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和名家一起回眸大明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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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章 坎坷帝王路(2)

在宪宗在世时,官至太常寺寺丞的李孜省,贪赃枉法,不可一世。孝宗即位后第六天就将其谪戍边卫,不久又下令把他逮捕入狱,最后李孜省死于狱中。太监梁芳,是当时宪宗的朝内侍,很得万贵妃的欢心,遂“擅宠于内”,许多奸佞之徒纷纷攀附他而得以重用,其中有李孜省、妖僧继晓等。就在逐斥李孜省的当天,梁芳也被充南京净军,不久就被收监审查了。大学士万安自成化五年入内阁参赞机务,是个昏庸无能之人,却极爱搜索“房中术”,献给宪宗,以获其宠。

孝宗为太子时,对其丑行就有所闻,即位后,一日在宫中无意发现一箧奏疏,内容讲述“房中术”并且全部署名为“臣安进”。孝宗颇为恼怒,立即命太监怀恩拿着这些奏疏去内阁找到万安,指责他说:“大臣所应当做的事,就是这些吗?”万安当即羞愧难当,心惊胆战,孝宗命其立即致仕。

明宪宗比较信服于僧道,曾在成化年间三次开度,全国的僧尼道士就有50多万,这早已成为全社会一大痼疾。孝宗在即位后约一个月之中,就罢遣禅师、真人253人,佛子、法王、国师、喇嘛789人,不准他们居于寺院,全都发还本土,限在一月内全部赶出京城。同时他还命令拆毁一切私建、新建寺院。妖僧继晓,宪宗时曾被封为通元翊教广善国师,他引诱宪宗每日做佛事,在京城西市建大永昌寺,耗帑数十万,至使数百户人家流离失所。因作恶多端,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继晓被削职为民。孝宗登基两个月后,又将他逮捕弃市,这对奸臣与邪术是个大大的打击。

此外,明孝宗裁汰掉了一批冗余闲散的官员,仅传奉官就被罢免两千多人,并对触犯刑律的官员一一论处。同时,孝宗还重点整顿中下级官吏,采用革职、降职、降级、调转以及致仕等法,精简了大量行政官员,这一系列举措大大提高了办事效率。

重用贤人

在去邪妄、斥奸佞、革弊政的同时,孝宗还任用贤能之士,“让有贤能的人做臣辅,召为人正直、敢说的臣民,找对事、对人公正之人,杜绝奸臣”。在弘治统治时期,孝宗选拔了许多贤明之士入朝为官,参与国家的管理。“冰鉴则有王恕、彭韶;练达则有马文升、刘大夏;老成则有刘健、谢迁;文章则有王鏊、丘溶;刑宪则有闵珪、戴珊”。许多有才能的人云集在弘治年间,使得明朝在这一时期呈现出一派兴旺景象。

王恕,陕西三原人,为人正直敢言。当时有歌谣称赞他:“两京十二部,独有一王恕。”在宪宗时,王恕不仅没有实现自己的报国之志,而且志向不能如愿以偿,还被宪宗一怒之下赶回家中。孝宗继位后,立即将他召为吏部尚书,不久又加封为太子太保,一直到弘治六年(1493年)五月,始终任吏部尚书。王恕办事认真,从不舞弊,经他引荐的人才有彭韶、耿裕、何乔、周经、张悦、李敏、刘大夏、倪岳、章懋、戴珊等,皆为一代名臣。

马文升,湖广均州人,才智超群,且应变能力强。成化二十二年,由于受小人迫害,被调到南京。孝宗即位后,任命马文升为左都御史,不久,又命提督十二团营。弘治二年(1489年),再擢兵部尚书。此时因兵政久弛,西北等地暗暗图谋边塞,马文升严核诸将校,黜贪懦者30余人。奸人对他恨至极点,图谋于某天夜间将其害死。孝宗获悉,立即命锦衣卫去缉捕那些奸人,并派12个骑士对马文升加以保护。弘治十四年,马文升改任吏部尚书。在他为兵部尚书13年中,始终尽职于自己的事务,于屯田、马政、边备、守御诸多方面,为朝廷作出了许多建树。

刘大夏,湖广华容人,弘治二年(1489年)迁广东右布政使,由于吏部尚书王恕推荐,在弘治六年(1493年)擢右副都御史,治张秋河。对于民间的情况,他如实报告孝宗,使孝宗能真正体察民情。刘大夏于弘治十五年升任兵部尚书。

徐溥,江苏宜兴人,是景泰年间的老臣子。弘治初年,擢为文渊阁大学士,参赞机务,进礼部尚书。弘治五年(1492年),代刘吉为首辅,与刘健、李东阳、谢迁等同心辅政,匡正缺失。在徐溥任职的20多年中,政绩突出,并且为人老实、宽厚,深得孝宗的赏识。

