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成功励志读《茶经》学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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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茶亦有道(2)

其实,给茶道下定义是件费力不讨好的事。茶道文化的本身特点正是老子所说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同时,佛教也认为:“道由心悟。”如果一定要给茶道下一个定义,把茶道作为一个固定的、僵化的概念,反倒失去了茶道的神秘感,同时也限制了茶人的想像力,淡化了通过用心灵去悟道时产生的玄妙感觉。用心灵去悟茶道的玄妙感受,好比是“月印千江水,千江月不同。”有的“浮光耀金”,有的“静影沉壁”,有的“江清月近人”,有的“水浅鱼读月”,有的“月穿江底水无痕”,有的“江云有影月含羞”,有的“冷月无声蛙自语”,有的“清江明水露禅心”,有的“疏枝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有的则“雨暗苍江晚来清,白云明月露全真”。月之一轮,映像各异,“茶道”如月,人心如江,在各个茶人的心中对茶道自有不同的美妙感受。

茶道不同于茶艺,它不但讲求表现形式,而且注重精神内涵。

这里援引林治先生的解释,他认为“和、静、怡、真”应作为中国茶道的四谛。因为,“和”是中国茶道哲学思想的核心,是茶道的灵魂;“静”是中国茶道修习的不二法门;“怡”是中国茶道修习实践中的心灵感受;“真”是中国茶道终极追求。

“和”为中国茶道哲学思想的核心

茶道追求的“和”源于《周易》中的“保合大和”。“保合大和”的意思指,实践万物皆有阴阳两要素构成,阴阳协调,保全大和之元气以普利万物,才是人间真道。陆羽在《茶经》中对此论述的很明白。惜墨如金的陆羽不惜用250个字来描述它设计的风炉。指出,风炉用铁铸从“金”;放置在地上从“土”;炉中烧的木炭从“木”;木炭燃烧从“火”;风炉上煮的茶汤从“水”。煮茶的过程就是金木水火土悟心相生相克并达到和谐平衡的过程。可见五行调和等理念是茶道的哲学基础。

儒家从“大和”的哲学理念中推出“中庸之道”的中和思想。在儒家眼里和是中,和是度,和是宜,和是当,和是一切恰到好处,无过亦无不及。儒家对和的诠释,在茶活动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在泡茶时,表现为“酸甜苦涩调太和,掌握迟速量适中”的中庸之美。在待客中表现为“奉茶为礼尊长者,备茶浓意表浓情”的明礼之伦。在饮茶过程中表现为“饮罢佳茗方知深,赞叹此乃草中英”的谦和之礼。在品茗的环境与心境方面表现为“普事故雅去虚华,宁静致远隐沉毅”的俭德之行。

“静”为中国茶道修习的必由之路

中国茶道是修身养性,追寻自我之道。静是中国茶道修习的必由途径。如何从小小的茶壶中去体悟宇宙的奥秘?如何从淡淡的茶汤中去品位人生?如何在茶事活动中明心见性?如何通过茶道的修习来澡雪精神,锻炼人格,超越自我?答案只有一个字——静。

老子说:“至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

庄子说:“水静则明烛须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静伏明,而况精神。圣人之心,静,天地之鉴也,万物之镜。”

老子和庄子所启示的“虚静观复法”是人们明心见性,洞察自然,反观自我,体悟道德的无上妙法。

道家的“虚静观复法”在中国的茶道中演化为“茶须静品”的理论实践。宋徽宗赵佶在《大观茶论》中写道:“茶之为物,……冲淡闲洁,韵高致静。”

徐祯卿《秋夜试茶》诗云:

静院凉生冷烛花,风吹翠竹月光华。

闷来无伴倾云液,铜叶闲尝字笋茶。

梅妻鹤子的林逋在《尝茶次寄越僧灵皎》的诗中云:

白云南风雨枪新,腻绿长鲜谷雨春。

静试却如湖上雪,对尝兼忆剡中人。

诗中无一静字,但意境却幽极静笃。

戴昺的《赏茶》诗:

自汲香泉带落花,漫烧石鼎试新茶。

绿阴天气闲庭院,卧听黄蜂报晚衙。

连黄蜂飞动的声音都清晰可闻,可见虚静至极。“卧听黄蜂报晚衙”真可与王维的“蝉噪林欲静,鸟鸣山更幽”相比美。

苏东坡在《汲江煎茶》诗中写道:

