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认为，一个国家要想繁荣富裕，经济自由主义就是最灵验的法宝。他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就是：听民自谋，政府尽可能少地干预民众的生产经营；变法是发展自由主义经济的基础，提高民力、民智、民德，是发展自由主义经济的途径。
严复（1854～1921），字又陵，福建侯官人，清末颇有影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和教育家，变法运动中维新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中国近代第一个系统地介绍“西学”的人。他翻译了亚当 斯密的《国富论》（严译名《原富》），体现了他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想，也反映了当时一些有资本主义倾向的商人、地主和官僚投资兴办新式工商业的要求。
宣扬经济自由主义是严复经济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是直接用亚当 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作为理论武器，为发展民族工商业的要求服务。他自称所以首先翻译亚当 斯密的这部著作，就是为批判清政权压制私人资本的政策提供思想武器。因为亚当 斯密所指斥的“当轴之迷谬”，也是清朝廷“言财政者之所同然”。他宣称只有个人最了解自身的利益，只有给个人以从事经济活动的充分自由，才能“利民”，才能使国家富强。他猛烈抨击洋务派对新式工业的国家垄断，尤其是洋务派的官督商办形式，是对人民的掠夺和对国家资财的极大浪费，并使国家在经济上愈来愈“仰鼻息于西人”，从属于外国资本势力。
严复用中国固有的“本末”范畴来分析农业和工商业之间的关系，认为“地为百产之宗”，只有在农业中才能产生出“赢”（剩余），农业中的“赢”是工商业得以独立存在的“本”（基础）。同时，他又认为工商业也是维持人们生活所必不可少的，并且对农业有促进作用，如果工商业不发达，农产品无法销售，农民会陷于破产以至抛弃土地而去。因此，他坚决反对封建主义的“重本抑末”论，强调工商业和农业“于国为并重”。
严复还认识到消费对生产也有促进的一面，在一定条件下增加消费可以扩大商品的需求，有利于生产的发展和资本的积累。因此，“俭”和消费的增长并不总是不相容的。他坚决反对传统的“黜奢崇俭”论，而提出了“母财（资本）支费（消费）相酌剂为盈虚”的“理富之术”，主张在不影响资本积累的增长和生产扩大的前提下适当增加消费。
由此可见，严复虽然继续使用着“本末”、“奢俭”等中国固有的经济范畴，但他用以分析、说明的已不是封建主义的经济关系，而是资本主义的农业和工商业关系以及消费和资本积累之间的关系了。
严复的其他经济思想，在利润率和利息率的关系上，他认识到，只有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利息才是利润的一部分，利息率才受平均利润率的限制；资本主义以前的高利贷资本的利息率，是不受利润率限制的。严复还谈到：一定量的货币积累，只有在“相督”（役使和剥削雇佣劳动）时才能够保持和增殖自身，否则就只能为它的所有者作为消费基金而“坐食立尽”。
但是，严复在大多数经济理论问题上，并未接受亚当 斯密的合乎科学的见解，而是接受了庸俗的政治经济学观点。这种论调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同封建主义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一个明显的表现。
延伸阅读
严复与翻译
严复是中国近代翻译史上学贯中西、划时代意义的翻译家，也是中国首创完整翻译标准的先驱者。严复翻译了《天演论》、《原富》、《群学肄言》、《群己权界论》、《社会通》、《穆勒名学》、《名学浅说》、《法意》、《美术通》等西洋学术名著，成为近代中国开启民智的一代宗师。离开北洋水师学堂后，严复先后出任安徽高等学堂监督、复旦公学和北京大学等校校长，以教育救国为任。辛亥革命后，他一度党附袁世凯，卷入洪宪帝制，为世人病。虽然如此，其在翻译学上为一时之先，其风格思想影响了后期一大批著名翻译家。其众多译著更是留给后世的宝贵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