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鬼才魏忠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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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章 从巴结到大开杀戒——魏忠贤和他的死敌东林党的邪正之斗(2)

同年八月,御史张讷又奏请禁毁天下所有书院,说:“书院虽不止一处,脉络却总属一条,南北相距数千里,却声气贯通,遥相呼应。参加书院者,自缙绅外,宗室、武弁、举监、儒吏、星相、山人、商贾、技艺以至亡命罪徒,无所不有,他们遥制朝政,掣肘边镇,把持官府,武断乡里,自机密重情以及词讼细事,无不关说干预,以致民生不安,边境不宁,朝廷不得收正人之用,受忠言之益。这还是小事,最大的害处是他们往往借最大题目以钳制人口,打击正人。如先年借梃击、红丸、移宫事,启衅宫闱,挑发大难,弄得朝端聚讼纷纭,使皇祖、皇考两朝蒙以不白之冤,使皇上之孝恩大为亏损。今虽改正实录,宣布史馆,先前之事也不能置而不问。请皇上敕令各省直抚、按官,但凡有书院处所,一律拆改,变价收银,上缴到京师资助宫殿工程。”

朱由校立即批复,令天下书院一律禁毁,田土、房屋估价变卖,上缴为修改皇宫服务。

原来分别主持东林、关中、江右、徽州四大书院的邹元标、孙慎行、冯从吾、余懋衡不论是死是活,都削籍为民,追夺诰命。朱由校还诘责礼部:“京师书院改为忠臣祠之事,早已命礼部会议,为何迟迟没有复奏?”

此时,魏忠贤党羽、南京御史徐复扬进而提出:“必须将东林党连根拔除,将京师书院彻底拆除,在其他地方另建忠臣祠。否则,书院虽然改成忠臣祠,但旧貌尚存,倘有邪党经过,必然会说:‘这是某道学先生旧址。’营垒不拔,必为后忧。况且,京师书院一移,天下书院谁敢不毁,只有这样,那些潜在的阴谋才可以杜绝。”

“爱卿实属过虑,书院改作忠臣祠,谁敢复萌异念。不必移。”朱由校批示说。

经过天启五年一年的打击,东林党人大多已被驱逐削夺,当年受到处分的至少有一二百人。十二月十七日,御史卢承钦奏请:“应该将一切东林党人姓名罪状,出榜告示海内,让他们无处躲藏,永世不得翻身。”

于是,朱由校下令:“一切东林党人,不论曾否遭到处分,都要将他们姓名、罪状刊刻成书,出榜告示天下。”

这就是著名的“东林党人榜”,当时人们把它与宋朝的“元祷党人碑”相比拟。

在魏忠贤的支持下,内阁首辅顾秉谦带领阉党官员编造了《东213林点将录》、《东林党人录》,按图索骥,企图将东林党人一网打尽。为使翻案一举成功,确保查不出漏洞,阉党还把《神宗实录》、《光宗实录》等都重新改写,力图做到天衣无缝。以上这些都为《三朝要典》的编纂准备了良好素材。血雨腥风之中,“三大案”的真相已经被掩盖得面目全非。

“将来,我们应该再编一部书,彻底推翻三案。”顾秉谦又向魏忠贤进言。

“如何编写?”魏忠贤盯着顾秉谦问。

“可将方从哲等人竭力掩盖、歪曲三案真相的奏疏收进去。当然,东林党人的奏疏绝不能收录。”

“高!实在是高。”魏忠贤又一次得意地笑了。

3、王之寀等被定为梃击案首犯

魏忠贤首先从梃击案入手开始翻案。在天启六年的《三朝要典》中,王之寀、翟凤翀、何士晋、魏光绪、魏大中、张鹏云被魏忠贤并列定为梃击案的罪魁祸首。

“陛下,梃击案发生后,王之寀敢于公开质疑疯癫一说,自己私下调查,查出了事情真相,让陛下和臣妾很下不了台,局面几乎失控。陛下20多年没有上过朝,却逼得陛下不得不公开召见群臣,平息众怒。王之寀敢于公开藐视陛下,他犯有大不敬之罪,陛下应将他治罪!以儆效尤!”郑贵妃决定借明神宗之手,报复王之寀。“贵妃,朕本人对王之寀也非常不满,只是考虑到王之寀的审查事实依据充分,我也不便于立即公开治罪王之寀。不过,贵妃放心,我有办法收拾他!”明神宗恨恨不平地说。