活水还须活火烹,自临钓石汲深清。

大瓢贮月归春瓮,小勺分江入夜瓶。

雪乳已翻煎处脚,松风忽作写时声。

枯肠未易禁散碗,卧听山城长短更。

生动描写了苏东坡在幽静的月夜临江汲水煎茶品茶的妙趣,堪称描写茶境虚静清幽的千古绝唱。

中国茶道正是通过茶事创造一种宁静的氛围和一个空灵虚静的心境,当茶的清香静静地浸润你的心田和肺腑的每一个角落的时候,你的心灵便在虚静中显得空明,你的精神便在虚静升华净化,你将在虚静中与大自然融涵玄会,达到“天人和一”的“天乐”境界。

得一静字,便可洞察万物、道识天地、思如风云、心中常乐,且可成为男儿中之豪情。道家主静,儒家主静,佛教更主静。我们常说:“禅茶一味。”在茶道中以静为本,以静为美的诗句还很多。

唐代皇甫曾的《陆鸿渐采茶相遇》云:

千峰待逋客,香茗复丛生。

采摘知深处,烟霞羡独行。

幽期山寺远,野饭石泉清。

寂寂燃灯夜,相思一磐声。

这首诗写的是境之静。

宋代杜小山有诗云:

寒夜客来茶当酒,竹炉汤沸火初红。

寻常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

这首诗写的是夜之静。

清代郑板桥诗云:

不风不雨正清和,翠竹亭亭好节柯。

最爱晚凉佳客至,一壶新茗泡松萝。

这首诗写的是心之静。

在茶道中,静与美常相得益彰。古往今来,无论是羽士还是高僧或儒生,都殊途同归地把“静”作为茶道修习的必经大道。因为静则明,静则虚,静可虚怀若谷,静可内敛含藏,静可洞察明激,体道入微。可以说:“欲达茶道通玄境,除却静字无妙法。”

“怡”是中国茶道中茶人的身心享受

中国茶道是雅俗共赏之道,它体现于平常的日常生活之中,不讲形式,不拘一格,突出体现了道家“自恣以适己”的随意性。同时,不同地位、不同信仰、不同文化层次的人对茶道有不同的追求。历史上王公贵族讲茶道,他们重在“茶之珍”,意在炫耀权势,夸示富贵,附庸风雅。文人学士讲茶道重在“茶之韵”,托物寄怀,激扬文思,交朋结友。佛家讲茶道重在“茶之德”,意在去困提神,参禅悟道,间性成佛。道家讲茶道,重在“茶之功”,意在品茗养生,保生尽年,羽化成仙。普通老百姓讲茶道,重在“茶之味”,意在去腥除腻,涤烦解渴,享受人生。无论什么人都可以在茶事活动中取得生理上的快感和精神上的畅适。

参与中国茶道,可抚琴歌舞,可吟诗作画,可观月赏花,可论经对弈,可独对山水,亦可以翠娥捧瓯,可潜心读《易》,亦可置酒助兴。儒生可“怡情悦性”,羽士可“怡情养生”,僧人可“怡然自得”。中国茶道的这种怡悦性,使得它有极广泛的群众基础,这种怡悦性也正是中国茶道区别于强调“清寂”的日本茶道的根本标志之一。

“真”——中国茶道的终极追求

“真”是中国茶道的起点,也是中国茶道的终极追求。

中国茶道在从事茶事时所讲究的“真”,不仅包括茶应是真茶、真香、真味;环境最好是真山真水;挂的字画最好是名家名人的真迹;用的器具最好是真竹、真木、真陶、真瓷,还包含了对人要真心,敬客要真情,说话要真诚,心境要真闲。茶事活动的每一个环节都要认真,每一个环节都要求真。

中国茶道追求的“真”有三重含义:

追求道之真,即通过茶事活动追求对“道”的真切体悟,达到修身养性,品味人生之目的;

追求情之真,即通过品茗述怀,使茶友之间的真情得以发展,达到茶人之间互见真心的境界;

