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政治评说晚年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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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章 上编:国内知名人士评说(24)

“一九六二年春天,在中联部党委会议上,稼祥同志与几个党委成员商得一致,对我党的外事工作,向中央提出了四点建议。这本是符合党的原则的正常事情,却被那个‘理论权威’硬诬作‘三和一少’的修正主义外交路线。为此,稼祥同志深受其难,致使旧病复发,又患肝炎,只好在家休养,心情很不好。一次,我去中南海怀仁堂参加晚会。在晚会将要开始的时候,敬爱的周总理英姿勃勃地走了进来。他紧握着我的手,非常关切地问:‘稼祥同志身体好些吗?什么时候有时间?我去看他。你代我问一问。’总理的双手和话语,使我如沐春光,感到无比的温暖和光明。几天之后,敬爱的周总理果然亲自来家里探望稼祥同志。这一天,周总理和稼祥同志长谈六个多小时。总理向稼祥同志详细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总理说:‘你功大于过。在宁都会议时期就站在毛主席一边,遵义会议你出了很大的力,说服了同志们,使这次会议获得圆满成功。毛主席说,你对外事工作有意见是应该提的,而且是对一个时期中一个问题的看法。党内要有民主嘛!’这些话给了稼祥同志极大的宽慰。当时,正是‘文化大革命’前夕,林彪和那个‘理论权威’已伸出魔爪,企图遮盖天日的时候。总理无私无畏,主持正义,与毛主席一样,光明普照。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那个‘理论权威’成了‘四人帮’的顾问,再次向稼祥同志下毒手。他们嫌‘三和一少’帽子还不够大,又升级为‘三降一灭’,攻击稼祥同志是中联部的定时炸弹,并株连一大片。幸运的是,当时总理还能亲自过问中联部的工作,在他的关怀和保护下,我们暂且尚可平安度日。有几次那个顾问授意一些人揪斗稼祥同志,都被总理立即制止了。在那天空乌云滚滚的时候,周总理挺身而出,向中联部的领导同志传达毛主席的指示说:‘王稼祥同志是有功劳的人,现在身体不好,不要揪斗。把人弄死了,只有损失,没有好处。’当时,中联部副部长伍修权同志向中联部同志传达了这些指示,‘四人帮’那个顾问竟把伍修权同志打成‘王稼祥的黑干将’,还加上许多莫须有的罪名,惨遭关押八年。中联部一大批老干部,也都遭到种种打击、迫害,蒙受不白之冤。事情还不止于此,那个顾问,又施种种诡计,终于从周总理手中抢走了中联部的领导权。早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此人就企图插手中联部,曾多次向稼祥同志索取有关外事方面的机密文件,都被稼祥同志顶了回去。稼祥同志说:‘党有党纪。不该他看的机密文件,就是不给;给了,是我失职!’稼祥同志这样坚持党的原则,曾得到总理的支持。而那个‘顾问’对此恨之入骨。此时,这个顾问插手中联部的运动,竟对毛主席的指示置若罔闻,与总理背道而驰,又搞起‘残酷斗争’那一套。稼祥同志由于失去总理的直接关怀,顿时遭到说不完的人身攻击,数不清的各种折磨:大小会斗、坐‘飞机’、挂牌子、游街、谩骂、禁闭、下放。

“在林彪炮制的‘一号命令’发出后;我们又被赶出北京,流落到河南信阳。周总理知道这里气候炎热多雨,并考虑到我们居住饮食条件都很差,就特地派人从徐州给我们送来一个澡盆,并指示信阳地委,让稼祥同志安心休养。一九七○年冬,稼祥同志在信阳患急性肺炎,生命垂危。一位同情我们的女医生,提出应当赶快把稼祥同志送回北京抢救。她不怕受牵连,冒着很大的风险,说服了信阳地委的同志,给毛主席、周总理发出电报。敬爱的周总理看到这份电报后,立即批准稼祥同志回京。病重的稼祥,听到这个消息,露出了少有的笑容,他深知又是毛主席和周总理把他从病危中挽救过来。