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京官考核,给事中徐绍吉、御史韩浚揣测万历皇帝的意思,利用拾遗纠察机会弹劾王之寀贪财,朱翊钧就趁机指示吏部给予王之寀闲住处分,立即停止工作,在家闲住,不过,薪俸等待遇还是有的。不久,又下旨将王之寀削籍为民。接着,刑部将朱翊钧公开召见群臣时打岔的刘光复判罪下狱,但经过调查,刘光复当时只是拍马屁,并不实在的罪过,随后又将刘光复释放。

同时,刑部又剥夺了在梃击案中支持王之寀的刑部侍郎张问达的薪俸。

不久,曾经公开攻击郑国泰和郑贵妃的何士晋被调到地方工作后。何士晋天启二年(1598~1625年),字武莪,宜兴(今江苏宜兴)人。幼年遭遇家门不幸,生活艰辛,造就了他的刚毅性格,从而又影响到他的为官之道,刚正不阿,敢于直言。何士晋的父亲何其孝老年得子,同宗族子侄们贪图他家的财产,勾结起来将何其孝害死,霸占了家产。幸好有继母吴氏偷偷将何士晋藏到娘家,才免于一难。后来,吴氏就在娘家养育何士晋。只要何士晋读书时稍有懈怠,吴氏就把他父亲的血衣拿来给他看。由于何士晋从小在忧愤中长大,与人说话时都从无笑容,一心刻苦读书,终于在神宗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考中进士。这时,他拿着父亲的血衣告到官府,那些杀父仇人全都伏法。做官之后,何士晋砥砺名节,一心为国事尽忠。当发生梃击事件后,朝廷内外都怀疑这一阴谋是出自郑贵妃的弟弟郑国泰,但因畏惧郑氏的权势,没有人敢正面揭发。何士晋看到这种情况,十分激愤,于是上疏直言,明确表达了群臣心中的疑惑,揭露郑国泰的可疑形迹,而且把以前郑贵妃恃宠做下的恶事一并写明上奏。神宗当时最宠爱郑贵妃,当然护着郑国泰,看了这样的奏章十分生气,本来想要重重地处治何士晋,但考虑到这样做反而会更加激起人们的议论,于是将何士晋调离京城。朱翊钧又巧借考核给处分了陆大受。因为王之寀审明梃击案真相后,主事陆大受、给事中何士晋都曾经攻击过郑国泰。王之寀要求朝审或会审的奏疏呈上去被扣留后,大理丞王士昌、行人司正陆大受、户部主事张庭、给事中姚记济等人曾经接连上疏催促。而陆大受的奏疏中有“奸戚”二个字,朱翊钧尤其讨厌他,将他的奏疏跟王之寀的奏疏一起扣留。

“如今王之寀、张向达、何士晋、陆大受、刘光复都受到了处分,我恐怕也在劫难逃。”不久,户部主事张廷因上疏陈奏忧愤而死。总之,那些在梃击案中认为张差背后有主使的官员们,都受到了处分。

到了天启元年(1621年),内廷有王安,外廷东林党人中正盈朝,御史魏光缙等人趁机上奏疏为王之寀等受到处分官员申冤,要求平反。

朱由校只得将被冤的官员们一一召回官复原职。王之寀也被召回朝廷,被东林党举荐做了刑部侍郎。

天启二年(1622年)二月,王之寀见王安主持内廷,东林党势盛,就借机上《复仇疏》,说:

