年中国学会的筹备期为一年，筹备期间所定宗旨为：振作少年精神、研究真实学术、发展社会事业、转称末世风气。王光祈被推为筹备处主任，李大钊为推为临时编译部主任。1919年7月1日在北京召开成立大会，将宗旨改为：“本科学精神，为社会服务，以创造‘少年中国’”。信条为“一、奋斗；二、实践；三、坚忍；四、俭朴。”学会机构分为评议部、执行部、编译部。评议部有议决及监督全会会务之权。在第一届职员名单中，李大钊为月刊编辑主任，第二、三、四届评议员，第五届候补评议员。由于李大钊的关系，北京大学社团中的许多骨干都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如黄日葵、邓中夏等当时都是会员。1919年底，李大钊介绍毛泽东加入少年中国学会。少年中国学会成立时，共有会员四十多名，后达到一百多名。
学会非常注重学术研究和人格的培养，且认为无论信仰何种主义，都应首先具备应用各种主义的能力；要具备这种能力，必须“先使中国人的思想习惯非彻底的改革一番不可，非经过一番预备工夫不可”。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各种主义都是一种人类的组织，“而现在的中国人连做‘人’应该具备的性格和习惯都没有，若是要他从事‘人类’的组织，当然是不行的了。少年中国学会所着手的预备工夫，便是要先将中国人个个都造成一个完全的‘人’，然后再讲什么主义。”
少年中国学会出版的刊物有《少年中国》和《少年世界》、《星期日》等，文中指出：“我们‘少年中国’的理想，不是死板的模型，是自由的创造；不是铸定的偶像，是活动的生活。”而他所说的“少年运动”，指的是“物心两面改造的运动，是灵肉一致的运动，是打破知识阶级的运动，是加入劳工团体的运动，是以村落为基础建立小组织的运动，是以世界为家庭扩充大联合的运动”。此外，李大钊在1918年至1920年这一时期还对“各种实验道德新生活的工读互助团或新村主义之类的尝试，表现出了极为浓厚的兴趣和热情”。
少年中国学会成员比较庞杂，包括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代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以及资产阶级国家主义者的代表，等等。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该学会成员的思想分歧日益明显，到1925年底，因会员分化而停止活动。但在李大钊的宣传和影响下，邓中夏、恽代英、高君宇、黄日葵等一批少年中国学会会员走上了中国革命道路，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活动家。
9.觉悟社
觉悟社是受李大钊指导和影响的五四时期天津学生进步社团。觉悟社于1919年9月在天津成立，周恩来为主要领导人。其主旨内容几经修改，确定为：要着反省、实行、持久、活泼、愉快、牺牲、创造、批评、互助的精神，求适应于“人”的生活——做学生方面的“思想改造”事业。抽象的话是要本“革心”、“革新”的精神，求大家的“自觉”、“自决”。发扬宗旨的方法有四种：一、取共同研究的态度，发表一切主张；二、对社会一切应用生活，取评论的态度；三、介绍社外人的言论——著作同演讲；四、灌输世界新思潮。1919年9月21日，李大钊到天津对觉悟社社员发表演讲，宣传马列主义和十月革命，他提出，“觉悟社是男女平等，社交公开的先行”，并勉励大家要注意研究世界革命新思潮。1920年8月16日，北京少年中国学会、青年工读互助团、人道社、曙光社等四个进步团体，应天津觉悟社的邀请，在北京陶然亭集会。周恩来对觉悟社提出的“履行联合”的主张作了说明，李大钊应邀到会并发表演讲，他特别强调了主义的重要性，并指出：“主义不明，对内既不足以齐一全体之心志，对外志尤不足与人为联合之行动。”在李大钊的影响下，觉悟社的一些成员迅速成长为革命的骨干。1920年11月，周恩来、郭隆真等赴法勤工俭学，并在法国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觉悟社停止活动。留在国内的觉悟社社员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有一部分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有的是一些地方党团组织的第一批党、团员。
10.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
1920年3月31日，高崇焕、邓中夏、罗章龙、何孟雄、刘静仁等十九人，在李大钊的实际领导下，在北京大学发起成立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这是中国较早建立的一个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因李大钊很忙，实际上具体会务由邓中夏负责。该研究会成立时并未公开，1921年11月7日始在《北京大学日刊》上登出启事。研究会的宗旨是“以研究关于马克思派的著述为目的”。该会规定：“对于马克思学说研究有兴味的和愿意研究马氏学说的人，都可以做本会的会员。”。设有三个特别研究组和十一个固定研究组，会员有六十余人。研究的方法分四项：搜集马氏学说底德、英、日、中文各种图书；讨论会（每星期六晚七时开一次）；讲演会（每月末开一次）；编译刊印《马克思全集》和其他有关的论文。研究会成立后需要活动场所，经校长蔡元培同意，从北京大学借了两间屋子，一间作为办公室，一间作为图书室，并且将图书室取名为“亢慕义斋”（“亢慕义”系Communist的音译，即共产主义）。据罗章龙回忆，说学会十九个发起人中，后来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就有十四人，他们是邓中夏、罗章龙、吴汝铭、黄日葵、李骏、李梅羹、吴容沧、刘仁静、范鸿劼、宋天放、高尚德、何孟雄、朱务善、王有德。发起人主要是党、团员，也有群众参加。李大钊之所以未列名发起人，是因为当时“对外界说，他还是以一个教授和一个马克思学说理论家的身份出现的”，所以开始时李大钊并未出头露面，而只是作指导。这个团体的建立，从思想上和组织上为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立作了必要准备。
11.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
1920年12月2日，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成立。李大钊为首批会员。其成员主要有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徐六儿、郭梦良、费觉天等。该研究会宗旨为：集合信仰和有能力社会主义的同志，互助的来研究并传播社会主义思想。他们主要宣传社会主义、编译社会主义丛书，翻译社会主义研究集，发表社会主义论文。目的是为了尽快地使一般人民了解什么是社会主义，进而深入研究中国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及其实行的方法。
