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戴笠大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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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9章 锄奸惩反,用尽一切狂招(5)

忽然,王文想起来自己还带着两千块钱,心里有点不放心,他叫住刘兆南:“刘管事,我有点钱,先存在你柜上。”

刘兆南满脸堆笑:“没问题。”

这一天,一直是阴沉沉的,到了傍晚,竟飘飘悠悠地下起雪来。

王文已经在屋子里窝了一天了,他觉得很是憋气,可是又没心情到外面去走走。

夜渐渐地深了,王文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外面一直有人进进出出,他心下起疑,决意出去看看。

西厢房里,灯光摇曳,人影幢幢,里面传出搓麻将的声音。隐隐然还有刘兆南的声音。

王文放了心:原来是在赌钱。

这一夜,王文一直睡不实在,说不清为什么,他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与王文分手之后,先鸿霞就急忙赶回石公馆与史大川商议具体事宜。

先鸿霞说:“大川,咱们就用毒攻,不会太费事的。”

史大川仍有几分紧张:“鸿霞,刚才我看见老褚买菜回来,你快去将药给他。”。

先鸿霞笑了一笑,转身到厨房那边去了。

一见先鸿霞,老褚一张老脸就笑开了花。这可是他的财神爷呀。石友三这么抠门,他老褚干了这么多年也没捞到什么好处。他早就不想干了。老天有眼,让他赶上这么个好机会。至于石友三是死是活,他才管不着呢。只要他这么一做手脚,石友三就会一命呜呼,他就拿着钱,回老家开个饭馆,过一过当老板的瘾。

先鸿霞拿出贴身藏着的药瓶,交给了老褚。

老褚伸手接过来,撩起围裙,藏在了口袋里。他神情紧张,下意识地朝四周看了看。一看没人,老褚放了心,开口说道:“先副官,您放心。只要他点出菜来,我就给他下上药。要是今天顺手,我今天就干。”

先鸿霞拍了拍老褚的肩膀:“老褚,看不出你这么有种,你放心,事成之后,亏待不了你。”

老褚的眼睛笑成了一条缝。

从厨房里出来,先鸿霞来到了侍从室。几个副官都在,他不便与史大川说话。

史大川询问地望着先鸿霞。先鸿霞微微一点头,意思是事情已经办妥了。二人交换了一个眼神,彼此会心。

日本租界内的秋刚街上东头,有一片深宅大院,其中一所房屋高大,院子宽大,大门外的街上冷冷清清,不见行人,临街是高墙。黑漆大门紧闭着,但宅子里人声喧杂,十分热闹,灯光从门缝射到街上,留下一道白线。

这就是石友三的住宅。

此时正是吃晚饭的时候,石友三坐在饭厅里的藤椅上,头向后仰靠在椅背上,让三姨太给他捶肩膀。三姨太的胖胖的小手敲在身上,特别舒服,石友三眯上眼:他妈的,人活着就是好!

他不喜欢读什么诗词,酸溜溜的,让人腻味。但他记住了李白的诗句:“人生得意须尽欢”,老李说的就是好!什么忠孝节义?全是狗屁!人活着就是为了尽欢,而要尽欢又必须有钱有势,而要有权,在这个时代只能靠拳头,谁拳头硬谁就是大哥。他一当上兵就明白了这个“人生真理”。而他当时孑然一身,一无所有,那怎么办?找靠山。

现在想来,他当时为了讨好冯玉祥而费的心力真是没有白费。冯玉祥赏识他,最后提拔他为第六师师长,这是他人生的一大转折。正是由于自己握有兵权,1926年国民军在南口战败时,阎锡山对他率兵投靠太为欢迎。而他不久就认识到阎锡山势力远不及冯玉祥,不是长久的靠山,于是几个月后他又带兵回到冯玉祥部。

1928年蒋、桂、冯、阎四系联合进攻孙传芳和张作霖旧部。他带兵冲锋陷阵,打了几次胜仗,蒋介石对他大为赞赏,甚至和他称兄道弟,他觉得很是荣幸。第二年冯玉祥派他进驻襄樊观望蒋桂战争动态时,蒋介石派人联络,他就投靠了蒋介石。蒋介石果然不亏待他,任命他为安徽省主席。

