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化中国未解之谜(下)
2634300000138

第138章 南越王墓发现发掘纪实(2)

墓内西耳室放满了各种各样的随葬品,从发掘的情况看,可分为三层,层层相互叠压。大部分器物上残留有丝织品裹缠的痕迹,有的多达2层。器物分门别类地被放置于竹笥、蒲包、木匣或木箱内,计有大量的铜器、铁器、玉石器、陶器、漆器、丝织品以及少量的金银器、玻璃器、象牙器、皮甲、药材、五色药石等。其中铜器又可分为容器(壶、提筒)、炊具(鼎、鍪、烤炉)、食具(勺、姜礤)、水器(匜、盆)、兵器(剑、镞)、乐器(铎)、工具(锯、锥、印花凸版)、杂器(杵臼、熏炉、镜、虎节)和车马器(衔、镰),共600余件;铁器计有锤、锛、斧、凿、镰、铲、削、刻刀、锉刀、刮刀、弯刀、劈刀、铲刀、环首刀、服刀、钎、锥、刮刨、杵、针、铠甲等600余件;玉石器计有玉壁、璜、环、舞人、剑饰、印章、石砚、斧、猪等70余件;陶器计有鼎、罐、匏壶、瓿、提筒、小盒等600余件;漆器多朽残,能辨认器形的有箱、盒、奁、盆、盘、卮、耳杯、金座漆杯、匣等30余件;丝织品有的用于包裹各种器物,有的整匹盛于竹笥中随葬,数量惊人,品种齐全。西耳室遍地都是器物,无立足之地,应是专门存放各种物品的库房。

主棺室呈南北长方形,长4.84米,宽1.84米,高2.3米。前与前室以石门相隔,左右后三面有过道与东侧室、西侧室和后藏室连通。

墓内主棺室主要用来安置墓主的棺椁,此外,还放置有大量精美的随葬品。墓主的棺椁位于室的正中部,它的四周分置随葬物品。靠近东墙置一漆木屏风,堵住了主棺室通往东侧室的过道口;棺椁西边靠西墙下放置兵器,计有铁剑、铁矛、铁戟、铜戈、铜弩机、箭镞、铅弹丸等;在椁的周围散布有众多的明器车饰;棺椁南边放置有陶瓿和象牙商;棺椁北边放置有铜盆、漆盆、铁矛和著名的铜承盘高足玉杯。有趣的是,两件铁矛置于通往后藏室的门道口处,可能有防卫之意。

棺外椁长约3.3米、宽约1米;内棺长约2.2米、宽约0.75米。外椁表里皆髹漆,外黑漆内红漆,在黑漆地上还用绿、黄、朱三色彩绘流云纹图案。内棺也内外髹漆,内朱外黑,无彩绘。

南越王墓棺椁内的空间虽小,但出土的随葬品却很丰富。从出土情况判断,椁面四角各置一块玉壁,椁盖板上还放有成捆的箭链、铅弹丸、弓弩和铜车饰。棺椁之间在棺前棺后分别形成“头箱”和“足箱”(离墓主头、足部较近的棺椁间放置的物品)。“头箱”内平置2个大漆奁,一奁盛满珍珠和大玉璧,一奁盛有钻凿痕迹的龟板,另外还出土了一批稀世之宝,如青玉角杯、镶玉盖杯、青白玉盖盒、青白玉带钩、嵌宝石的银带钩、铜带钩等。“足箱”内放置有大量陶壁,还有一个珍贵的银盒。棺内除出土了一套玉衣敛服外,在玉衣上面、里面和底下还铺垫玉璧29块,多为精品。另外,玉衣两侧还分置玉璧、玉璜;10件铁剑分放在玉衣两侧腰际,每边5件;4套8件牌饰(3套平板玻璃鎏金铜牌饰、1套龙龟纹镂空铜牌饰)分放在两侧铁剑上面,左右侧配置成套;玉衣头罩顶部有1件青白玉雕兽首衔环、右边置虎头金钩玉龙、左边放透雕凤纹牌饰、上面盖1件透雕龙纹玉璧和1件透雕凤纹重环王佩以及8片杏形金叶(原缝缀在绢帛上);玉衣上面在胸腹间分3组共放置9件印章(“文帝行玺”“泰子”金印各1枚,“赵胡”、“泰子”、“帝印”玉印各1枚,无字玉印3枚、绿松石印1枚);玉衣胸腹部发现许多小珠、小饰件(小玻璃珠、玻璃贝、花形金泡、素面金泡、素面银泡、素面鎏金铜泡);玉衣胸腹之下有一串(组)玉佩饰(透雕玉饰、小玉人、金珠、玻璃珠等);玉衣双鞋之下还踏着1件双连璧。

