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在北京饭店的生活很单调，每天就是几个人在一起吃饭，吃饭时间也是固定的，早饭一个小时，午饭、晚饭各一个半小时。在4个美国记者中，我是惟一的华人，长着一副中国人面孔，对我来说，既是好事也是坏事。好事是我站在中国人中间不很特殊，我到曹禺家采访可以不被别人注意，我可以做一些外国人很难实现的事；坏事是由于我长得像中国人，很多中国人不能进的地方我要去就有困难。比如，各国驻中国大使馆、友谊商店，包括涉外宾馆，甚至我居住的北京饭店。尽管我在北京饭店住了将近一年，但是我还是常常被饭店门口的警卫拦截。有一次我去友谊商店，门口有个人要求我出示身份证，于是我也要求看看他的身份证。他问我为什么要看他的身份证，我回答：“当然了，不然我怎么知道你有没有权力来查看我的身份证？”他说他天天都在友谊商店门口，于是我反问他，如果我也天天在友谊商店门口站着是不是就有权查他的身份证了呢？最后他把衣服领子上的“友谊商店”标志翻出来给我看，证明他是友谊商店的雇员。这样，我才把身份证拿给他看。
回想起来，那时的确有很多有趣的事情。有一次我到广州采访，看到一个布告，关于严禁非法出境。我拿出笔记本抄这个布告，就有警察来盘问我在干什么，我说：“我在抄布告，这违法吗？”他说：“不违法，你抄吧。”然后就走开了，但是，等我抄完，他又过来叫我跟他走一趟。在警察局里，警察审问我是什么人，我不告诉他们，并想借此机会采访他们。我问了他很多问题，比如非法出境的问题在广州是不是很严重。他说他不能回答这个问题，我得去问公安局。我又问他怎样联系到公安局。最后，我发现只要不搞清楚我的真实身份，他是不会让我走的。因此，我把我所居住的东方宾馆的钥匙拿给他，让他们自己去查。
我还想谈谈当时在中国的外国记者被监控的情况。有时候我们的信件可能被别人拆开查看。我们的邮件都装在一个大信封里送来，里面装的是一封一封的信件。这些信件往往粘在一起，好像放进大信封之前那些信件上的胶水还没干似的。那个时候，为我们服务的人，比如，司机、保姆、翻译等可能都是监视我们的人，因为我们雇佣这些人员都是通过外交人员服务局，这些人每周都要回去开例会，我猜想，他们是去汇报我们的一周情况。那时候，我经常和一些人定期见面，通过他们了解一些有关中国的情况。多年以后，他们当中有的人去了美国，她告诉我，当时每次和我会面后他们都要写一个报告，汇报给她的上级。即使她自己不写，其他人也会写，如果被别人汇报她曾经与我会面，她就会有麻烦。当时我们雇佣的司机、保姆、翻译也处在一种非常尴尬的境地，一方面中国人不相信他们，认为他们是给外国人干活的；另一方面，外国人也不相信他们，认为他们是中国人派来的。
我在中国期间正值中国开始改革开放，因为那时候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召开，中国正在向开放进步的方向发展。但是，那时候中国限制外国记者采访。在此之前，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政府只允许少数几个外国记者在中国采访，要求按照中国政府的意图对外宣传“文革”中的人定胜天等思想和人民无私地建设社会主义并把文革描绘得很美好。但是，改革开放后，允许外国记者到中国采访，报道了很多阴暗面，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我相信现在外国记者在中国的情况和20年前完全不一样了。当时我们只能看到《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再没有其他报纸。每天我们都对这两份报纸的每一篇报道进行分析，从中发掘新闻。如果能看到一份《解放军报》那是很不简单的，因为我们是禁止阅读《解放军报》的。
现在我想谈谈记者的作用。记者的作用就是为公众提供尽可能公正、公开、平衡的信息。记者不能歪曲事实，尽管绝对客观的报道是不可能的，但是记者应该尽量接近这个目标。例如，《纽约时报》早年报道美国南部白人对黑人滥用私刑，往往会在报道中引用白人的话以示平衡。记者应该独立于派系，即使在战争时期也不例外。“越战”期间，美国记者常常用“我们”一类的字眼，例如，“我们”要轰炸哪里、他们将怎么对付“我们”等等。记者把自己和军方、政府混为一体了。我们在《纽约时报》的编辑部为关于“越战”的稿件编写标题，由于战争报道的标题往往比较长，所以我们都尽量用短单词，例如，我们常常用“敌人”、“敌方”等词来指代越南。但是，作为报纸这样做就失去了一个中立的立场。
海湾战争期间，我们每天都看到关于“爱国者”导弹精确拦截“飞毛腿”导弹的新闻片，让人感到美国的军事装备十分先进。但是直到战争结束，大家才知道五角大楼仅仅发布了“爱国者”导弹拦截成功的新闻片，而拦截失败的都没有发布。由于媒体的新闻源依赖于政府，因此媒体对政府的依赖性越来越强。美国政府有责任为媒体提供完整准确的信息，因为媒体是对公众负责的。