自此他与蒋介石结下了“不解之缘”。蒋介石派他攻打李宗仁、陈济棠,李、陈二人许给他很多好处,于是他扣押了蒋的代表,又猛轰南京。接着又和冯、阎对抗蒋介石。后来阎锡山失利,张学良又入关助蒋,他看清形势,又投靠了蒋介石。1931年他又脱离蒋介石,结果遭到蒋介石和张学良的夹攻,全军覆没。蒋介石以中央的名义通缉他。他只好一个人逃到山东,后又逃到大连、天津。

就在这次逃亡中,他结识了日本人。既然连蒋介石都让日本人三分,那就说明日本人强大,可做靠山,于是他投靠了日本人。日本人答应给他许多好处,他于是在天津组织“便衣队”,与日军配合,制造了几起暴乱,大受日本人赞赏。所以当日本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酝酿建立“新华北政权”时,首先想到了他,把他列入领导层。因为他带过兵,日本人让他负责组建军队。

他也知道和日本人合作不是光荣的事,会有许多人骂他,但他毫不在乎。只要享受到荣华富贵,别的一切都不值得费脑筋,人生百年,白驹过隙,想那么多做什么?得乐且乐。

他更知道蒋介石对他的仇恨、蒋介石的阴毒。如今他有了日本人做靠山,蒋介石不敢明目张胆缉拿他,但决不会放过他。张敬尧到北平不久就被暗杀,这一定是蒋介石的杰作。蒋介石也会对他下此毒手的。

所以他一定要时时小心。他把住宅选在日本租界,靠近日本兵营。住宅内布置了许多警卫,层层设防。大门内侧是警卫室,住着两名便衣警卫,二门里的长方形大院内,东房三间住两名日本宪兵,西房三间住着五名侍从,他住在北面的楼房中。后院有门,也锁死了,是为了安全考虑。

他知道一出日本租界就有危险,所以他不是万不得已,不出日本租界,很少去其他国家的租界,轻易更不去中国政府管辖的地界。

凭他自己的经验体会,不能轻易相信任何人,最亲近的人有时就是最危险的人。所以即使是随身侍从,他也不很放心。五位侍从中,他对贺来之较为信任,贺来之对自己忠心耿耿,所以他让贸来之当侍从的首领,也只有贺来之可以随便进入北楼正厅。

司机、侍从甚至家人,都有可能泄露自己的行踪,从而招来追踪、暗杀,所以他每次出门,预先都不说到什么地方去,等车子开动了,才指点往东往西,连司机都不知要去哪里。

每一个人都可能背叛自己,为了各种各样的原因,每一个人都是潜在的敌人,甚至连……

刚想到这儿,三姨太的肥软的小手摸了摸他的脸,又扭住了他的鼻子。他睁开眼,看见三姨太白嫩的脸蛋正俯在自己头上,那双媚眼似笑非笑地望着自己。

“老爷,又发什么呆啊?吃饭了。”三姨太娇声说。

他捏了一下三姨太的粉腮,坐了起来。菜已摆好了,只有自己最爱吃的那道菜还没端上来。他刚要问,厨子老褚刚好端着一个大托盘进来。

他看了老褚一眼,老褚的脸色有点异样,两只眼望着他,又不停地往两边瞟。两只手微微发抖。他觉得有点奇怪,刚要喝问,只听咣当一声响,托盘重重地落在桌上,汤汁溅了出来。他不由疑心大起,看了看菜,又看了看老褚,大喝一声:“老褚!”

老褚吓得倒退两步,跌倒在地,浑身哆嗦。

他意识到菜里一定有毒,于是站起来,舀了一勺,走到老褚跟前,命令:“吃下去!”

老褚吓得直往后挪:“老爷,我以后再也不敢了!这毒是……”

他大喝一声:“贺来之,人都在吗?”

贺来之在侍卫室里答应一声,很快五个侍从到了饭厅。

他指着老褚:“他妈的,这个王八羔子竟敢在菜里下毒害我,说,到底是谁指使的?”