玉衣内墓主的骨殖大部分已腐朽,只剩下骨渣。墓主葬式为仰身直肢,头北足南,面部朝上,微向右偏。上肢微内曲,两手合拢按在玉衣腹部,下肢伸直。经人类学家鉴定,墓主系成年男性,年龄在40~45岁之间,身高约170厘米。特别有趣的是,在玉衣内贴身铺垫的玉璧及残存的墓主骨骼上,都没有发现任何衣服织物的遗痕,表明墓主赤身裸体穿套玉衣。这一情况在王陵是独一无二的,或许是南越国的葬俗吧。

东侧室位于主棺室东边,长6.95米、宽1.61米、高2.24米。中部有一过道与主棺室相通,中间设木门,已朽。

墓内东侧室是从殉夫人的葬所,随葬品主要是分属于她们的组玉佩、玺印和日用器皿。从出土的4枚“夫人”印章可知,室内共放置的殉人4具,其中左夫人位于室内南部靠近过道处;右夫人居室内北部靠近过道处;在右夫人东侧;泰夫人在左夫人东侧。室内出土的日用器皿计有银匜、带钩,铜提筒、鍪、盆、匝熏炉、带钩、牌饰、镜,铁削、刮刀、镊,陶瓮、罐、鼎、盒、壶、瓿、盆、釜甑,漆博局、案以及玻璃牌饰等。四夫人都有较多的随葬品,有的随葬品还很精美(如组玉佩、印章、铜器等),说明她们的身份很高,肯定不是普通的婢妾,可能是南越王后宫中的嫔妃。

西侧室位于主棺室西边,与东侧室对称。长7米,宽1.62米,有一门道与主棺室连通,中间设木门,已朽。

墓内西侧室发现7具殉人,均无棺,直接放置在铺地木板上,随葬品多是镜、带钩、小玉饰等小件物品。经鉴定,其中6名为青、壮年女性,其生前身份可能是墓主的奴仆或贴身内待;只有1名是40岁左右的中年女性,随葬品也较多(铜镜、熏炉、铜框玉卮、陶熏炉、小玉环、小玉璜等),且有一颗无字小玉印,她的身份应为奴仆之首。室内出土的其他器物还有铜盆、匜勺,铁削、鱼钩,陶瓮、罐、壁,漆盘、盒等。

后藏室位于主棺室之北,东西宽1.8米,南北长2米。有一门道与主棺室相通,中间设木门,已朽。

墓内后藏室放满了各种各样的器物。器物大小相套,分类放置,大型器物多堆放在后藏室前部,中小型器物叠置于室内中后部,有的器物整齐地排放在木架之上。器物表面多用丝织品或草编织物包裹、捆扎。器物以炊器、储盛器和盥洗器为主,130余件器物中约有30多件内装家禽、家畜和海产品。还发现不少“泰官”封泥,说明后藏室的随葬器物经过泰官令署(掌管南越王饮食的官署)的检封。此外,室内还出土有烧煮食物用的燃料——木炭。以上情况表明,后藏室是储藏食物、放置炊器与储容器的库藏,室内出土器物计有铜鼎、姜礤、勺、鍪、釜甑、煎炉、烤炉、提筒、香炉、蒜头瓶、鉴、盆、灯、铎,铁鼎三足架、叉,陶瓮、罐、瓿、鼎、三足盒等许多物品。

