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对官员“作秀”的质疑和批评日渐增多。比如，市长不坐专车乘公交，会被说成“作秀”；领导到灾区视察灾情，会被说成“作秀”；逢年过节，官员去慰问困难群众，会被说成“作秀”；讲话时引两句诗文，也会被说成“作秀”。总之，但凡官员做了什么非常态的表情和动作，都可能被舆论贴上“作秀”的标签。“作秀”一词已成为“作假”、“忽悠”的同义词，却很少有人对官员“作秀”现象做理性的思考。
其实，从字面上看，“作秀”一词本是中性词，没有褒贬之意。但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对“作秀”越来越敏感和反感，“作秀”一词，已经变成了贬义。尤其是在当今的娱乐明星和官员干部身上，只要安上了“作秀”二字，就会被人们嗤之以鼻。有人说，“作秀”甚于“作恶”。诚然，在某种角度上来说“作秀”与“作恶”好比“伪君子”与“真小人”。也许“伪君子”令人发指，“真小人”不失可爱。但实际上，“伪君子”“作秀”还保持着对“真善美”的最后一丝敬畏，而“真小人”“作恶”则撕下了最后一块“遮羞布”。究竟应当如何看待官员的“作秀”行为？领导真的一定不能作秀吗？
古往今来，“作秀”现象太司空见惯了。先不说当官的作秀，就普通人来说，都有“作秀”的成分。以现代社会为例，商品需要包装，这是众所周知的。在人际交往和社会生活中，“作秀”现象也普遍存在。
比如，人们的外表有“作秀”。比如上班族去上班时，都收拾得整齐利落、衣冠楚楚，比在家时不修边幅的形象好多了；歌星、影星出现在公共场合，都星光灿烂，夺目照人，与他们的本来面目、日常生活中的形象相去甚远；当代女性在美容、化妆上所花费的时间、金钱和精力十分可观，这还不就是一个令人赏心悦目的“作秀”！
再如，日常交往的语言中常常都含有“作秀”。人们之间大部分的日常寒暄，当面话语，都专捡他人喜欢听、爱听的话来说，都着意给别人戴高帽、夸奖人，这基本上都属于恭维语言，并不一定就是真实想法。外交辞令就更是如此了。
还如，历史著作等文化作品，“作秀”现象也很普遍。这些作品对社会运行的真实法则多有掩盖，对统治阶级或当事人多有美化。比如所谓正史，大部分都是官方所属的御用写作班子和御用文人所撰，当然不会说官方的“坏话”；再比如回忆录之类的作品，很少有作者会公开展示自己人性恶的那一面的。
还有，许多成功者往往都具有将崇高理想与痞子精神相结合的特点。成功人士，比如企业家演讲，常常听得人们热血沸腾，演讲者大多讲的是崇高理想、社会责任、敬业奉献、与人为善等。但是商场如战场，在商战中，如何施诡计，挤垮对手；如何偷税漏税、损公肥私；如何掺假使假、短斤缺两等，诸如此类的痞子精神的那一面、人性恶的那一面、不那么光明正大的那一面都没有讲。这种演讲中就存在明显的“作秀”现象。
对以上这些“作秀”，人们往往认为很正常，而对官员们的作秀，则往往诟病颇多。主要原因并不是作秀本身，而是作秀的水平太差、太低级、太小儿科，让人切实地感到做作、虚假，进而反感、讨厌。
《杂文选刊》上有这样一篇文章，它的题目叫做“作秀干部十态”。文章中说，干部作秀有十大手法：一者在自己的办公桌上放一本最新的理论书籍，用红黑两种墨水的笔在字下胡乱画些道道。二者，选一个重要节日，找一户贫困人家，掏出200元钱慰问，并邀请尽量多的记者同行。三者，在某个工作比较忙的阶段，服用一次适量的巴豆（有毒性的中药），趁办公室有人时倒下，在被人送往医院的途中，嘴里要不断地说着：“工作要紧，我没事的”。四者，故意几天几夜不回家，然后让老婆在上班高峰期跑到单位来大喊大叫：“你只要大家，不要小家了吗？”五者，献一次血，但一定要让秘书带照相机去，并将照片放大若干张备用。