贺来之狠狠地踢了老褚一脚,又把老褚拎了起来。老褚哆嗦着,头低着不说话。贺来之接过勺子,就要灌老褚,老褚吓得脸色发白:“我说,我说,是……是……”说着两眼瞟了瞟身后的侍从。

他不由疑心大起,刚要转头看那几个侍从,只听“啊”的一声,一人重重摔在地上,他回头看,是先鸿霞,手里还握着手枪。贺来之一脚踏在了先鸿霞的手腕上。原来贺来之看见先鸿霞掏枪,撇下老褚,抢先一脚,将先鸿霞踢倒。

一切都很明白,但他怎么也不明白先鸿霞为什么要害他。他喝了一声:“把这两个王八羔子送到日本宪兵队,看他们招不招是谁主使!”

贺来之和史大川等人将老褚和先鸿霞捆好,拥出了饭厅。

他越想越后怕,妈的,要不是老子机警……

转过头,看见三姨太早在藤椅上晕了过去。

王文却在三益成焦急地等待着先鸿霞的消息。

好不容易熬到了天明。王文再也躺不下去了,他翻身起床。

眼巴巴地等了一上午,连一个影子都没有。

王文暗道:也许是行动不太方便。

空等了一天,毫无消息,电话也没有一个。

王文已经坐不住了,他预感到一定发生了什么事。先鸿霞是个很守信用的人,他要是不能来,一定会想办法打个电话来的。

次日,也就是王文来天津的第四天。

—睁开眼睛,王文就觉得心情紧张,但是除了干等之外,他连一点办法都没有。

中午已经过了,王文再也等不下去了。他决定到石公馆去走一遭。到了石家门口,只见那扇黑漆大门还是关得紧紧的,悄无声息,并无异样。

五文几乎已经断定:先鸿霞出了事了。

又过了两天,漫长得如同两年的两天。

王文觉得每一秒钟都过得如此艰难。

这一日,王文正在心不在焉地吃早点,刘兆南带着一个人来到他面前。

那人满脸愁苦,一副不知所措的样子。

王文脱口问道:“你可是史老弟?”

史大川开口叫了一声:“王大哥。”接着便失声痛哭:“我是来向你报信的。鸿霞他……他的一腔热血算是白洒了!”

王文呆住了。

在史大川叙述失事的过程中,王文一直是呆若木鸡地听着,一个字都没有说。

好一会儿,他才回过神来:“大川,我马上回北平报告这件事。你先住在我这儿,也别回石友三那儿了。”

史大川点点头,抹了一把眼泪:“我本来就不准备回去了。”

王文又叫来刘兆南:“刘管事,我要回北平办事,今晚不在这儿住了,这位史先生今晚住这儿。”

刘兆南连连点头。

王文又道:“他要是用钱,就在我那两千块钱里支,我回来后结账。”

刘兆南又说:“没问题。”

王文道:“多谢费心。”

王文即刻返回北平,将此事告知陈恭澍、白世雄。陈、白二人的失望之情自是不必细说。

陈恭澍自觉已经心力交瘁,赞了这么大劲儿,又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这已不是他初次品尝失败的滋味,可是他的心中却依然如此苦涩。

失败的打击,使陈恭澍接连几天都是萎靡不振。

八 两面三刀只有死

1942年10月的一天,周佛海派往重庆的军统联络员彭寿,在重庆见到他的上司戴笠,将周佛海的意图向他报告。戴笠兴奋极了,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他马上到蒋介石那里做了汇报,蒋只简单地说了一句:

“就照雨农你的意思办吧。”

蒋介石如此痛快地应允了周佛海的投诚,当然是有自己的目的的。当时,汪伪“七十六号”特务组织破坏了留在上海的所有军统组织,零散的军统人员正待机卷土重来,却又无人能打开局面。同时戴笠也想借太平洋战争的海风,对汪伪政权进行打击,促进汪伪的分崩离析。这时候,汪伪政权核心的周佛海来投靠,正是达到上述目的的最佳办法。

于是,彭寿带上戴老板的亲笔信,以及蒋在信上批的“可”字,同到南京,面交周佛海。戴笠还给了一本重庆的密电码,以便周佛海与重庆进行联系。同时,彭还带来周佛海岳丈的来信,一是告知他夫妻的双方父母已被戴笠接至息烽软禁起来,二是劝他“忠孝不能两全”,要做“忠臣”,云云。