如上所述,主棺室是墓葬的中心,用来安放墓主的棺椁;东侧室是墓主嫔妃的葬所;西侧室是墓主贴身侍女的“居室”;后藏室是象征烹制食品的厨房和放置器具的储藏室。东、西侧室和后藏室与主棺室之间均设有木门。木门并不是阻止入内的障碍,实际上它们与主棺室是相互通连的(木门可以开启),这从墓葬的平面图上看得很清楚(木门均朽)。

前室与主棺室之间的石门,与各室之间设置的木门含义不同。木门可以开启,以木门相隔的各墓室实际上是相通的;而石门的后边安装有自动顶门器,不能够开启。所以,石门的内外分属两个天地。如果说石门内象征王宫的生活区,那么,石门外象征的是王宫生活区的附属建筑,也就是墓的外藏椁部分。

前室与墓道之间也设置了一道石门,此门是整座墓的总入口,既象征南越王宫的大门,又担负着防盗的重任,所以,门后也安装有自动顶门器。墓门外的木椁室内也放有一辆漆木车模型,殉人可能就是车夫;另外还有一些仪仗饰,说明此车是供墓主出行用的。木椁室以南的那具殉人,可能象征王宫门前的守卫。很明显,墓门外的木椁室以及它南边的殉人都属于外藏椁。

千年奇异珍宝出世

南越王墓是岭南地区发现规模最大、年代最早的一座彩画石室墓。墓中出土的随葬品异常丰富,共有金银器、铜器、铁器、玉器、陶器、漆器、玻璃器、丝织品等十几类千余件,其中不少是首次发现,具有重要的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

南越王墓出土的金制品计有玺印、带钩、座足、杏形金叶、金花泡形饰等,其中以三枚金印最珍贵。银制品有盒、卮、匜、洗、带钩等,以银盒的历史价值最高。

金器

(1)“文帝行玺”金印。

出于主棺室墓主玉衣上胸偏右处。因“行玺”不是佩戴用玺,随葬时放置自由,非系佩于墓主身上。印方形,蟠龙钮,印台长3.1厘米,宽3厘米,高0.6厘米,通钮高0.6厘米,重148.5克,含金量98%强。印面呈四字格状,阴刻“文帝行玺”四字,小篆体,书体工整,刚健有力。钮作一龙蜷曲状,龙首尾及两足分置四角上,似欲腾跃疾走。这枚金印系由南越国自铸,铸后局部又经利刃凿刻而成。出土时印面漕沟内及印台四周壁面都有碰痕和划伤,并遗留有暗红色印泥,显系长期使用所致,说明金印是墓主生前的实用印。

据文献记载,秦汉时期的礼制规定,只有皇帝、皇后用印才能称玺,其他臣属的印不能称玺。皇帝用玺非只一种,如有皇帝之玺用于赐诸侯王书(多佩戴),皇帝行玺用于封国,皇帝信玺用于发兵(后两种玺印收存在符节台,非随身佩玺),天子之玺用于册封外国,天子行玺用于召大臣,天子信玺用于事天地鬼神。帝、后玺皆白玉质,螭虎钮。