六者，对着卡拉OK带千万遍地唱，学会一首主流歌曲。在群众活动时上台唱，唱之前一定要说自己从来不唱歌，但今天与大伙儿在一起特别高兴，就随便哼两句吧。七者，熟记几位经济大师和政治人物的名字，并能背诵他们的一两句话。八者，让秘书以自己的名义资助一位贫困学生，此事在提干或测评等敏感时期让秘书巧妙地透露给媒体。九者，找几个搞房地产的朋友，在某天开会的时候来请自己吃饭，然后当众把他们臭骂一顿并赶走他们。十者，让商界的某个心腹，在某次会议上提出为你买辆奔驰车或加你两倍年薪，你婉言谢绝。以上虽有调侃的味道，但在实际中并非少见。
平心而论，“作秀”是当代政治生活的常态，或者干脆说，是政治家一项无法推卸的义务、责任。即便古代，聪明的政治家也擅长“作秀”，如恺撒与士卒同甘苦，唐太宗吞食蝗虫，曹操割须弃袍，例子太多太多了，这些无不是“作秀”。但这种“作秀”，却可以激发士气，聚拢人心，是有效、正常的政治手段。在当代社会，会“作秀”原本就是政治家的基本功，不会“作秀”就无法吸引选民支持和公众关注，也无法更快捷、更直观地推广自己的政治理念。而在我们现实中，有些官员由于缺乏这种“作秀”的基本功，往往有心“作秀”，却弄得一团糟，要么“布景”、“道具”穿帮，要么“群众演员”演技拙劣、弄巧成拙。
前段时间，有位省级领导为了体察民情，骑着一辆女式单车游走在街道上，身旁陪着几位同样笑容可掬的人士，街道的宽阔与行道树的茂盛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很不幸，后面跟着的警车暴露了真相，说明刊登此新闻的媒体在照片的修版上不够仔细。他们不够仔细也就罢了，网民倒是观察入微的：省级领导以及陪同人士是在车行道上骑自行车。在摄影当中这叫做“摆拍”，哪里还有一点真实感。
最经常见到、充斥媒体的一些官员秀，更是让人感到不舒服。一些官员到基层慰问时，去就去吧，可为什么总是带着一群报社、电视台的记者，前呼后拥地又是拍照，又是摄像。第二天在地方报纸、地方电视台的头条上，官员个人形象放到突出的位置上“狂轰滥炸”。如此种种，不让老百姓说作秀也难！
还有的领导者们，更拿手的是“政绩秀”。比如，为了给自己装门面、树功绩，把所谓的“农业示范园”、“农民别墅群”、“现代养牛场”等集中“秀”到公路边，好让参观者和上级领导“一目了然”；有的地方领导不顾经济承受能力，举债集资，甚至挪用救灾款，竞相建设“大广场”、“大马路”、“大高楼”等“标志工程秀”，严重脱离发展实际；有的干部平时不下基层、不搞调研，偶尔下去一次是小车一大溜，蜻蜓点水走一圈，“秀”得轰轰烈烈……还有随意编造的“数字秀”，不切实际的“口号秀”，夸夸其谈的“报告秀”，虚假夸大的“政绩秀”，等等，可谓花样百出，“秀”功十足。
一般来说，很多国家官员作秀是作给老百姓看的，而我们这里的官员作秀则是作给上司看的。因为作秀而拥有社会知名度之后，在官场上算是一种政治资本，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清望”。很多作秀有成的官员在积聚了足够的社会知名度之后，就在官阶提升选拔系统当中拥有了一定的资本，可以作为再次前进的阶梯。也不能说这种作秀不是给老百姓看的，但让老百姓看并非是目的，根本目的是以此作为晋升之阶。所以，作秀作到了骑车在汽车道上晃悠也就不奇怪了。也正是因为这种向上作秀的思维底色，使得我们的官员一旦作秀就会破绽百出。所谓的开明与个性，在这里完全穿帮。