周佛海将电台设在伪财政部上海办事处的秘密联络站,他通过电台开始向重庆源源不断地输送情报。这些重要情报,绝大多数是由周佛海亲自搜集到的。汪精卫大约到死也不知道,周佛海像一枚重庆政府的炸弹,随时可以引爆汪伪政府这条破船。

1943年4月,周佛海以访伪满洲国“特使”的身份到达长春,并向重庆报告了那里的情况。11月,周佛海又跟随汪精卫到日本参加“大东亚六国会议”,之后又将获得的日本国内的经济情况、物资供应以及日本准备对付美军进攻的作战计划等多方面情报,全部报告给重庆。

平日里,周佛海还利用他在伪政府中的地位,保持与南京、上海的日军高级指挥官间的密切交往。他时常宴请这些人,他们常在酒醉饭饱之余,泄露日方的军事行动步骤,这又成了一个重要的消息来源。

周佛海不仅向重庆提供情报,更利用他的权力安插军统特工,保释被捕要员,掩护重庆抗日分子在沦陷区的活动,其中最突出的例子是营救原国民党浙江省主席、上海统一委员会委员长蒋伯诚。

1944年春,蒋被日军捕获。重庆向周佛海下达营救的命令。周佛海决定利用此机会,营救国民党要员,为日后做些打算,因为此时日军的败迹已日益明显。那时,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连连失利,开始走下坡路,周佛海针对日军当时的颓势和幻想及早从中国战场脱身的心理,找到一个与他交情较深的驻沪日军“登部队”的陆军部长川本及他的经济顾问冈田酉次,说蒋伯诚是蒋介石驻沪代表,如果打算实现东京和重庆之间的“全面和平”,蒋伯诚理当释放。日军方面感觉有理,立即释放了蒋伯诚。他们谁都不可能想到,周佛海的屁股早就坐在了重庆的一边。以后,蒋在周佛海的掩护下,一直留在上海。

这当口李士群在汪伪政权中的处境越来越糟,先是与周佛海有了矛盾,而后又得罪了日本人,并且对军统的态度暧昧,都加速了他的死亡的到来。1943年夏天,重庆军统局给周佛海下达了除奸令,要他设法杀掉李士群。

李士群与军统的关系十分复杂,一方面他毫不留情地铲除军统组织和地下人员,把上海的军统系统搅了个地覆天翻,军统小喽罗相继归降,军统要员也多进过“七十六号”的优待室,进进出出的军统人员,大部分为汪伪政权所用,这让戴笠大丢其脸。另一方面,他也不放弃各种机会,取得和军统上层的联系,妄想在重庆方面留条后路。

因此,军统也时常密切关注李士群的变化。比如,1940年春,李士群为和丁默村争夺伪簪政部长一职,闹得不可开交之时,戴笠闻讯,打算争取李士群,以搞垮汪伪政权特工系统。杜月笙经过详细调查,看中了原上海纱布交易所理事长闻兰亭的寄子、律师余祥琴。

那么,这个余律师何以能当此大任,他与李士群是什么关系?

早在三十年代,余祥琴就与李士群有过交往。当时,李士群曾因在刊物上登载涉及日本天皇的文字,日本大使馆向上海租界工部局巡捕房提起公诉,余祥琴义务做李士群的律师,从中帮忙,并出庭辩护,使李士群被宣告无罪。当时,李士群十分感谢,非要付余报酬,余本为爱国青年,为李扣。官司,既展现了才华,也就谢绝了酬劳。这使李士群深为感动,表示以图后报。

1939年4月,李士群走上汉奸卖国的道路,他看到余祥琴在上海当了十年律师,虽并不很有地位,但对于两租界警务当局及社会各阶层都相当熟悉,就登门拜访联络,以图获取情报。李士群拿出往日关系说:

“过去承蒙仗义相助,不忘旧交,所以特来造访。我知道余兄与各方面关系很好,以后请多加照应。”

余祥琴既不图报,当然更不愿受人利用,做出有愧国家的事情,于是草草敷衍,并不热情,过后也没对李回访。后来,孔祥熙在上海的留守人员余新福等两人被汪伪特工总部逮捕,余祥琴受托前去保释。李士群果然卖了交情,将人释放。此事被杜月笙知道了,就把余向戴笠做了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