在传世以及发掘出土的大量秦汉印章中,皇帝玺尚未见一例,不知是什么面目。《封泥考略》一书中著录有“皇帝信玺”封泥,可知当时确有皇帝信玺,与文献记载相符。1968年,在陕西咸阳韩家湾公社狼家沟发现一枚玉印,印面方正,宽、高2.8厘米,螭虎钮,通体色白晶润,四侧刻云纹,文日“皇后之玺”,其形制、印文正与文献所载帝玺相合。这枚玉玺小篆体,印文布局疏密得当,结构严谨,字体笔画平直又富于变化,显得既庄严、大度,又略带几分秀美,为皇后所用,正符合其身分,是秦汉印章中的绝妙精品。据考古工作者推测,玉玺的出土地离汉高祖刘邦与吕后合葬的长陵不远。西汉末年,长陵被盗掘,玉印可能遗落土中,后又被雨水冲移至沟里,幸存至今。

据《史记》、《汉书》记载,南越国是西汉初割据岭南、独霸一方的地方政权。第一代南越王赵佗僭号为“南越武帝”,第二代南越王赵胡僭号为“南越文帝”,到第三代南越王赵婴齐时才诚心归顺汉朝,不再僭号称帝。“文帝行玺”金印的出土,证明了史书所载第二代南越王僭号称帝的事实。

“文帝行玺”金印,是考古发掘出土的第一枚帝印。这枚帝印与文献记载的帝印质地、形制和印文都不相同。文献中的帝印为白玉质、螭虎钮,印文有作“皇帝(或天子)行玺”的;而赵胡这枚帝印却是金质、蟠龙钮,印文为“文帝行玺”。可见这枚金印确有独特之处。

“文帝行玺”金印与文献中的帝印不同,与诸侯王相比,有什么异同呢?西汉诸侯王国的地位很高,王国宫室百官的建制与京师长安几乎相同。诸侯王死后使用“黄肠题凑”葬制,着金缕玉衣,都是皇帝之制。诸侯王用印也有称玺的,这也反映出诸侯王拥有崇高的政治地位。考古发掘出土的几枚诸侯王印都是金质,与赵胡帝印质地相同,但前者钮作龟、蛇形,与赵胡帝印的蟠龙钮不同。如1981年江苏扬州甘泉山二号墓出土的“广陵王玺”和1954年陕西阳平关出土的“朔宁王太后玺”都是金质龟钮;1956年云南晋宁石寨山滇墓出土的“滇王之印”和1784年日本福冈县志贺岛出土的“汉委奴国王”印都是金质蛇钮(后两枚是汉朝颁赐给外藩首领的印)。

“文帝行玺”金印的大小尺寸与帝印和诸侯王印也不一样。前述“皇帝信玺”封泥和“皇后之玺”玉印,边长都是2.8厘米,约合汉制“方寸二”,诸侯王、外藩首领印边长2.2—2.4厘米,约合汉制“方寸”,而“文帝行玺”金印边长3.1厘米×3厘米,比帝印和诸侯王印要大得多。只有“朔宁王太后玺”边长3.3厘米,与南越王印基本相同。据研究,此玺是东汉初公孙述割据四川时封隗嚣之母的金印,公孙述和南越王同是地方割据政权,在用印上都有意逾越汉朝制度。

综上所述,“文帝行玺”金印是南越国自铸的实用官印,它既不同于文献记载中的帝印,又不同于发掘出土的诸侯王、外藩首领印。它是迄今发掘出土的第一枚帝印,也是西汉最大的一枚金印。独一无二的“文帝行玺”金印,放射着异样的光辉。

(2)“泰子”金印

出于主棺室墓主玉衣腰部。方形、龟钮,印台长2.6厘米、宽2.4厘米,通钮高1.5厘米,含金量98%强,重74.7克。印文阴刻小篆“泰子”二字,有边框和竖界。印系铸制,又经局部凿刻而成。印面光平如镜,铸制工艺比“文帝行玺”印更为精致。在传世玺印中没有印文作“泰子”的印章,此次出土系首次发现。据研究,泰子即是太子。墓主赵胡系第一代南越王赵佗之孙,不应封称太子,所以推测这枚“泰子”印应是赵佗之子,赵胡之父的遗物。这位当年的太子竟活不过他的父亲,未及嗣位就死了,将“泰子”印留给了他的儿子赵胡。胡死,第三代南越王赵婴齐将它们(另有一枚玉质“泰子”印)一起放人墓中。