刘健,河南洛阳人,成化时任少詹事,充东宫讲官,孝宗对其非常信任。

孝宗即位后,刘健进礼部右侍郎兼翰林学士,入内阁参机务,弘治十一年(1498年)为首辅。

谢迁,浙江余姚人,孝宗为太子时已充讲官,弘治年间,“与日讲,务积诚开帝意”。在厘革弊政上作出了一番成就。

李东阳,湖南茶陵人,弘治八年,与谢迁同日被录用,入内阁参赞机务。谢迁、刘健、李东阳三人对朝廷一片忠心,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他们的意见,孝宗多能采纳,并对他们非常尊敬,对刘健更是“呼为先生而不名”。时人评论他们三人为:“李公谋,刘公断,谢公尤侃侃。”

孝宗不仅重用贤臣,而且还提倡言论自由。孝宗一继位,立即就形成朝臣踊跃上书之局面,甚至太学生也可以提意见。孝宗登基不久,想在万岁山建棕棚,用以登高远眺。太学生虎臣获知后,上疏切谏,力陈不当。祭酒费阎担心自己受到牵连,便将虎臣绑在一棵树下。不久,虎臣便被传令到皇宫的左顺门听旨:

棕棚已毁。从此,虎臣也因此事在京城之中出了名。不久,孝宗又授他七品官,为云南知县。弘治十八年(1505年)二月,孝宗去世三个月前,还念念不忘告谕朝臣:“朕喜欢新的政事,喜欢听有建设性的意见。”弘治十八年(1505年)三月,户部主事李梦阳上疏揭发寿宁侯张鹤龄“将无赖招来,都是些贼民”。张皇后因其兄被纠劾,便与其母金夫人一同要求孝宗重处李梦阳。孝宗在逼不得已的情况下,将李梦阳关入大狱。但金夫人仍不满足,在孝宗面前哭哭啼啼,孝宗大怒,在法司送交的狱词上批道:“梦阳官复原职,多给三个月的俸禄。”几天后,孝宗夜游南宫,张鹤龄在旁侍酒,张皇后与金夫人也陪伴于侧。酒过三巡,皇后与金夫人离去更衣,孝宗单独召见张鹤龄,痛斥了他一番,最后以张鹤龄免冠叩头谢罪了事。李梦阳复职后,一天在路上遇见仇人张鹤龄,愤怒之下将他的二颗牙齿打掉了。张鹤龄又告到孝宗处,孝宗对此事不闻不问,也并不追究。明孝宗如此袒护正直敢言之朝臣,恐怕在整个中国封建王朝史中也不多见。

改良政治

与此同时,孝宗在政治方面也作了相应的改革。首先,重开经筵。经筵设于明初,当时无定制,正统初始为常制,每月的二、十二、二十二日三天,皇帝必亲临文华殿进讲。因宪宗皇帝整日沉溺于后宫之中,一遇春秋,就自动停止,因此经筵制度已形同虚设。孝宗登基不久,就接受朝臣杨守陈的建议,将经筵制度恢复了过来,而且常敦促讲官应直言不讳,不必顾忌。弘治九年(1496年)闰三月,少詹事王华日讲文华殿,他借唐朝李辅国与张后表里用事的故事影射李广取宠的状况,希望孝宗引以为戒。孝宗听后,亦深明其意,不但没有丝毫责怪之意,而且还设宴款待王华。在恢复经筵的同时,他还恢复了在英宗时已被破坏的一日三朝的规矩,以方便了解朝中之事,同时亦可及时地处理政事,可见孝宗对政事极为重视。其次,朝臣们还经常建议孝宗,注意节俭,体察民情,对灾民施予救济。这些都被孝宗一一采纳。弘治元年(1488年)三月,马文升上疏陈时政十五事,其中就有“节费以苏民困”。文中有“陛下量减一分,则民受一分之赐”一类语,孝宗一般都可以接受。弘治十四年(1501年)八月,大学士刘健等因军兴缺饷,上疏指责光禄司岁供增数十倍,“太仓的粮食已不多了,不够战士享用,而内府取入,一动便是四五十万”。同时,刘健还呼吁应当减其供奉到弘治元年的标准,万一有灾情出现,官府应当拿出财物来救济,同时减轻灾区的赋税。

另外,注重修边备,加强防备。自“土木堡之变”后,明代北部边防就废弛了,在成化年间,仍不见有任何改观。弘治朝,由于重用贤能之士,先后用余子俊、刘大夏、马文升为兵部尚书,因而使防务中的一些不利因素得以根除。余子俊于成化中期曾在延绥地区修筑边墙,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他总督大同、宣府军务,并在这两镇推行了廷绥边墙法。弘治初年,他为兵部尚书,针对北部边防曾系统地规划出一套总体防御计划。他认为,随着蒙古三大部之间力量的消长,防御重点应放在宣府、大同,并提出对边镇守将须实行每岁考核制度,建议建立以大同为中路,天城、阳和为东路,洪州城、宣府、大同左右卫、威远、平虏、井砰堡、朔州卫为西路的三路防御体系。孝宗认为计划不错,应立即执行。