“仅仅六个小时后,我们就从河南信阳到了首都的北京医院。我守护着病危的稼祥同志,昏昏沉沉如在梦中。经过这样的动乱,难以置信我们真的重又回到北京。我胸中对总理的感激之情无以复加,千丝万缕的思绪在我内心激荡,不禁又回忆起一九六七年那次稼祥病危时的情景。那一次,总理得知后,立即派身边工作人员杨德中同志赶到医院的急诊室。杨德中同志对我说,‘仲丽同志,总理太忙,一时来不了,他让我转达他对你们的问候。总理叫我向医院传达他的指示,要千方百计救活稼祥同志。’接着,杨德中同志又向医务人员传达了总理的指示:‘全力抢救,只能活,不能死!’这样,医务人员才解除了因抢救一个‘修正主义分子’而受牵连的顾虑,进行了认真的治疗。在当时那种恐怖的气氛中,总理自己也处于极其困难的境地,但他仍坚决执行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倾尽全力地保护老同志。他真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哪!”

“一九七一年以后,毛主席和周总理曾多次指示让稼祥同志站出来工作,总理还曾当面告诉稼祥,让他组建一个中央外事班子,研究外事政策。但由于‘四人帮’和他们那个顾问的蛮横反对,可怜的稼祥同志一直被闲置一旁。

“一九七四年初,万恶的‘四人帮’在批林批孔时搞‘三箭齐发’,这一帮反革命小丑,以‘大批判组’的名义,在《北京日报》上批判所谓‘三和一少’,公开反总理和攻击稼祥同志。一月二十四日,稼祥同志看到《人民日报》转载了这篇御用文人炮制的攻击文章,他心情异常沉重。这天夜里,又接到通知,让第二天去参加什么批林批孔的大会,还要自带粮票云云。稼祥同志感到‘四人帮’在向党发难了,党和国家又将祸事临头。整整一夜,稼祥同志不能入睡,他辗转反侧,忧心忡忡,痛苦万分。他深沉地对我说,‘仲丽,我相信,这不是毛泽东同志的政策。有人在捣蛋,要整总理。可耻!你要坚定地跟主席,跟总理!千万要记住啊!’谁知这一席话竟成了稼祥同志与我的诀别之词!凌晨,突然发生了不祥之兆,稼祥同志心脏病暴发,抢救不及,终于饮恨而去。他急于为党工作的心愿至死未能实现。

“我在经受了长期的折磨后,又遭到这样的不幸,精神上真是难以支撑下去。在稼祥同志追悼会那天,我如碎的心中堆满了愁云,悲痛的泪珠止不住地往下滚。当我在泪水模糊中见到敬爱的周总理和小平同志等缓步走进大厅,就像望到了最亲的亲人。当时,总理正遭‘四人帮’和他们那个顾问的突然袭击,被肆意影射、攻击,但他光明磊落,仍在为人民日夜操劳。我只见他两鬃白发如银,又哪知他已身患不治之症,忍着病魔的侵袭,抱病前来安慰我呢!总理大步走到我的面前,接连遭到政治迫害的我,望着总理深邃的目光,紧握总理温暖的巨手,恨不能倒在总理宽大的胸怀中大哭一场,向他倾诉我心中的痛苦,总理面带悲容,双手有力地紧握着我,恳切地连声说:‘真没料想到,真没料想到。你要保重!保重!’我感到一股热流在全身奔腾。敬爱的周总理是稼祥同志和我的兄长、良师,他的恩情,将永远铭记我的心田。但万万没有想到,这竟是我与总理最后的一次握手。”

朱仲丽:《紧握周总理温暖的巨手:忆周总理对王稼祥同志的关怀》,原载《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续编三,第84—87、91—9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10月版。

“为人民的幸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它就是周恩来精神!”

·王定国·

“三月五日,是我们敬爱的周恩来同志的诞辰。我们的好总理,您是人民的亲人,是我们干部的亲人。我能幸运地生存到粉碎‘四人帮’后的今天,不是多亏总理您的保护吗?

