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年兴起了一股县改市、地改市的热潮。比如昌平县改昌平区，江阴县改江阴市，形成了我国省级、副省级、地级、副地级、县级五级市长同时并存的特有格局。而这样做的结果，一是使得原来的干部级别提高了，干部队伍也大大地增加了；二是改为市或区以后，便利了征用农民的土地搞开发区。这种做法对城市是有利的，而对农民本身是不利的，对农村发展和农民更加不利的是地改市。在地改市之前，地区管辖着所属的县，同时负责为这些所属县保障一定数额的财政经费。地改市之后，中央拨付的文教、卫生等方面的资金大部分乃至全部被该地级市留用，不再下拨所属的县。大家可以看到，几乎所有的地级市都建设得很好，很气派，有现代化的设施，有高级宾馆等等，也从未听说过哪个地级市的干部和教师发不出工资。但县以下就不行了，这一套做法把下面掏空了。地市合并的结果，就是进一步拉大了城市和乡村的距离。
5.认识上的严重滞后
1996年以后，我国的农业，已经从单纯的增加生产、提高产量、保障供给这一阶段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而我们有些干部并不能适应这种新的变化，认识上严重滞后。1999年我去参加一个“农口”的会议，遇见东北一个省主管农业的负责人。我向他问起当地的年成如何，你们猜他如何回答我？他说：“弄不好今年又增产了”。这说明他的认识还没有跟上来。他是抓农业生产的，应该为农业增产而高兴，但现在不同，农业增产对他反而是个压力。因为收购这些农产品需要资金，还要牵扯到运输、农产品价格等一系列问题。他还没找到农产品加工增值和建立农产品流通体系及这方面的实践经验。他不知道增产了怎么办，这是认识滞后的一个表现。
另一个问题是，我国是否已经到了该反哺农业的时候？从建国到现在已经有50多年的时间。这些年里，我们一直是从农业和农村获取工业化建设所需要的资金和原料。那么现在50多年过去了，我们已经搞了十个五年计划，工业化也基本上建成了是不是应该反哺农业了？所谓反哺就像鸟儿一样，一开始是老鸟给小鸟喂食，等小鸟长大以后再给老鸟觅食，以回报老鸟的养育之恩。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展起来的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一般是20多年以后就开始反哺农业，日本、韩国是这样，我国的台湾也是这样。台湾从1973、1974年就开始反哺农业。而我们现在已经过了50多年的时间，我们还在大量地向农民索取。我国的城乡差距这些年不仅没有逐步缩小，反而是通过下列两个渠道使得城乡之间的剪刀差越来越大。
一个是通过农民工。据农业部统计的数字，2002年我国有农民工9460万，这些农民工在城市里从事着第二、三产业。他们虽然也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但他们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与城市工人相比，相去甚远。农民工即使是和城市工人干一样的活，也是同工不同酬的。按当年的第二、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平均每个农民工为城市创造了2.5万元的价值。但他们的平均工资却只有8000元。每个农民工每年为打工的城市做了1.7万元的贡献。2002年，9460万农民工共给国家和城市做了16082亿元的贡献。农民工老了，病了，残疾了，送回农村，农民工的老人在农村养着，农民工的孩子在农村接受义务教育。城市只用农民工的劳动，农民工的一切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全推给农村。这样的不平等不等价交换，农村焉得不穷，农民焉得不苦。实践证明，这样的一种农民工体制，哪个城市用农民工越多，哪个城市发展就越快。深圳是这样，上海、北京也是这样。深圳是几百万个农民工创造出来的。
另一个渠道是通过征地。据国土资源部统计，2002年全国各种名目的征地共计295万亩。实际上还远不止这个数。这些土地按计划经济时代定的办法，低价格从农民那里征来，然后再以高价出售，每亩地平均赚几万元到数十万元。全国就是好几千个亿。当然这些钱一部分是上缴给国家的。但是各级地方政府通过征地所获得的利润是很大的，所以许多地方有以地生财的说法。哪个地区征地越多，富的也越快，干部的福利也越大。这就使得城乡之间本来就很大的差距变得更大了。
(四)前景和对策我国“三农”问题总的情况是农业问题已经基本上得到了解决，但由于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体制性的束缚问题，我国的农民问题和农村问题还远没有得到解决。而且由于这几年农业的继续增产，供过于求的矛盾日益增加，农产品的价格持续低迷，主业务农的农民的收入减少，致使农民问题和农村问题反而变得更加复杂。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的结构还没有从根本上发生改变，城乡差距、地区差距逐年扩大的趋势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扭转，农村贫困人口依然为数不少。