余子俊病逝于弘治二年(1489年)二月,马文升继任兵部尚书,一直到弘治十四年(1501年)十月,余子俊防守的策略被继续实施。马文升调任吏部尚书后,刘大夏继任,继续维护边备以守为主的方针。孝宗曾认为应效法明成祖以进攻取代防御,事实上,就当时实力而言已不可能。想维护北部边防的安宁,刘大夏认为就应当采取防御为主的方针。

罢黜刘吉

弘治四年(1491年),明孝宗讽令刘吉致仕。

在明朝历史上,明孝宗是一个善于纳谏的好皇帝,但有时他也会被那些善于曲意奉承、欺上瞒下的奸佞之臣迷惑。如对内阁大学士刘吉,尽管科道官们一再上疏进行弹劾,孝宗皇帝却被他伪装起来的面孔所蒙骗,迟迟不肯将他罢除,究其因就是一时没看清他的真面孔。

明孝宗即位时,阁臣共有三人,那便是首辅万安、次辅刘吉,以及入阁不久的尹直。尹直是万安的朋友,一向和万安相互勾结、营私舞弊。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十月,万安被罢黜后,他因受牵连在十一月被解除职务。由于万安和尹直被罢官,魏璋立即把这事报告了刘吉,并上奏给孝宗皇帝,弹劾汤鼐和刘概二人,将他们说成是妖言惑众,诽谤朝廷之人,不久刘吉也来到明孝宗面前进谗言陷害汤鼐。听了魏璋和刘吉二人的汇报,孝宗皇帝一怒之下,下令将刘概、汤鼐二人逮捕入狱,随后又把庶吉士邹智投入狱中,用以酷刑,严加拷问。

汤鼐一案虽然瞒过了明孝宗,但大臣中的有识之士却看得一清二楚,明白刘吉这是为了报复言官而策划的。大理寺评事夏鍭上疏孝宗皇帝说:“庶吉士邹智、主事李文祥、御史汤鼐等人都是被诬陷的,是内阁大学士刘吉利用陛下对他的信任、重用,胆大妄为一手策划的冤狱。刘吉的罪过,陛下难道不知道吗?实际上比万安、尹直的罪,小不了多少。”可是这篇奏章却被孝宗皇帝留中了。夏鍭见好久没有回音,于是称病辞官回家。

刘吉早就觉察到了在同科道官的斗争中,自己的首辅地位不太稳固。为了使自己稳坐首辅宝座,他将策略调整了一番,一方面开始拉拢人心,如允许科道官员越级升迁,他还向宪宗提出了建议,对一些弹劾他的言官表面上予以谅解。另一方面对曾经与他作对的官员,继续予以打击。弘治元年(1488年)四月,右庶子张升上疏孝宗皇帝说:“当初,纷纷递交奏章的科道群臣,弹劾刘吉、万安、尹直,在这三人中,只有刘吉得以留任,万安与尹直先后被罢了官,所以他提出科道官员可以越级升迁的建议。就从刘吉提出此议之后,科道便再无人弹劾刘吉了,而且,这些大臣,不懂是非,全都附和他。唐朝李林甫口蜜腹剑,南宋贾似道擅自钳制言论,刘吉的为人,便是将李、贾二人的品德集于一身。请陛下上应天意,尽快将刘吉罢除,以消灾难。”同时,他还历数了刘吉盛纳姬妾、收受贿赂、纵子作恶、恣意淫乐、攀附万喜、夺情起官等十大罪状。对此,刘吉怀恨于心,再次授意魏璋弹劾张升,张升便被贬为南京工部员外郎。孝宗皇帝又一次被刘吉欺骗。

刘吉想尽办法讨孝宗皇帝的欢心,只是为了稳坐首辅的宝座。当时新入阁的徐溥、刘健都非常能干,常常提出一些利国利民的建议,针对此,为获取明孝宗的好感,身为首辅的刘吉开始效仿他们,竟找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上奏。弘治二年(1489年)二月,明孝宗因为天气久旱,想让阁臣布置,由儒臣们撰文祈雨。

刘吉得到消息后便大做文章,上疏辩论道:“最近有奸臣沿用李孜省、邓常恩的道术,月华宫刚刚完事,要天下雨,不需要祈求,愿改用别的方式,否则万一招来横祸,实在不好。”明孝宗见他说得不无道理,所以就打消了命儒臣撰文祈雨的念头。从此以后,刘吉便常常将“小心翼翼”之类的话,挂在嘴边。不仅如此,刘吉还经常在别人的奏章上署上自己的名字,蒙蔽明孝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