(3)“右夫人玺”金印

出于东侧室。印面方形,边长2.15厘米,通高1.5厘米,重65克。龟钮,腹中空用于系绶。铸制。阴刻篆文“右夫人玺”,有边栏和十字界格。字体较“文帝行玺”与“泰子”自由,刻工仍不失为古代印章中的精品。

东侧室除出有“右夫人玺”金印外,还出土了其他三枚龟钮鎏金铜印,印文分别为“左夫人印”、“泰夫人印”和“(部)夫人印”。四印分属四位为南越王殉葬的女人。

(4)金带钩

出于西耳室。通高1.9厘米,重29.3克。钩体为一长喙雁形,作回头顾盼状,长喙突出体外,双翅合敛,眼睛以细线刻画,十分逼真。圆柱形钮柱的末端做成四槽,圆形薄饼状的钮扣有凸榫套入钮柱中,榫头分叉,使钮扣可随意转动而不致脱落,设计颇具匠心。

(5)金花泡

西耳室、主棺室和东侧室都有出土。半圆球形,直径仅1.1厘米,泡壁极薄。由金箔片压制成形。球正面正中饰一圆圈纹,外绕心形和点珠纹相间各3个,每个点珠纹由下面3个小珠上焊接一个小珠组成。球背面中空,焊接有一根横梁便于连缀。球正面上的纹饰都是用金丝和小金珠焊接而成,在20倍显微镜下可看到焊接点。如此精细入微的金细工艺,在金银加工技术尚不发达的西汉(金银工艺不是中国传统有代表性的金属加工工艺)是难以想象的,加之金花泡造型奇特,故推测它们可能是通过贸易由海外输入南越国的“洋货”。金花泡原来可能缝缀在丝织物上,起装饰的作用。

(6)杏形金叶

出于主棺室,共8件,高4.6厘米,宽4.4厘米,重2.22~2.87克。呈杏形,纹饰为两个绵羊头的侧面,螺旋状的大弯羊角十分突出醒目。纹样是锤打成的,十分精细。杏形金叶边缘凿有小孔,原来系缝缀在丝织物上,盖于墓主脸部(古称“瞑目”),丝织物腐朽后,金叶散落开来。

银器

(1)银盒

出于主棺室。通高12.1厘米,腹径14.8厘米,重572.6克。由器身和器盖组成,盖身相合呈扁球形。盖、身上均饰以对向交错的蒜头形凸纹,纹饰经锤钁而成。盖与身相合处的上下边缘各饰一匝穗状纹带,谷粒般凸起,系錾刻而出,并鎏金。盒盖顶部焊接有三个银锭形小凸榫,身底附加铜质鎏金圈足座。小凸榫和圈足座都是后来补加上去的。盒盖与底部还刻有草隶体铭文。根据对铭文的研究,原来这件银盒是南越国王后宫中所用之器,由私官掌管。出土时,盒内尚遗留有半盒药丸,应是王后生前所服用,说明王后生前患有某种疾病。

(2)银洗

出于后藏室。直口、平沿、折腹、圜底。口径20.4厘米、高4.5厘米,用锤镬工艺制成。由银洗口沿上的铭刻文字得知,银洗是南越王室专用的器具。

(3)银卮

出于西耳室,出土时装在一个漆卮内。通高9.8厘米,简径6.2厘米,含银量97%强,重216.7克。铸制而成,圆筒形带盖,平底,附有2个小铺首衔环。盖面内区微鼓起,鎏金;外区分立3个“S”形鎏金立钮,是焊接上去的。

(4)银带钩

墓内共出土7件,有5种式样。钩首有雁头形、龟头形、龙头形和蛇头形数种。其中东耳室、主棺室和东侧室出土的3件非常精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