“《礼》,对于弑君杀父之仇,是不共戴天的。齐襄公报了九代之仇,《春秋》称颂它。先前李选侍让圣母生气,殴打圣母,陛下三番五次传告朝廷内外,停止封她为贵妃,圣母在天之灵一定会心安瞑目的。这是复仇的一大要义。

“先皇帝一生备遭艰难险阻,弥留之际含恨而终。试问:李可灼错误用药,是谁引进的?崔文升故意用药,是谁主使的?恐怕方从哲的罪行还不在李可灼、崔文升之下。这是先皇帝大仇未报的第一点。

“张差手持木棍侵犯宫廷,国家的安危只在于呼吸之间。国家到了这等地步,刘廷元还曲意掩护,用疯癫结案。胡士相等人改记口供,用卖木柴作为招供。此后复审,张差招供同谋一起行动的,朝廷内外埋伏有多人。李守才、马三道也招供他们结成派系,共同谋划,而胡士相等人将这些实情全都抹去。当时他们有内应,有外援,一人作难,九庙震惊,是何方凶徒,竟敢如此横行霸道,目无法纪!这是因为外戚郑国泰私自勾结刘廷元、刘光复、姚宗文等人,金银珠宝充满他的房屋。言官沉默,拿他们没办法,于是不再有顾虑和忌惮心理,蔑视国家法律。郑国泰虽然死了,他的罪行却不能饶恕。法官应当打开他的棺材,鞭打他的尸体,绝灭他的三族,把他宫宝涂成红褐色。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提到这事。这是先皇帝大仇未报的第二点。

“总之,用药的方法跟木棍打击的阴谋性质是一样的。打击不中就用药催促。这是崔文升的药比张差的木棍还要厉害。张差之前,从来没有张差的先例;刘成之后。难道还会少刘成这样的人吗?卑臣以为陛下在上面被孤立了。”

“郎中胡士相等人,是主张疯癫结案的。堂官张问达,是调停用疯癫结案的。寺臣王士昌的奏疏貌似忠诚而实际上是巧言谄媚,没有一个字作出评价,辩冤却充满了陈词滥调。堂官张问达态度圆滑,先答应是疯癫,后来又宽恕奸人。劳永嘉、岳骏声等人同一鼻孔出气。张差招供有‘三十六头儿’时,胡士相停笔。招供有‘东边一起举事’时,岳骏声说他波及无辜。招供有‘红封票,高真人’时,劳永嘉说不应该追究红封教。现在高一奎监督蓟州,是镇218朔卫人。大概高一奎是红封教的主持人。马三道是负责分发红票的总管。庞保、刘成是负责供给红封教教众木棍的人。那些奸人增减会审的公单,大逆不道。”

奏疏递上去以后,朱由校并没有表态。不过,王之寀评析张差梃击案的奏疏深受朝廷内外官员们的认同赞赏。不久,王之寀被提升为尚宝少卿。过了一年,又被提升为太仆少卿,不久又调任太仆寺卿。

见王之寀晋升,先前主张给张差疯癫结案的官员们对王之寀是又恨又怕。

然而,怕什么,有什么。

王之寀又在奏疏中谈起了梃击案:“当初,张差装疯的技能非常拙劣,为碗饭就开口说了实话,为什么刘大人、岳大人和曾大人当时就没有看出来?我看,他们是故意的!因为他们的背后有沈一贯、郑国泰、郑贵妃为他们撑腰!”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发生“梃击案”,刘廷元等主张将凶手作为疯癫奸徒之罪处置。