对上负责的体制是我国政治秀多发的根源。在这种体制下，处于各个层级上的干部都主要甚至完全只需对上负责，而无须对下负责，特别是无须对群众负责。就每个领导者来说，其一言一行，只要让领导满意就可以了。都如此，也就形成一个高度同质化的干部体系。在这种高度同质化的干部体系中，一个领导者有作秀的需要，常常也是其他领导者所需要的，在作秀制约上就很容易形成一种集体失语的局面。不但如此，一些不良的政治秀还迅速形成声势，被常态化了。在这种体制下，一些很容易被识破、本不应该有市场的政治秀却有了广泛的市场。一些普遍存在的、甚为荒谬的、严重弄虚作假的政治秀，就像皇帝的新衣一样，不是大家不知道，心里不清楚，而是彼此心照不宣、不愿意捅破这层窗户纸罢了。如果不是这种权力过分集中的根本体制，如果干部不仅要对上负责，还要对下负责，特别是要对群众负责，如果群众能够有力地监督政府和官员，就不会形成政治秀愈演愈烈、积重难返的局面。例如，某些地方领导，只有在逢年过节时才集中出现的访贫问苦型假亲民秀，场面蔚为壮观，主要领导身旁前呼后拥，另有各路记者全程跟踪报道等。而一旦过了作秀时节，群众的疾苦通常就无人问津了，有疾苦、有冤屈的群众想找领导，不但“踏破铁鞋无觅处”，更有甚者还会被公权力部门管制起来。这种强烈的反差更凸显了这类政治秀的虚假和可憎。然而，这种政治秀非但没有受到什么批评、有所收敛，反而愈演愈烈。
其实，作秀现象在国外也是司空见惯。在当代社会，会“作秀”原本就是政治家的基本功，从竞选拉票到电视演讲再到被轰下台，期间，官员除了做事，就是作秀，比如说总统没事上街买个菜什么的，又或者带一堆保镖去快餐店啃顿汉堡，又或者老婆孩子齐上阵，又或者是看到别的小孩未经许可强抱一下。但在他们国家，公众往往都能接受。这一方面源于他们的表演演技相对高一些，另一方面也与公众的宽容度有关。因为大家都知道，政治秀是政治家所需要的，只要政治家能为大家办事，能得到大家的拥戴，那这些作秀只是一种铺垫和陪衬而已，无关大局。所以，同样的行为在西方国家往往能得到公众的认同，而在我们国家，公众则往往反感。因为我国一些领导者的作秀太多的目的不纯，动机不纯，谋私的成分太多。所以说，“作秀”不是不行，而且不作秀的官员也未必就做得更好，只是我们的官员要明白，“作秀”也是一门功夫。既然是秀，就得秀出水平，秀得有技巧，而不能胡秀乱秀，至少，不能让人家一眼就看出是刻意为之，痕迹十足，让人有被欺骗的感觉，拙劣得令人心中憋气。
还有，作秀并非完全没有正面意义，官员“作秀”有其客观必要性。作为领导，不可能做每件事情都要出自本性，真情流露，那是无法做到的，但职责所在，有一些角色又必须去演，有一些事情必须去做，况且，“秀”本身也是展示自身作风形象的手段，是介绍决策、亮明态度、表达情感的方式，并无褒贬之分。纵观历史，不乏魏征、包拯、寇准以及海瑞等“作秀”做得好名垂青史的官，他们不仅以身作则，公道正派，造福了国家社稷和一方百姓，成为后人为官学习的榜样。放眼国内外，各级政府首长、政客、民意代表、政党领袖等都热衷于“作秀”，这不仅是一种政治公关，更是向外界社会大众展示施政理念的绝佳方式。另外，作秀对于了解民情，赢得民心，都或多或少起到一些积极的作用，客观上对官员自己也造成一种压力。
事实上，官员“作秀”是一种社会现象。官员要面对群众，要和群众打交道，形象展示就不可避免，“秀”在某种程度上应成为官员的必修课。“秀”是介绍决策、亮明态度、表达情感的方式，“秀”得好，有利于改善和促进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消除隔阂。只是，这“秀”不能离开一个前提，要在自己的分内真心服务，用心履职。“秀”从更深一层说应该是服务的方式更加合理巧妙，以人为本，更让群众满意。
