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戴笠大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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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章 在血雨腥风中张开“暗杀之手”(3)

所以当戴笠派人问他愿不愿意参加“革命军人同志会”时,他感到一阵激动,非常爽快地答应了。

先来试探的是一位神秘的不速之客,自称姓潘,那人毫不客气,走进屋来,坐在藤椅上,叼上一支烟,点着了,喷了一个烟圈,才问道:“你叫陈恭澍?五期步科?”陈恭澍从椅上欠了欠身,答道:“是。”那人从出身一直问到思想教育,又从国家谈到国际形势,陈恭澍坐在那儿茫然地答着、听着。那人临走对他说:“过几天会有人找你谈话的。”

陈恭澍感到莫名其妙,又隐隐约约地感到要发生点什么,觉得他的生活要出现转机。

果然第二天他刚刚起来就有人敲门,开门一看却是同期毕业的同学小易,陈恭澍愣了一下:“你就是潘……说的那人?”小易也不解释,简单地叙了叙别来之情,然后直起腰,显得庄重起来:“不兜圈子了,谈正题吧。我们建立了一个充满新生命的政治组织,这个组织推崇蒋校长为领袖,以军校同学为骨干,力行三民主义,重振革命精神,牺牲个人利益,以钢铁的意志,严明的纪律,在校长的领导下,共同开创新局面……”

陈恭澍只听得心潮激荡,两手不自觉地抓紧了椅背。小易似乎没注意到他的变化,仍很平静地说:“你愿不愿参加?”陈恭澍在激动中似乎没听到问话,小易又问:“你……有什么顾虑吗?”

陈恭澍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连声问:“我可以参加?真的?”

几天后他就成了“革命军人同志会”的一员。此时他才知道是戴笠推荐的。

送走郑介民后,陈、白二人愁眉苦脸,手足无措,沉思不语,还是王天木有经验,想了一会儿,唤来含春,小声说了几句,便带着一个叫“飞龙”的姑娘和陈恭澍、白世雄一起离开了韩家潭,出门后,四人直奔一个小店,边吃点心,王天木边压低声音对陈恭澍他们说:“张敬尧在东交民巷的住处可能有两个,一个是日本使馆,一个是六国饭店。我想现在就去六国饭店,如能开到房间,住进去就可以发现一些情况,但现已12点钟了,单身去开房间,又无行李,会引起怀疑,因此让‘飞龙’一起去,你们等候我的消息。”说完,王天木带着“飞龙”,坐小汽车先走了,陈、白二人回到北长街十八号住处。

王天木和“琶龙”来到六国饭店,以日本大仓株式会社的名义开到了一个二楼朝南的房间。王天木住进饭店,暗杀行动便开始了。

第二天上午,王天木、陈恭澍来到郑介民的住处。王天木告诉郑介民,没有发现任何迹象,认为张敬尧可能在日本使馆内,郑命王继续在六国饭店侦察。根据情报分析,张可能在六国饭店中,郑指示陈恭澍率北平站的人马熟悉东交民巷的地形,特别是交通情况。

陈恭澍和白世雄乘车在东交民巷的儿条马路上兜了几圈,仔细观察地形,熟悉了道路,而且还研究了如发生枪击,被警察追赶的话,怎样安全撤退的预防措施。初步侦察后,回到住处时,发现郑介民正在院内等候他们。见面后,郑急忙向他们传达上海的重要指示,并告诉他们一个重要线索,张敬尧就在六国饭店,指示他们立即转告王天木,要尽力圆满完成任务。目标找到,陈、白兴奋不已。

5月3日下午,陈恭澍、白世雄和王天木按约好的时间在东安市场五芳斋见面,他们边吃边谈。陈发现王说话没有精神,显然,侦察没有进展,便将郑介民告知的情况说了一遍,王天木立刻振奋起来,按郑的意思,他们开始商讨下一步行动计划,他们重新分配了各自的任务:王天木负责进一步侦察张的居住房间;陈恭澍在北长街住处等待消息,备用汽车由专人控制,保证随时行动。

