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订税则会议，因物价纪录，都在上海，约定于上海举行。乃派桂良、花沙纳至沪，与何桂清共议。这一年，广东人民在佛山设团练局，在籍侍郎罗惇衍、翰林院编修龙元禧、给事中苏廷魁主持其事。令耆老通饬民间：受雇于外人的，限一月内辞职。否则收其家属，无家属的系其亲属，辞归的共2万余人。团练尝袭击广州，不克。和议成后，罗惇衍托言巡缉土匪，请缓撤团练。桂良等至沪，英人要求撤黄宗汉职，惩办惇衍等三人。时广东人有伪造廷寄，说英法心怀叵测，已密饬罗惇衍相机剿办的。乃发上谕，严拿伪造廷寄的人，夺黄宗汉钦差大臣关防，以授何桂清，后遂以桂清为五口通商大臣（事在咸丰九年三月）。自此中外交涉，渐自广东移于江苏了。是年十月议定《通商章程》，英法相同。规定外商运货，往来内地及口岸间的，均在首经子口及海口完纳。用照会将移文询问的办法取消。又规定中国得邀请英人，帮办税务，任凭中国总理大臣邀请，毋庸英官指荐干预。法美二约亦同。鸦片：当耆英在江宁议和时，曾请英人严禁，到广东后，又以为言。璞鼎查说不如收税。道光二十四年的《中美条约)，曾订明美人向不开辟的港口私行贸易，或走私漏税，或携带鸦片及别项违禁货物的，听中国地方官员自行办理治罪。美国官民均不得稍有袒护。二十七年的瑞挪条约同。然虽有此等条约，中国烟禁，在表面上亦且加严，实际均无效力。鸦片输入，战前不过二三万箱者，战后反增至6万余箱。1855年，即咸丰五年，英人公正的，曾上书英王，请禁英船英商贩运鸦片来华，为英国政府所驳斥。列卫廉来华时，美政府命其助中国禁烟。列卫廉到华后，调查情形，遂未遵办。当咸丰五六年间，东南各省，已纷纷抽厘助饷。此年的《通商章程)，乃称鸦片为洋药，定每百斤税银30两。且订明条约中的税法，及许英人往内地通商，均与洋药无涉。嗣后修改税则，亦不得按照别货定税。从此鸦片就变成合法进口之物了。
（三）咸丰庚申英法交涉
《天津条约》虽经订定，实在是很勉强的，当时台谏部寺连衔谏止，而侍讲殷兆镛一疏，言之尤激。论者所最忌的，为京师驻使、长江通商、内地传教、游历各条。桂良等在沪议通商章程，上谕屡命其设法挽回。且以营口逼近京畿，又为东三省货物出入总汇，意欲将其取消。这自然是办不到的。英法二约，均订明在北京交换，此时又欲令其在沪。至咸丰九年，乃许其入京换约，但仍须限定随从人数。时英国亦颇意存挑衅，其使普鲁斯Frederick W.A.Bruce来换约，英政府命其必须进京。且必须航行白河。适僧格林沁在大沽设防，请其改走北塘。不听，闯入白河，开炮攻击炮台，为守兵所败。诏诘其开炮之由，然仍许在北塘换约。时法美二使，皆与英偕，英法二使均不听，折回上海。惟美使遵命，在北塘换约而去。这大约因为美约本未规定换约地点之故。上谕言“换约本应回至上海，念其航海远来，许即在北塘海口互换”，欲以此风示英法，那又是隔膜的了。
此时中外兵力的不敌，清朝亦明知之，况值太平天国军事正在吃紧之际，所以仍留北塘为款使之地，以图转圜。
上海华商杨芳，亦阴与英商接洽和平办法。英商提出，一、津约仍旧，二、增加兵费100万两，三、许外兵一二千到天津，四、撤去大沽防兵等条件。这无疑两国商人都是受意于官宪的。上海道又与法国翻译官磋商：减少兵费，免除撤防。由何桂清奏闻。而清朝见英兵败后，无所动作，以为其技止此。又图乘机挽回威望。上谕遂言：普鲁斯先行背约，咎由自取。若果悔罪求和，应将《津约》听何桂清裁减，仍在上海定议。惟许援美国之例，减从入京换约。于是上海方面的接洽，又成画饼。