从道德上看，所有官员都应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了解民众的愿望和追求，“作秀”自然就是“到群众中去”的一个途径。“秀”体现了对民众的尊重，体现了对民众评价的敬畏。女为悦己者容，官为赋权者秀。官员的权力来源于民众赋予，通过作秀向民众讨好和献媚，寄望作秀赢得民众的好感，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向民众示好”。很难想象，一个不把民众放在眼里、不在乎民意、视公民为贱民的官员，会俯下身去作秀示好。热爱作秀的官员，大都是在乎百姓、把民意当回事的好官。
正是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官场不是作秀泛滥，恰恰相反，而是缺少真正的作秀。常有人云，如果我们的体制也像淘宝那样，消费者可以随时用钱表达态度，那么官员会整天作秀、整天跟在民众的屁股后面叫“亲，求给个好评吧”。我们的官场也有作秀，但很多秀并不是向下作给民众看，而是作给上级看的。“北大、人大不如官大，好评、差评不如上评”。每一个作秀的媚眼，每一个献媚的秋波，明晃晃地抛向主席台，民众感受到的只是白眼。
如果我们承认官场就是政治舞台，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作秀是官员的一种本分。官员作秀不是什么中国特色，而是官员们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作秀的最大特点就是一切作秀活动都必须在公共场合内完成，否则就不能称其为秀，背地里完成的勾当，好听点叫做“潜规则”，不太好听的叫“作鬼”。秀只是表面功夫，花时间作秀总比花时间作鬼要好，但是，目前的官场秀离真正的有作为，还有不小的距离。
作秀不是公开的表演，政府官员也不是舞台上的演员，自己的公务身份和肩负的使命不能抛之脑后，而一味地献媚于社会公众，“秀外慧中”才是树立官员良好形象的应有境界。只有做好内在的基本功，用实在的政绩之“慧”去“秀”，才能“秀”得正当，“秀”得服众。我们坚决反对那些“为作秀而作秀”、错把作秀当政绩的官员，但是鼓励那些想通过“作秀”来实现一定目标的官员多“作秀”，并且要善于“作秀”。不过要知道，“作秀”只是表面功夫，离真正的大有作为，还有十万八千里。
官员是权力的掌控者，其言行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政府的态度和立场，因此，官员的言、行、举都会对具体的事、人产生决定性影响。因此，官员要“秀”，就要“秀”出公正、睿智、公平的一面，用“秀”带动社会良性发展，做社会公平的“带头人”；“秀”就要秀出廉洁、忠诚的品性。对于官员来说，“秀”本就是一种职责，不必对“作秀”抱有抵触心理，也不用害怕对“作秀”的质疑和讽刺，而是应该努力秀出真心、秀出精彩、秀出一波又一波正能量，秀出公仆的职业道德，秀出政府的良好形象、秀出政府的公信力。“秀”的最高境界是表里如一，心口相应，如果所有的官员都以此作为“作秀”的标准，把民意作为“秀”的标尺，那么官员“作秀”，将是人民群众对官员满意度的一种打分标尺。
鲁迅先生讲过“面具戴太久，就会长到脸上，再想揭下来，除非伤筋动骨扒皮”。即使是真正的“作秀者”，若能够“长此以往”，也会“秀将不秀”。若“作秀”者真正能“将‘作秀’进行到底”，让“作秀”变成“作风”，岂不更好？面临“作秀”，我们不妨多一分理性，多一分宽容，多一分监督，少一点质疑，少一点讥讽，少一点谩骂。给“作秀”者更多的时间，让他们在领导的舞台“将‘作秀’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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