当晚无消息,第二天仍没有发现张敬尧的踪迹。明知张在饭店,目标集中,却找不到他,陈恭澍非常着急。陈又找到王天木商量,王是杀人越货的老手,虽着急,但表面还镇静,他对大家说:“这种事只好心里急,可不能露出来,如果今天仍不能弄出点眉目,我也想冒着打草惊蛇的危险,到柜台上再查问查问。”他说到这,忽然若有所思地说:“昨天上楼的时候,看到一个人的背影,很像张敬尧过去的参谋长赵庭贵,当时本想随后看个究竟,但那人一上三楼转身不见了。”几个人听了之后,一致认为,如这人确实是张的参谋长的话,就可断定张就住在三楼或四楼。得知这一线索,大家义兴奋起来,重新信心十足地投入了侦察。为了不引起外人的怀疑,决定让白世雄协助王天木,扮成王的“随从”,留在六国饭店一起侦察,并随时准备行刺。

5月5日这一天,白世雄按王天木的吩咐,从早到晚观察了一天,竟无一个人像王天木所描绘的张敬尧参谋长的模样。时间过得很快,离期限越来越近了,王天木他们着急起来。

不久,峰回路转,天无绝人之路。

6日中午,王天木刚一开门,遇上一个熟人,此人姓应,是西服店的老板,胳膊下夹着一个布包。王与他早就认识,却没有想到在这里遇到他。

王问道:“你来干什么?”

那人吓了一跳,看看两边无人,便小心翼翼地对王说:“他做了两套西服,叫我今天拿来试样子,这个时候可能起床了吧!”说完,用手在下巴上,一上一下地比划着。

王天木非常敏感,对应掌柜说的“他”,一下子就明白了。他赶快到北长街十八号,将情况向陈恭澍详细说了一遍,之后解释说:“张敬尧下巴有一撮毛,应老板在下巴上比划。指的就是他。”陈恭澍连连点头:“有理,有理,何不找应老板问个明白?”

应老板开的应元泰西服店,在东四牌楼南大街上,这西服店只一间门面,并不引人注目,因这家西服店的裁剪功夫相当地道,生意兴隆,陈等本想以做衣服为借口,与应老板聊聊。没想到应老板看到有熟人来到,以为是要求他做衣服,忙推辞说:

“这两天我有急活,你们几位如果想添农服,恐怕要等些日子,我要先给张督办把这两套赶出来。然后还有其他几个客户的,我看你们现在挑几块料子吧,等我一有空就给你们裁。”

王天木心里一惊,但很快镇定下来,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一边摸摸布料,一边试探性地问:“张督办等着穿吗?”

“是呀!他叫我后天中午一定做好送到,说是也许就在这两天要到天津去。”

王天木与应老板聊了一会儿,他们从应老板的口中,还得到了重要的情报,张督办住在三楼,一连三问,房间号是从231到233,除了张督办本人外,还有他的参谋长及副官等等。

几天费心侦察毫无所获,因巧遇应老板,得来却全不费功夫。张敬尧的住处确定了,下一步就是如何行刺了。王天木、陈恭澍、白世雄急忙去向郑介民汇报。

“很好!很好!”郑介民听完汇报后,连连点头。沉思一会儿,接着分析道:

“按应老板所说,张敬尧开了三个房间,应该是这样的:他自己住一间,参谋长住一间,另一间住的是副官。副官可能就是卫士,但不知有几人。不论张住哪一间,一旦行动,其他两间必然惊动,只靠王天木和白世雄两人是难以对付的。弄不好,不但杀不成张敬尧,安全撤离还成问题。”说完,他停顿了一下,威严的目光从每个人的脸上扫过,严厉地说:

“但是,情况紧急,张敬尧就要离开北平,再不行动,将会前功尽弃。所以,我命令:王天木、白世雄继续留在六国饭店,密切监视张敬尧的行动,准备随时出击,不成功,则成仁,务必在这两天内于掉张敬尧!”