时英人议论，亦以英使强航白河为非。而英政府主张强硬。仍以额尔金，法亦以葛罗为使，率兵前来。照会中国政府：一、道歉，二、公使驻京，三、赔偿兵费，四、入京换约。仍由何桂清代递，上谕将其驳斥。咸丰十年（1860）英法兵北上，过舟山，见其无备，陷之，以储军备。时僧格林沁误听人言，谓洋兵登陆，可以马队蹙而歼之，撤去北塘防兵。六月，英法兵自此登陆，僧格林沁驻守新河。英法兵进攻，僧军大败。七月，大沽口南北炮台俱陷。诏僧格林沁退守通州。僧兵驻张家湾，大学士瑞麟以京旗兵守通州。都统胜保自河南召回，亦助瑞麟驻守。英兵进陷天津。朝命桂良和直督恒福至津议和，英法二使派员与议。巴夏礼亦在其中。提出（一）开放天津，（二）增加赔款，（三）带兵入京换约等条件。议不谐，二使声言径往通州。清朝再派怡亲王载垣往议，照会二使回津，二使不听。诏将其羁留在通，毋令折回。既会议，载垣许其开放天津，入京换约。二使又欲觐见皇帝。载垣以其不肯行三跪九叩首礼，不敢许。而又有人言其欲逃。载垣遽命僧王捕拿。僧王遂将巴夏礼执送京城，监在刑部监里（此时被拘的，英人26，法人13，及释出时，英人还剩13，法人只有5名，余均死亡了）。英法兵进攻，僧兵大败。胜保出战，又败。八月，英法兵遂陷通州。文宗以恭亲王奕欣为全权大臣议和，仍不谐。文宗遂逃往热河。英法兵据圆明园。胁北京守臣，释放巴夏礼，开放永定门。英法兵于二十九日入城，九月五日，英兵焚毁圆明园，奕欣避匿不敢出。旋因俄使伊格那提也夫Ignatief居间，且力任保护，乃出面议和，与英法各订条约：一、增加天津。二、许华人出洋作工。三、割九龙司与英。四、《英约》改商欠为200万，军费为600万两。《法约》改赔款为800万两（中以700万为兵费，100万赔偿在粤损失）。五、《英约》言英使在何处居住一节，戊午年九月在沪会商定之议，作为罢论，将来应否在京长住，抑或随时往来，仍照原约第三款明文，总候本国谕旨遵行。公使驻京一节，中国所竭力争持的，都归于无效了。
长江通商后，镇江、江汉、九江各关，次第设立。总署遂与英使议订《长江通商章程》十二款，《纳税章程》五款。穆宗同治元年（1862）又续订《长江通商章程》为七款。洋商由上海运洋货进长江的，在上海纳进口正税。至江口后，如完一子口税，则发给税单，离江口入内地不再另征。否则逢关纳税，遇卡抽厘。其运土货进长江的，在上海纳出口正税，及长江复进口半税。如系别口来的土货，已在该处完出口税，上海交复进口税的，则出口正税及长江复进口半税皆免，而均须逢关纳税，遇卡抽厘，不能援洋货完一子口税不再另征之例，洋商在长江口岸入内地买土货的，或本商自去，或用其本国人，或用内地人均可。惟须向海关请领买货报单（单内注明该货某日到某子口，应运通商某口，并填注本商姓名，或本行字号）。其自长江口岸运至上海：如系洋商自贩之货，在江口完一子税，即可过卡。其货若已由内地人交过各内地税，则长江各口皆不税，俟进上海时，乃完长江出口正税。并存一半税于银号。如三月内原包原货（原包谓无拆动，原货谓无抽换）运往外国，则将所存半税发还。如在沪销卖，或逾限未出口，即将所存半税入账，作为复进口税。或限内出口，而有拆动抽换情形，除将半税入账外，仍须另纳出口正税（以上章程，除长江应收出口正税及复进口半税，均在上海完纳，与别海口不同外，其余办法，南北各海口，均照长江一律办理）。英商船只准在镇江、九江、汉口之处贸易，沿途不准私自起下货物。英船分为两项：（一）为由镇江上江，暂做长江卖买的大洋船，以及各项划艇，风蓬船只，须将船牌呈领事官，由领事官行文江关，由关发给护照。（二）为由上海入江，常做长江卖买的内江轮船。则领事官转请江海关发给江照，以六个月为期。其装载土货，亦先完正税半税。到上海后，如在三个月内出口，则半税发给存票，以抵日后所完之税。此项章程，直至德宗光绪二十五年（1899），方行改订。许有约各国商船，在镇江、南京、芜湖、九江、汉口、沙市、宜昌、重庆八处，往来贸易。并准在不通商的大通、安庆、湖口、陆溪口、武穴起下货物。其往来搭船之处，则只准搭客暨随带之行李上下。商船分为三项：（一）由镇江上江，暂作贸易的出海大洋船。（二）由长江此口赴长江彼口，或由上海赴长江各口常川贸易的江轮船。（三）为划艇钓船及华式船只，大轮船过镇江以上，及江轮船、划艇、钓船，均须请领长江专照。雇用华式船只，则须请领专牌，均由税务司发给。出口税在装货之口，进口税复进口税在起货之口完纳。诸船均须于出口之关，请领总单。若进口时所卸之货，不及总单所载之数，惟该船主是问。这是中国内河航权丧失的历史。