“9·11”袭击之后，美国人受到强烈的震动。因为即使在两次大战期间，美国本土从未受到过袭击，这是美国人第一次感到脆弱。美国人的爱国情绪被狂热地刺激起来，包括媒体从业人员也不例外。媒体大量出现类似“美国反击”的标题，还有到处飘扬着的美国国旗。显然美国记者的作用和公民的作用被混淆了。有时候记者经常在媒体上说这种话，“如果我在街上碰上本·拉登，就亲手把他杀了。”这种话不应该是记者说的。只要是记者，他就必须表现得职业一点，他不能把记者和国籍混淆。有的时候有人提这个问题：“你是记者还是美国人？”这个问题的本身就有问题。我希望美国新闻界民族主义情绪很快就可以消逝，这种意见的提出完全是记者把自己认同为政府的一方。真正爱国的记者应该忠实于自己的职业。我认为一个真正的记者，他肯定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有一个独立的媒体是社会上不可缺少的。任何削弱这种制度的做法都是不爱国的。
谢谢大家！
问：未来国际媒体对中国媒体的报道趋势是什么样的？
答：我很难评价国际媒体。但是我可以就美国媒体来谈谈。美国是个关心自己远甚于关心外界的国家，美国媒体对中国报道的面太窄，他不是关注中国整个社会，而是关注中国的个别问题。而对中国作为一个社会的整体变迁的报道非常少，即使有记者个人想这样报道，报纸也不会这么做。美国对中国社会关注的时候总是中美首脑会谈的时候，例如，克林顿来华的时候，美国媒体就对中国社会有了一个全面的报道，对中国社会整个的发展作了报道。而不仅仅是针对人权或者政治异见分子问题。
问：您读过大量的《人民日报》，您对它有什么评价？
答：我想起一个关于《人民日报》的故事。1979年，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人民日报》也想改革。他们向《华尔街日报》征询意见，《华尔街曰报》提出《人民日报》应该针对高收入的读者提高广告量，而广告商不会在以购买力低下的读者为主的报纸上卖广告。当然，《人民日报》不会接受这个建议。不过《人民日报》比过去有了明显的变化，进步很大。现在甚至可以在互联网上读到《人民日报》。
问：刚才您在谈到美国记者目前高昂的民族主义情绪时，说记者应该避免成为一个民族主义者，那么是不是应该做一个国际主义者来报道？那么怎样处理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关系呢？
答：新闻记者在报道新闻的时候，不应该代表哪一个国家的立场，应该是报道事件的真相，记者不应该在报道新闻的时候歪曲事实。但是他必须知道自己的读者是谁。最好的新闻就是你在读完这条新闻之后，你看不出这个记者是哪个国家的，你说不出来这个记者是哪个国家的记者。
问：专栏作家是不是记者的必然归宿？
答：其实早在我30几岁的时候就开始写专栏了，那是在1977年，《亚洲华尔街日报》刚刚创刊，它在给我开了一个专栏“中国采访笔记”。当时我一边写专栏，一边做新闻报道。可能是我变懒了，作为一名记者，你要到处采访找人谈话，当一名专栏作家就是在家里，查查资料，思考一些问题。
问：在新闻报道中要尽量报道事实，说出真相，我曾经看到过您发表在《南华早报》上的一篇文章，关于江主席讲话的一篇文章，里面说如果一些政治经济利益获得者不能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话，他们极有可能攻击共产党，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必须让他们加入。您认为你的观点是了解了极大部分中国人的看法而达到了一定客观公正吗？
答：谢谢你看了我的文章。我记得这篇关于江泽民讲话的文章，我的想法来自于一些关于中国社会的分析文章，我不确定我对中国社会的理解有多深入，我写的是我个人的意见，当然你们也可以认为是不对的。
问：当一名专栏作家，是不是必须一定有做记者的积累？
答：这一点重要在哪里呢？因为你作为一名记者，采访各色人物，这样你可以积累很多经验，这样可以培养一种观察思考问题的能力，因此当一名好的专栏作家就首先要当好一名记者。
问：在新闻报道中要尽量报道事实，说出真相，我曾经看到过您发表在《南华早报》上的一篇文章，关于江主席讲话的一篇文章，里面说如果一些政治经济利益获得者不能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话，他们极有可能攻击共产党，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必须让他们加入。您认为你的观点是了解了极大部分中国人的看法而达到了一定客观公正吗？
答：谢谢你看了我的文章。我记得这篇关于江泽民讲话的文章，我的想法来自于一些关于中国社会的分析文章，我不确定我对中国社会的理解有多深入，我写的是我个人的意见，当然你们也可以认为是不对的。
问：当一名专栏作家，是不是必须一定有做记者的积累？
答：这一点重要在哪里呢？因为你作为一名记者，采访各色人物，这样你可以积累很多经验，这样可以培养一种观察思考问题的能力，因此当一名好的专栏作家就首先要当好一名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