因此，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千方百计减轻农民负担，千方百计保持农村稳定的任务依然十分艰巨。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新的发展目标和解决“三农”问题的新的思路。一是提出了要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并且强调指出，如果农村没有实现小康，就没有全面小康目标的实现。二是提出了解决“三农”问题的新思路，主要有“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加快城镇化步伐”以及“加快农村劳动力向城镇二、三产业转移”等等。三是提出了做好“三农”工作的新要求，强调要“更多地关注农村，更多地关心农民，更多地支持农业。”要求把解决农村和农民问题作为一切工作的重中之重。这些新思路和新方针的提出，为下一步解决“三农”问题指明了方向。我相信，有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只要我们实事求是，审时度势，把党中央提出的这些新的方针政策具体地贯彻落实下去，我国的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也会像农业问题一样得到解决。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我国的农民占全国总人口的3/4，占世界农民总数的1/4，要解决我国的农民问题，实现农村的现代化，这是一个伟大的实践。这一艰巨任务的完成需要经历一个长期奋斗的过程。
下面，我就在新形势下如何解决农民问题和农村问题谈几点建议。
1.要继续深化农村体制改革
农村的第二次改革应该继续进行。要通过深化农村体制改革，实现农村的经济和社会体制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进一步把农民从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只有这样，才能逐步破除城乡二元经济的结构，实现城乡一体化。城市率先实现现代化不能以牺牲农民为代价。如果只在城市实行市场经济体制，而农村还基本上是计划经济体制，只是城市繁荣，而农村贫困，或者说城市的繁荣是建立在农村的贫困基础之上的，那么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建立不起来，即使建立起来也不是一个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2.要下决心改革户籍制度
我们现在的户籍管理制度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产物，它把人口人为地划分为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限制人口的自由流动。
这种体制是形成城乡二元结构的主要原因，已经不再适应现在变化的新形势，成了实现城乡一体化的严重障碍，必须下决心对现行的户口制度进行彻底改革。
3.要改革现有的土地承包制度
农民问题和农村问题的核心是土地问题。土地定，天下定。
虽然我国政府一再重申保持现有土地承包制度不变，1998年再次重申30年不变，但实践证明，我国的农村土地制度一直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因为现有的土地承包制度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问题。我建议实行土地国有制，把土地的所有权收归国有，使用权归农民，再不变更。农民可以转让自己承包的土地给别人耕种，以实现农村土地的合理流动。另外，我还建议把宅基地还给农民。现在农民的宅基地属于集体，农民既不能出售，也不能抵押。这种情况应该得到改变。
4.改革现有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
我国现有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是对城市倾斜，对农村和农民不利，这种分配格局应该进行改革。要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和农村问题，必须使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向农村和农民倾斜，特别是教育、卫生、文化等公共服务方面。
5.改革乡镇现有的政权体制包括财政体制，建议恢复农村工作部现在乡镇一级负债累累，干群矛盾尖锐，这不是哪一个干部的问题，而是我们的基层政权体制包括财政体制方面的问题，应下决心进行改革。另外，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里解决“三农”问题，只靠发文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中央应该有一个专门的机构来具体领导和指挥。因此，我建议恢复农村工作部。
(《当代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