从郑介民的住处出来,三人各有心思。白世雄兴奋异常,跃跃欲试。陈恭澍面有忧色,感到并没有多大的把握。王天木胸有成竹,好像已提到张敬尧的人头似的。

1933年5月6日凌晨,王天木和白世雄来到陈恭澍家,商量行动方案,王提出两套方案,一是应加强力量,他想从天津把他的一位老朋友请来,此人姓侯,人称“侯大胆”,闯荡江湖数年,练就一身好武功,枪法娴熟,如此人肯来,和白世雄一起行动,对方几个人均不是对手。他想派自己的老婆去天津,中午上路,晚饭前可赶到。陈听后,表示同意。陈又说:“行动之前,我可以上三楼敲门找赵参谋长,如果是副官开门,我就说前来拜会参谋长,如赵本人来开门,我们认识,他也弄不清我现在于什么,我就投其所好,专找他爱听的话说;若是张敬尧自己来开门,无论他是否记得我,我仍然说是来看他的参谋长,这样一来,我们的复查工作就完成了。我判断,还不致引起他们的疑心,即使发现怀疑,也不要紧了,我从三楼一下来,世雄和老侯看到我的手势后,立刻冲上二楼就干,任凭他们怎样防备,也措手不及!”

“那么,第二种方案呢?”白世雄觉得这方案可行,但还是想听听第二种。

“第二种方案嘛,利用应老板明天送西服的机会,尾随其后,冲进去将张杀死。”

特务们经过反复讨论,认为第一种方案比较稳妥,于是照计划各就各位,分头准备。

王天木、白世雄回到饭店,发现了郑介民用暗语写的纸条,大意是:明天中午前一定要刺杀张敬尧,因为据可靠消息,张敬尧下午要离开六国饭店。

5月7日凌晨,便上演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张敬尧是人所共知的大汉奸,被打死的地点又在东交民巷,日本兵营的隔壁,所以影响很大。何应钦当日召见白世雄,当面嘉奖,批示曰:“白世雄同学免考保送陆军大学深造。”白感激涕零,决心为党国效劳。后来白世雄在南京洪公祠短训班任队长,自此深受重用。

六国饭店的枪声,震惊了企图利用汉奸发动暴乱的日本军,当时报纸上刊出来的新闻大意是:“巨商常石谷,在东交民巷六国饭店内,遇刺殒命,凶手逃逸无踪。”

报纸之所以不提张敬尧,是因为根本不明了真相,华北最高当局以及北平分会的孙境,无论从任何角度讲,都不能公布这件事,甚至于不承认这件事。尤其是顾虑日方的无理取闹或借故滋事;唆使张敬尧发动暴乱的日军明知张敬尧的死是人暗杀的结果,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这一件大案,不久就沉寂无闻了。

二 谋杀宋庆龄,胎死腹中

宋庆龄被国民党尊为国母,蒋介石很想对她下毒手,但慑于宋庆龄在全国人民中的威望,迟迟不敢轻举妄动,三次计划谋害宋庆龄,都是胎死腹中,宣告流产。

初春的早上,乍暖还寒,阳光妩媚。在这晴朗的晨雾下,笼罩着的却是一片阴森森的恐怖,在宋庆龄宽大而整洁的起居室里,一位保姆递过一封信来。

“早上刚刚收到的,夫人。”

宋庆龄接过信,摸了摸,感觉有些异样,信里像是夹了什么小东西,还挺沉的。

她打开信封,抽出信纸。

“咣”地一声,一件东西掉在了地上,保姆惊慌地叫了起来,宋庆龄捡起一看,是一颗子弹。

恐吓又升级了。这次不仅是一封恐吓信,还有一枚子弹,宋庆龄心里很清楚这封信是谁送的,也明白此信的目的。她凝重的眼神里透出一股摄人心魄的目光,分外地坚定有力。

她转过头来,对保姆说:“不要害怕,蒋介石是不会达到目的的,除非他枪毙我。”

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正是中国革命处于低潮时期,反动统治笼罩着全国。

由于宋庆龄坚定不移的反蒋立场,蒋介石对她早已恨之入骨。但他仍希冀宋庆龄有断“回头”,以便利用她在社会上的声望,达到助他一臂之力的目的。

蒋介石先派宋子文做说客,想说服宋庆龄,后又亲笔给宋庆龄写信说:

“中正等望夫人来沪,如望云霓。”

“所有党务纠纷,必以夫人之来才有解决办法也。”

宋庆龄对此嗤之以鼻。如果我有意于此,几年前就会这么做了,还会等到现在吗?

