坊市制在西周时便开始萌芽，春秋战国时期逐渐形成，到汉代坊市制进一步完善，坊市布局比较规则齐整，魏晋以后坊市制度进一步巩固发展，北魏时期洛阳就已形成了棋盘式的格局，这种带有较强封闭性的制度于唐代达到了顶峰。
坊市制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城区规划和市场管理的制度，亦称市坊制。从西周到唐代，城市建置的格局一直是市（商业区）与坊（汉代称里，即住宅区）分设，市内不住家，坊内不设店肆。
市的四周以垣墙围圈，四面设门。市门朝开夕闭，交易聚散有时。市的设立、废撤和迁徙都由官府以命令行之。市内店铺按商品种类区分，排列在规定地点，称为“肆”或“次”。政府设有管理市场的专职官吏，上市商品、参与交易的人、度量衡、交易契据以及价格的评定、市税的收缴等，都在市官的监督和管辖之下。秦汉时在市内营业的商人都有市籍，需缴纳市租，社会地位较为卑贱。从京城到郡府州县均有市，同样设有市官管理。
唐代城市工商业较前发展，市区规划整齐，被看作为历代坊市制度发展的顶峰。唐代将城市居民按坊居住并进行管理，形成了统一的城市格局。诗人白居易曾用诗生动地描述了坊市制下长安城整齐划一的概貌：“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结合当时的社会条件，唐代政府对“市”也有一套专门的管理制度。根据城市的封建等级（而不是根据实际需要）来确定不同城市建立坊区数目，并强行规定物品的价格和交易时间，“凡市以日午，击鼓三百声而众以会；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声而众以散”，具有明显的行政干预色彩。
唐代的坊市制将市、坊严格分开，并将居民区用围墙圈起来，坊门定时起闭，实行宵禁。启闭的信号原为各街传叫，贞观十年（636年）以后，以鼓为号，晓鼓三千，暮鼓八百。诗句“六街鼓绝行人歇，九衢茫茫空有月”就是描写长安城宵禁的情景。同时，政府还规定“诸非州县之所，不得置市”，忽略了各地经济发展的现实情况和消费者的实际需要，导致唐代后期草市大量出现。
唐代后期，州县治所乡镇集市贸易普遍，且有较快的发展。当时城镇集市交易称为草市、墟市、野市等，多分布在城郊附近或水陆交通要冲。在魏晋南北朝时代就已有草市，到了唐代已普及到州、县治所或重要城镇。当时岭南人称草市为“墟”，蜀人称“阂”，江南人称“亥”，北方人称“集”。草市每隔三五日交易一次，定时开放和关闭。
坊市制基本上能够满足城市居民经济生活的需要，对于唐代前期城市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尽管坊市制将市场交易局限在市中，交易地点有严格的限制，然而实际上在实行坊市制的唐代前期，即使是长安的坊中也仍有一些私下的商业活动存在。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到唐代后期，商业活动渐渐不限于两市，在两市邻近的各坊和城门附近已有手工业者和商人设店、摆摊售货；大城市开始出现夜市。北宋年间，这种自古相沿的市坊制已被打破，市场的地域限制和时间限制随之取消。明清以后，逐渐发展成近代的市场规模。
延伸阅读
唐代的商人
唐代社会生活中，商人是一活跃的群体。他们中既有贩运各种农产品的大小行商，也有经营存货售货的坐贾，还有放高利贷的人，称“兴生”。在商人群体中，有兴生阶层唯利是图，有不少资产雄厚的大商人，他们是州县治所集贸市场上的主宰人物。唐玄宗时，巨富王元宝资产丰厚，称雄长安。一次唐玄宗问他有多少家产，他回答：臣请以绢一匹，系陛下南山树，南山树尽，臣绢未穷。
宗时，巨富王酒胡曾一次出钱三十万贯助修长安朱雀门。之后，修安国寺，皇帝命能舍钱一千贯，撞钟一下。王酒胡上钟楼，连打一百下，从西市运钱十万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