自欧人东航以来，中西之间种种隔阂，至五口通商之役而爆发，经过咸丰戊午、庚申两役，而作一小结束，短短的20年间，中国权利丧失的，不知凡几，这真是可以痛惜的事。但亦是无可如何的。因为此时，中西的文化，隔阂太深了，冲突终不可免。中西文化的隔阂，关系最大的：（一）为国际法上见解的悬殊。（二）则人民骤与异文化接触，而又激于累败之辱，不免发生褊狭的排外心理。（三）中国和外国交涉，向守厚往薄来之戒，对于利益，不甚注意，于此时的局势，亦不相宜。此时的要务：在于（一）消除妄自尊大之念。（二）及盲目排外的感情。（三）而对外则不丧失权利。此非深知此时的局面，为旷古所未有，一切旧见解、旧手段都不适用不可行，在当时如何可能呢？所以交涉的失败，只是文化要转变而尚未能转变当然的结果，并不能归咎于任何一个人。圆明园为清世宗在藩邸时赐园。即位后，亦于其中听政。累朝继续经营，法人称其建筑之精，珍奇之富，为欧洲之所无。一旦化为劫灰，实为我国有关文化的建筑古物遭受损失之始。此后战事之所破坏；古董商人之所贩卖；以及各地愚民，因外人收买之所毁损，更不知凡几。此后，整批的毁坏，抢劫，盗窃，更其无从说起了。几世几年的菁英，一朝化为乌有，言之岂不可痛？但须知：（一）文化的进退，视乎其社会的情状，是否安和，物质所表现的文明，实在其次。（二）即舍此弗论，以现在文化的状态，虽有宝物，亦必不能终守。（三）所谓有关文化的建筑品物，一方面固然代表学术技艺，一方面也代表奢侈的生活。后者固绝不足取，即前者，就已往的社会论，并不过一部分人能参与此等工作，大多数人，都是被摈于其外的。今后社会的组织，果能改变，合全社会人而从事于此，已往的成绩，又何足道？所以有关文化的建筑品物等，能保存固当尽力保存，如其失之，亦无足深惜。
（四）咸丰戊午、庚申中俄条约
中国历代，对于属地，系取羁縻政策的。政府或设官以管理其通路，如汉朝的西域都护是；又或驻扎于几个要点，如唐朝的都督府是。此等官吏对于服属的部族，加以管理，有违命或互相攻击或内乱之事，则加以制止。防患于未然，使其事不至扩大而成为边垂之患，此即所谓守在四夷。但中国的政情，是以安静为主的。不但向外开拓，即对于边疆的维持，亦不能费多大的国力。所以对服属的部族，真个强盛时，中国所设的管理机关，就只得撤退。再进一步，就患仍中于边垂了。历代的武功，除西汉一朝，去封建时代近，其君主及人民，都略有侵略的性质外，其余如唐朝及清朝，实都不过如此。看似武功煊赫，拓土万里，实则都是被征服者的衰乱，并不是中国的兵怎样的强。总而言之，开疆拓土，甚至于防守边垂，在中国政治上，实向不视为要务。在如此情形之下，驾驭未开化的蛮族，尚且不足，何况抵御现代西方国家的侵略？所以中西交通之后，中国的属地和属国，必要有一度的被侵削。这也是前此的政情所限定的，并非任何一个人或一件事的失策。
历代对西北的发展，实力所及，在天山北路，略以伊犁河流域；在天山南路，略以葱岭为限。自此以外，则因道里窎远，山川阻深，实力不能及，仅为声威所至了。清高宗乾隆二十二年（1757）荡平准部，平定天山北路。二十四年（1759）翦除大小和卓木，平定天山南路。其时葱岭以西，以及伊犁河域以外之国，如哈萨克（即吉利吉思）、布鲁特、浩罕、布哈尔、基华、阿富汗等，都来归附，是为清朝极盛之时。清朝对于此等地方，自然仍沿历代羁縻之策，不过遣满洲大臣驻防而己。而俄国的势力，却向亚洲西北部逐渐发展。至道光三十年（1850），遂叩我西北的门户，要求在伊犁、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三处通商。俄国的交涉，在清朝是归理藩院办理的，此时理藩院议许伊犁、塔尔巴哈台，而拒绝喀什噶尔。遂由伊犁将军奕山，和俄国订定通商章程，两国贸易都免税，严禁赊欠及缉失物、交逃人之约。还是乾隆以前，在满蒙方面交涉的旧眼光，然而东北的风云，已日益紧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