“林彪、‘四人帮’伙同他们那个‘总顾问’,干尽了坏事,害苦了忠良,有多少出生入死的老干部在他们手中重者冤死,轻者致残。一九六九年二月六日的一次会议中间,我被宣布为‘叛徒’,关进私设的‘监四号’囚牢里,既不能打电话通知家里,也不准家里人来看望,从此便与世隔绝了!

“四十二天后的傍晚,突然把我放了出来,并宣布了三条戒律:第一,每天八点钟来‘上班’,晚上再回去;第二,不准与任何人接触;第三,不准把审讯内容告诉别人,也不准告诉谢老(觉哉)。于是,我便怀着这三块千斤大石,背着随身行李,穿街过巷,往家走着,沉思着……

“当我走进家门的那一刹那,眼前模糊不清了。昏暗中,只见谢老躺在长沙发上呻吟……房间里,一个人显得那么孤单、寂寞和凄惨!我扑到谢老跟前,用力扶起他那瘫痪的身体,艰难地吐出了几个字:‘我——回——来——啦……’谢老咬着颤抖的嘴唇想说什么,然而眼泪已经哽住了本来就难发出声音的喉咙……

“谢老的面容,那么消瘦、苍白,我几乎不敢认了!一九六三年谢老因病引起半身瘫痪,经长期治疗之后,已有好转。在我被关之前,他还能扶着别人在院子里散步,而现在却连站也站不起来了!——我强抑着满胸的辛酸,想立即解开这出狱的疑团,我便用力向谢老耳边喊着:‘——我到底是怎么释放的啊?!——是——谁……’我的气力用尽了,声音嘶哑了……

“此时,我的手突然触摸到谢老身下的沙发,想起了这里面的‘秘密’……我向沙发的四边摸着,好像还是我亲手装订的原样。谢老会意地点了点头:‘在——在……’此刻,我从他那痛苦的表情中所流露出来的一丝微笑里,得到了极大的安慰……

“就在谢老日夜躺在上面守护着的这个长沙发里,藏着一批珍贵的东西,这就是我冒着生命危险保存下来的一堆纸本,它有大革命时期的黄竹纸,也有延安时期自造的白麻纸;它记载有毛主席的话语,周总理的嘱咐,还有老一辈革命家的言论与行踪,——这就是谢老自一九一九年以来所写的几十本日记!

“为了免于被抄走,我想再次转移。正在忙乱中,电话铃响了!……我颤抖着不敢去接,但也只得强作镇静地拿起话筒:‘你是哪里?’‘你们谁在家?’我不敢回答,但又只得硬着头皮说:‘我——我——是……’‘王定国回来没有?’‘啊——’我不由自主地喊出了声,我的眼泪和我的微弱的声音一起落进送话器:‘总理啊!是您……我——回——来——啦……’我的咽喉里,一个字也再发不出来了!‘谢老的病情怎么样?——你要在心照顾……’总理的声音,也变得沉重而缓慢了!我久久不想放下话筒,好像还有听不尽的声音……

“刚才的电话和我的突然被释放回家,使谢老增添了活下去的力量,也使我变得更为坚强……然而,这个突然被释放的疑团却还没有解开。

“原来,我被监禁的期间,有一天下午,谢老一个人坐在我的房间里的沙发上,默默不语地低着头。

“跟随谢老几十年的警卫秘书高世文同志,不知道沙发里藏有本子,怕加重病情,劝谢老说:‘这个屋子好久不住人了,太凉了,——王定国同志——又——不——在……’‘正因为王定国不在,我才要坐在这里……’谢老的答话,使得这间屋子里的气氛更加沉重……

“我被关起一个多月了!谢老除了精神上的折磨,生活上也没有人照顾了,炊事员也撤走了,不能按时吃饭,即便送来一点也吃不到嘴里,又没有合适人给他喂,就连喝水也困难……

“实在无法再坚持下去了!这天,谢老咬着牙,拼着命,艰难地给周总理写了封信,又怕别人送信会出事,他自己拖着半瘫痪的身子,亲自将信送到中南海收发室。

“三天后,那些人被迫将我释放了!谢老流着眼泪,最后对我说:‘……要不是总理呵,——你——你永远也见——见不到我了!——我不行了……’

“总理啊,总理!是您把我从监狱里放了出来,又是您亲自打电话问我回来没有……是您救了我,救了谢老啊!也因为这些,谢老才多活了两年零三个月啊!”