宋庆龄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蒋介石,无异于给了蒋介石当头一棒。

蒋介石一直对宋庆龄充满了复杂的感情。首先她是孙中山的夫人,而他自己也是因为追随孙中山起家的。其次宋庆龄极力反对他,无论做什么,连他和宋美龄的结合都遭到了她的极力反对。然而,对于蒋介石来说,宋庆龄对他意义重大。

蒋介石始终为各种烦心的事动怒,对宋庆龄也不例外。有时,因为她,他会焦虑不安,双眼深陷,皱纹已经过早地爬上了他的额头,他再也不像年轻那时充满活力了。

他仍抱有一线希望,于是又做了一次努力。他给在莫斯科的宋庆龄连拍了多封电报,威胁利诱,软磨硬打都用上了。

结果是在预料之中,宋庆龄又一次回绝了他。

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说客来过了,又都徒劳而归。

她简朴的生活始终和她那高傲的气节并存。

她甚至为纪念“八一”南昌起义二周年给柏林反帝大同盟拍了电报。宋庆龄所做的这些,弄得蒋介石如芒刺在背,暴跳如雷。恨不得能让宋庆龄一下从自己的眼皮底下消失得无影无踪,巴不得早日拔掉这个让他坐立不安的人物。但是,又一想,宋庆龄是孙中山的夫人,是国母,在海内外有很高的声望,自己轻举妄动,一定会引四面八方的责难。想来想去,无奈之下,只得请国民党的大学者戴季陶当说客,去劝说宋庆龄。

1929年8月10日,戴季陶带着自己的夫人来到了宋庆龄在上海莫利爱路的寓所,一见是戴季陶来了,宋庆龄心里马上一紧:这几天的说客都被我给挡回了,莫不是戴君又是来充做说客?

进门落座后,主客双方寒暄了一番。戴季陶说:“几次想离国远去,打定主意要去欧洲养养身体,都被蒋先生和其他许多朋友劝了回来,和他们一起共为国家建设工作,始终没有去成啊。我既不奢求金钱,又不贪图地位,只想为党国担一份忧,尽一份事业的责任。”

“你没能出国,真是太可惜了。”宋庆龄立即听明白了戴季陶的意思,也证实了自己的猜测。

戴季陶立即被僵住了,话都说不出来。一听宋庆龄已经把活都挑明了,戴季陶也不便再装下去了,只好单刀直入地说:“夫人,你为什么不到南京去呢?”

“先夫的葬礼已经举行过了,我为什么还要到南京去呢?到南京我还能做什么呢?”

“中山陵园美丽极了,夫人的住宅蒋委员长已经为你布置好了,我们随时恭候夫人您的大驾,夫人也可以为政府作些贡献,完成中山先生的宏愿!”

宋庆龄坦率地说:“我一个妇道人家,能做什么呢?又不愿意过做客的生活,你们的好意我心领就是了。”

这时,戴季陶正在自己的口袋里摸索着什么。他掏出一张攥着的纸递给宋庆龄。宋庆龄一看,不禁勃然大怒:“这是我拍给反帝大同盟的手稿,你们为什么不许发表?”

“这真是从你这里发出去的?我真不能相信,像你这种地位,乃一国之母,干这种事实在让人不可思议。”

“这是唯一诚实的态度。你怎能散布谣言,把我的电报说成是共产党人的捏造呢?我完全有权利可以证明,这份手稿的一字一句都是我自己写的。”

“你又怎能发表这种电报攻击政府呢?我们先把你我之间的私人关系放在一边,政府对这种严重的过失是不能忽视的。即使政府真的犯了错误,你也不能公然说这样的话,你应该遵守党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