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以治经史文学闻名的洪亮吉，在当时人们对中国的人口问题尚麻木的时代，他却敏锐地洞见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提出的人口论，其经济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
在古代，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以为人多力量大，人口众多是社会生产力发达的标志，但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口逐渐增多，人口增长与有限的土地资源成为一对不可调和矛盾，也成为当时大多数人还没有认识到的一大社会问题。
在清代前期，中国人口的增长速度和绝对量都远远超过了前代。据估计，顺治八年至十八年（1651～1661）人口不过一亿左右，到乾隆五十年至五十六年（1785～1791）却猛增至三亿。同一时期，耕地虽然有所扩大，但远远低于人口的增长，平均每人占有耕地从原来的五亩多，下降为两亩多。洪亮吉针对当时人口增长大大超过耕地和一般生活资料增长的情况指出：户口“则视三十年以前增五倍焉，视六十年以前增十倍焉，视百年、百数十年以前不啻增二十倍焉”（《治平篇》），而田地、房屋“亦不过增一倍而止矣，或增三倍、五倍而止矣。”（《治平篇》）在几十年到一百多年中，人口会增加五倍、十倍、二十倍，田地与房屋仅增加一倍、三倍、五倍，尽管没有什么科学根据，但他的这一看法，除与五年后马尔萨斯的人口按等比数列增加、生活资料按等差数列增加的观点很相类似外，与马尔萨斯把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人口规律看成是超社会、超历史、超地域的自然规律有着根本不同。
洪亮吉认为，人口的增长既然远远超过了田地与房屋的增长，不但使得“田与屋之数常处其不足，而户与口之数常处其有余” （《治平篇》），“为农者十倍于前而田不加增，为商贾者十倍于前而货不加增”（《治平篇》），还产生了“终岁勤动，毕生皇皇而自好者居然有沟壑之忧”和为非作歹之徒，生“攘夺之患”（《生计篇》）的严重情况。这里洪亮吉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固然认识不到造成当时人民贫困和社会动乱不安的根本原因是封建的剥削制度，但他既敏锐地看到了人口增长太快、生活资料增长太慢，会影响封建社会秩序的安定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下降，又看到了土地的大肆兼并，对这一矛盾的加剧。“况有兼并之家，一人据百人之屋，一户占百户之田，何怪乎遭风雨、霜露、冰寒、颠踣而死者之比比乎！”（《治平篇》）延伸阅读
患难知交
洪亮吉与黄仲则是少年时代的同学和知交，俩人都出身贫寒、都曾在科场苦战，也都曾客幕依人。黄仲则虽有“乾嘉诗人第一”之誊，但穷困潦例，怀才不遇，且终身布衣。洪亮吉与这样一个既无地位又无钱财的朋友相交18年始终不。乾隆四十二年，黄仲则客居北京，想把母亲妻儿也接到北京生活，洪亮吉帮他把田及三间屋卖了以后筹足路费，送到北京。三年以后，黄仲则经济窘迫，到了贫病交加的地步，又想让老母妻儿回常州，但是连打发回去的盘缠也没有。洪亮吉当时也是个“十有九人堪白眼”的穷书生，但是竟不顾自己的穷愁潦倒，东奔西波为黄仲则“营家室南归之资”。后来，黄仲则于乾隆四十七年在贫病中容死山西解州。洪亮吉当时已是举人，照世俗眼光看，仕途有望，地位变了，也许势利起来。但是。他却借马疾驰，日走四，赶到解州，为死去的朋友抚七尺之棺，理身后之事，又“炎天走千里，素车白冯送君归”把黄仲则购灵拖运回常州安葬。以后，黄仲则的遗稿整理，老母妻儿的安排、直至黄仲则子女的婚嫁，都由洪亮吉一手承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