“一九七一年六月十四日,谢老突然病危。侯春怀同志(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立即打电话给总理办公室。周总理虽立即亲自打电话给侯春怀同志,要他想尽一切办法,抢救谢老脱险!但由于谢老精神上所受的折磨太重了,任何抢救措施都是无效的。第二天,即一九七一年六月十五日,谢老与世长辞了!

“对于死人,他们也是不肯轻饶的。这是林彪、‘四人帮’的‘帮法’!他们先是封锁消息,继而阻拦吊唁,还不准向遗体告别,不准开追悼会,不准送花圈……说这些都是‘四旧’!

“然而,战友的情谊是封锁不住的,同志的感怀也是阻拦不了的!自发前来吊唁和告别的人流,涌满了北京医院的后院。董老知道了,也从病床上爬起来,拿起一支大笔,墨泪俱下地写了一副挽词:‘长征老战士,文革病诗人!’董老来到谢老遗体跟前,看着挂满冰珠的遗容,一串串热泪,滴落到谢老遗体的冰珠上,融化在一起……董老亲自将挽词放在遗体上。

“噩耗传到周总理那里了!总理毫不犹豫地取消了林彪、‘四人帮’和他们那个总顾问的无理禁令,明确、坚定地下达指示说:要写悼词,要发消息,要登照片!

“总理的语言,像寒冬的暖流一般,送进了北京医院,传到同志们的心间,使冰珠满面的谢老,也感到亲切、温暖……

“丧事完毕了,周总理还惦着眷属。我们家里连电话都不给装了,冬天也没有煤取暖……总理知道了这般情景,便嘱邓大姐打电话托朱端绶同志转告我说,总理已经要有关的同志作了安排……

“总理啊,人民的好总理!您对每一个角落的人民,您对多年相随的老战友,您对没有一个是您亲生的亿万下一代,总是那么关怀备至,体贴入微。而对于您自己,却那么淡泊,那么不以为意,以至完全忘却,为人民的幸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人们不禁要问:在我们的生活里,什么是最高尚、最纯洁的?难道我们不可以大声呼喊:它就是周恩来精神?是的,它就是周恩来精神!”

王定国:《人类最高尚的灵魂: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八十一周年》,原载《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续编三,第74—77、81—8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10月版。

“而张春桥和姚文元则无一字修改,这两个人是既不愿意得罪江青,又不愿负责,把责任都推给周总理一个人了。”

·张颖·

“周总理的秘书让我去西花厅。

“我一直在考虑如何用最短的时间,又要抓住最重要的事情,向周总理汇报得全面些。我知道这样的时间是周总理挤出来的,不可能长。当我走进西花厅时,周总理正在他的办公室里批阅文件,见我进来才把花镜拿下来。

“他先问我:‘你们回来好多天了吧?我没时间找你问问情况。你有什么重要的情况,就先说说吧。’

“这一来我倒抓瞎了,什么是最重要的呢?我说:‘如果要简单,那还真说不清楚。我们去广州前,总理的交代,我都转达了。但江青同志没有那样做。她和维特克谈了60多个小时,什么内容都有。现在还要整理成记录稿,翻成英文,寄给维特克。我们都感到这样做不妥当。所以要向您汇报请示……’

“我上气不接下气,一连串说下来,倒惹得总理笑起来:

“‘我看你要说的话恐怕不少,别那么急。今天我确实时间不多。今天你先向邓大姐说说吧,江青同志的情况我也知道一些。以后找时间再谈。’他说完朝客厅那边喊邓大姐,我随即走进那客厅。

“邓大姐见是我,就问道:‘你们从广州回来了,想必又是那位维特克女士的事吧。你慢慢说,我来听,恩来太忙了,但江青的事,他还得管。没办法啊。’

“我和邓大姐很熟,所以谈起话来,也没有什么顾虑,那天下午我和邓大姐谈了整整三个小时。因为她也接见过维特克,所以一些情况她是了解的,但她也没有想到江青会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