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中期以后，苏州、松江等地的纺织业中，出现了许多以生产商品为目的的机户。他们开设机房，雇用机工进行生产，出现了“机房出资，机工出力”的生产方式。这标志着明代已经出现资本主义萌芽。
明代中后期，在手工业各部门普遍发展的条件下，若干手工业部门中出现了建立在雇佣关系基础上的规模化生产的萌芽，这在丝织业、矿冶业、榨油业等部门中最为明显。从地域上看，出现规模化生产萌芽的单位主要分布在江南及东南沿海地区。作为丝织业中心的苏州，有不少以织绸为业的“机户”，古代专门从事手工、丝棉织业的从业户，又称机坊、机家或机房。
自宋以至明清，丝织业发达的江南地区，泛指个体手工业人户和绸缎商人。机户主要是从农村以蚕桑为业和以纺织为业的生产者中分离出来的，城市居民中也曾出现。机户起初可能是由家庭成员构成的家庭作坊，此后又吸收了雇工等非家庭成员，构成非家庭作坊。它们之间的生产能力、经济力量有不小差别，主要从事丝织品的织作。产品大都是商品，有的被官府收购，大部分投到市场上。机户受到封建统治阶级的种种勒索和压迫，因此，生产得不到正常发展。富有的机户拥有大量的资金和几十台织机，开设“机房”，雇佣机工数十人进行生产。机工计时领取工资，维持贫困的生活。这种“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的“机房”，实际上就是手工工场。在手工工场里，机户占有生产资料，剥削机工的剩余劳动，是早期的资本家。机工出卖劳动力，是早期的雇佣工人。它们之间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就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关系。
矿冶业以广东的冶铁业规模较大。“凡一炉场，环而居者三百家。司炉者二百人，掘矿者三百余，汲者、烧炭者二百有余，驮者牛二百头，载者舟五十余艘”。从开矿、烧炭、冶炼到运输，形成了完整的生产线，并且带有综合经营的特点。这些工场中的劳动者与雇主之间不存在依附关系，基本上是“利其雇募”而来的自由劳动者。榨油作坊在中国农村和城镇中早就存在，但一直规模很小，并且大多属于家庭副业。直到明代后期，才出现了一些拥有巨资、雇工很多的大型油坊。
明神宗时，税监孙隆在苏州设置关卡，勒索税银财物，引起机户一致关门歇业，机工失业。1601年，葛贤领导机工包围税署，打死税吏。此后，其他一些城市也爆发了市民反税监的斗争，明政府被迫撤回了全部税监。这种斗争是以手工业工人为主体的城市平民反封建斗争，是中国封建社会晚期，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而出现的阶级斗争新特点。
到了清朝乾隆、嘉庆时期，资本主义萌芽有了新的发展，各机户都有相对固定的机匠，机户与机匠之间的雇佣关系进一步加强，并从丝织业发展到棉纺织加工、印刷等行业，从苏州城扩大到苏州的市镇和其他地区。一些大商人开设的“帐房”，则比机户规模更大，控制力更强，他们拥有大量的资本、原料和织机，将原料、工具分给小机户进行生产，小机户织成绸缎，再送归帐房批售，并从帐房领取工资。在这里，帐房已成为切断了生产者和市场的联系，控制原材料和市场，控制生产的大包买商。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在当时仍然在全国占主导地位，早期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还处于萌芽状态，发展比较缓慢。
延伸阅读
苏州——资本主义萌芽的摇篮
明代苏州工商业的发展，继续走在全国前列。作为江南丝织业的中心，苏州丝织技术水平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出现了由人工操作的脚踏南北两式车，以及能织出复杂纹饰和图案的提花机，仅织机就有、绢、纱、罗、稠、布6种之多，所产丝织品，“巧变百出，花色日新”，仅罗就有花罗、素罗、河西罗、秋罗等。据载，苏州城“东北半城，万户机声”，“日出万绸，衣被天下”。明代初年起，政府还在苏州设立了官营织造局。棉纺织加工业也是苏州的特色行业。明代，苏州所属的常熟、太仓等地是著名的植棉区，居民大多以纺纱织布为业。刺绣、雕刻等各类工艺美术品和棉纺织、造船、造纸、酿酒等手工业，行业之多、技艺之精，声誉之隆，皆名列全国前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