“李大钊参加这样一个社团，可能出于两个考虑：一是通过团体研究来扩大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二是争取其中的一部分人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但李大钊的努力显然没有成功，因为“在已知的社会成员中几乎没有什么人加入共产党组织”。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一成立，就面临一场激烈争论，这场争论系由于罗素来华后的讲演引起的。1920年11月5日，张东荪发表文章提出，救中国只有一条路，就是增加富力，增加实业。李大钊发表《中国社会主义及其实行方法的考察》一文指出：“不少人认为要实行社会主义，必须首先着力于发展实业，以开发全国的事业，增加富力，从而使一般人尤其是广大的下层农民富裕起来，认为这是最稳妥和最好的方法。然而我的方法却与此相反，我认为要在现存制度下发展实业，只能越发强化现在的统治阶级而迫使下层农民为少数的统治者阶级付出更多的劳动。”
此外，李大钊还参加了北京大学的进德会、新闻研究会，任学生救国会的顾问，等等。兹不详述。以上这些社团运动用报刊、讲演、办平民学校等方式，带动知识分子突破小圈子的局限性，以国家的强盛为己任，进一步接触社会，并且勇于投身于改造社会的实践活动中。客观地讲，五四时期的“每一个社团都有它的思想灵魂——无论是科学的还是谬误的；每一个社团也都进行过宣传或实践——无论其成功还是失败”。他们力主运用学到的一些新思想、新学说，在中国进行社会改造实验。虽然这些社团参与社会实践的范围和程度都是有限的，而且大多数人在遇到这样或那样的失败后中止了社会改造实践的步伐，而社会改造实践的失败，促使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逐渐认识到空想社会主义是不可能从根本上改造中国社会的，一点一滴的改造必须代之以社会整体的改造；逐渐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革命理论，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指导中国变革的指针。经过长期艰苦的探索和实践，一些人经受住了考验，成为早期中国共产党组织的成员甚至发起人和负责人，如毛泽东、蔡和森、周恩来、邓颖超、恽代英、萧楚女、邓中夏、方志敏等，这些中共党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都是从五四时期社团实践中得到了很大锻炼，其活动能力和组织能力都得到了极大提升。可以说，五四时期社团实践的经历正是一个政治家最早的素质训练，没有这样的经历，他们是成不了优秀的社会和政治活动家，也不可能创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为早期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和中国革命的中坚。从这个意义上说，“社团为中共的成立培养训练了大批优秀的领导型人物”。张静如指出，“在李大钊的影响下，许多先进分子经过比较、鉴别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形成了一个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群体。这个群体具有较强的现代民主意识，有改造中国实现社会现代化的决心，有为实现现代化的奉献精神。这个群体是时代的精英，是中国社会现代化事业的骨干，对推动社会现代化历史进程起了重要的作用”。而“这些社团是后来革命政党成立的准备或雏形”。
五四时期社团的繁荣促成了中国政党观念、政党思想的大变化，社团活动本身对政党观念也起到了促进和推动作用。李大钊在五四时期进步社团的组织、发起和活动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组织作用，指导作用。而且，社团活动是李大钊一生中很重要的方面，各类社团活动对丰富他的人生阅历至关重要，是李大钊走上近代中国政治舞台的重要桥梁或联系纽带。同时，他也依此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立，创建中国共产党，带动和培养了一批重要人才。而在参与社团活动的实践中，李大钊深刻地认识到组织严密性和系统化问题的重要性。如何保持组织的严密性，如何使组织更具战斗力，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为李大钊的建党理念及实践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12.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认识
正当中国在西方诸多现代化样板和模式中寻觅、选择和争论之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次大战，充分暴露出资本主义世界固有的矛盾，促使东方人特别是中国人重新审视、评判西方的文明与民主，在国内迅速掀起中西文化论战，并开始全面审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认识和对中国出路的思考。这次大战，改变了世界政治的格局，而对于中国更为深层次的影响来说，杨奎松认为：“中国之所以会产生共产党，不能不归因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的十月革命。”在他看来，因为有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人才理直气壮地认定自己应该可以和列强各国平起平坐，并且面对不公平、非正义时，可以表现出强烈民族情绪。而十月革命的成功诞生了社会主义国家，则使中国人意识到，对中国社会的改造其实更需要从下层做起。
李大钊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最早信仰者和传播者。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首先是从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的认识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