追求性之真,即在品茗过程中,真正放松自己,在无我的境界中去放飞自己的心灵,放牧自己的天性,达到“全性葆真”。

爱护生命,珍惜声明,让自己的身心都更健康,更畅适,让自己的一生过得更真实,做到“日日是好日”,这是中国茶道追求的最高层次。

放牧自己的天性,达到“全性葆真”,才是茶道的最终目的。

五、茶道人间

贵族茶道

茶为洁品,它的功能被人们所认识,被列为贡品,首先享用它的自然是皇帝、皇妃再推及皇室成员,再推及达官贵人。“小家碧玉”一朝选在君王侧,还能保持质朴纯洁么?恐怕很难。这叫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茶列为贡品的记载最早见于晋代常据著的《华阳国志·巴志》,周武王发动、联合当时居住川、陕一带的庸、蜀、羡、苗、微、卢、彭、消几个小国共同伐纣,凯旋而归。此后,巴蜀之地所产的茶叶便正式列为朝廷贡品。此事发生在公元前1135年,离今已有3000年之久。

列为贡品从客观上讲是抬高了茶叶作为饮品的身价,推动了茶叶生产的大发展,刺激了茶叶的科学研究,形成了一大批名茶。中国社会是皇权社会,皇家的好恶最能影响全社会习俗。贡茶制度确立了茶叶的“国饮地位”,也确立了中国是世界产茶大国、饮茶大国的地位,还确立了中国茶道的地位。

但茶一旦进入宫廷,也便失去了质朴的品格和济世活人的色彩。总之,贡茶坑苦了老百姓。

为了贡茶,当此时,男废耕,女废织,夜不得息,昼不得停。茶之灵魂被扭曲,陆羽所创立的茶道被异化,生出一个畸形物:贵族茶道。茶被装金饰银,脱尽了质朴;茶成了坑民之物,不再济世活人。达官贵人借茶显示等级秩序,夸示皇家气派。

贵族茶道的茶人是达官贵人、富商大贾、豪门乡绅之流的人物,不必具有诗词歌赋、琴棋书画的修养,但一要贵,有地位;二要富,有万贯家私。于茶艺四要“精茶、真水、活火、妙器”无不求其“高品位”,用“权力”和“金钱”以达到夸示富贵之目的,似乎不如此便有损“皇权至上”,有负“金钱第一”。

由贡茶而演化为贵族茶道,达官贵人、富商大贾、豪门乡绅于茶、水、火、器无不凭借权力和金钱求其极,虽然很违情悖理,其用心在于炫耀权力和富有,但源于明清的潮闽功夫茶虽为贵族茶道,却一直发展至今并日渐大众化。

雅士茶道

古代的“士”有机会得到名茶,有条件品茗,他们最先培养起对茶的精细感觉。茶助文思,他们又最先体会茶之神韵。他们雅化茶事并创立了雅士茶道。受其影响,此后相继形成茶道各流派。

中国古代的“士”和茶有不解之缘,可以说没有古代的士便无中国茶道。此处所说的“士”是已久仕的士,即已谋取功名捞得一官半职者,或官或吏,最低也是个拿一份工资的学差,而不是指范进一类中举就患精神病的腐儒,也不是严监生一类为多了一根灯草而咽不下最后一口气的庸儒,那些笃实好学但又囊空如洗的寒士亦不在此之列。

中国文人嗜茶者在魏晋之前不多,诗文中涉及茶事的汉有司马相如,晋有张载、左思、郭璞、张华、杜育,南北朝有鲍令晖、刘孝绰、陶弘景等,人数寥寥,而其中懂品饮者仅三、五人而已。但唐以后凡著名文人不嗜茶者几乎没有,不仅品饮,还咏之以诗。唐代写茶诗最多的是白居易、皮日休、杜牧,还有李白、杜甫、陆羽、卢仝、孟浩然、刘禹锡、陆龟蒙等;宋代写茶诗最多的是梅尧臣、苏轼、陆游,还有欧阳修、蔡襄、苏辙、黄庭坚、秦观、杨万里、范成大等。原因大抵是魏晋之前文人多以酒为友,如魏晋名士“竹林七贤”,山涛有八斗之量,刘伶更是拼命喝酒,“常乘一鹿车,携酒一壶,使人荷铺随之,云:死便掘地以埋”。唐以后知识界颇不赞同魏晋的所谓名士风度,一改“狂放啸傲、栖隐山林、向道慕仙”的文人作风,人人有“入世”之想,希望一展所学、留名千秋,文人作风变得冷静、务实,以茶代酒便蔚为时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