刘廷元、岳骏声和曾道唯因为王之寀在奏疏中攻击损害他们的名誉人格,就先后上疏替自己辩护。

王之寀也接连上疏极力驳斥他们,并揭发他们在审理张差官司时,曾共同贪污赃银。

于是,刘廷元、岳骏声和曾道唯三人更加仇恨王之寀。

天启四年(1624年)秋天,王之寀被授刑部右侍郎。

第二年二月,魏忠贤势力嚣张,他的党徒杨维垣首先为“梃击案”翻案,翻案的第一步就是诬陷王之寀“捏造案情、用以敲诈”,极力诋毁王之寀。

在阉党的轮番攻击下,王之寀终于被除名。

不久,王之寀被牵涉到汪文言的案子中,被下狱审问。

天启五年(1625年)五月初三日,已被列入起复名单的岳骏声为了快点得到实际职务,又上疏论梃击案。说张差确系疯癫之人,他又招称受人支使,实由王之寀所教。王之寀还借此向郑国泰诈取万金。

朱由校见疏,更加气愤,下旨称:“张差疯癫的情节,原本已经明明白白地招供,王之寀却故意捏造虚词,口授逼供,离间宫闱,诬捏多命,罪恶滔天,却又吓诈郑国泰二万两白银,驱逐他的儿子郑养性,漂泊无居,像这样贪饕的奸狼,放肆地居于朝廷之上,不是太过分了吗?现在,我姑且免去深究他的罪责,著该抚按追究他的前赃,解部充饷。并将我的圣旨宣付史馆,详载颠末,播告天下。”

朱由校还命即时起用岳骏声,并准许天启初年被逐出北京的郑养性回京居住。

朱由校这样做,无非是掩盖当年郑贵妃与父皇朱常洛之间的矛盾,维护皇家的尊严。

等到1616年6月《三朝要典》修成,王之寀、翟凤翀、何士晋、魏光绪、魏大中、张鹏云被定为“梃击案”的首犯!

1616年冬,魏忠贤的忠实走狗南京府尹刘志选公然颠倒黑白,上疏歌颂《三朝要典》,弹劾正直的王之寀、孙慎行、杨涟和左光斗。刘志选言该书“颂扬圣德,讨伐罪恶,无微不彰,就是拿尧、舜流放四凶,推举元、恺来比,也不过如此,诚然游、夏也不能赞一词。”

刘志选极力诋毁王之寀、孙慎行、杨涟、左光斗,而极端赞誉刘廷元、岳骏声、黄克缵、徐景濂、范济世、贾继春以及傅魁、陈九畴。并说:“慷慨忧患时局,力挽狂澜于既倒的,是魏广微,应当恢复他内阁大臣的地位,以继承五臣的盛事。赤心报国,帮助编成不朽的巨典的,是东厂臣僚,应当增入简端,以杨一德之休风。”他又说:“对王之寀宜将他正法,孙慎行宜贬去戍边。”魏忠贤见到刘志选的上疏非常高兴,于是岳骏声等人被越级提升,王之寀被下诏逮捕入狱,判处窝赃银八千两,王之寀最终含恨220死在狱中。孙慎行也被遣去戍边。

接着,那些曾经支持王之寀的官员们也轻重不同地遭到廷杖、流放等处罚。

4、孙慎行等被定为红丸案罪魁祸首

在天启六年的《三朝要典》中,孙慎行、张问达、薛文周、张慎言、周希令、沈惟炳被魏忠贤列定为红丸案的罪魁祸首。熹宗朱由校继位后,孙慎行曾被召回,拜为礼部尚书。

天启二年(1622年)四月,红丸案已经过去一年多了,关于红丸案的争论再一起兴起。

耿直的礼部尚书孙慎行要求追究李可灼奉献红丸的事,并斥责方从哲为谋害君王的逆贼,把进药的责任全部算到了方从哲头上。又称方从哲与郑贵妃相互勾结,里应外合。

为此,孙慎行要求惩办方从哲。孙慎行上疏言道:

先帝突然驾崩,虽说是患病而亡,实际上是因为医官用药不慎而造成的。臣从邸报中得知,鸿胪寺丞李可灼的红丸是首辅方从哲所进,那李可灼并不是太医,红丸也不知是什么药,他竟敢贸然221进呈。相传春秋时,许悼公吃了世子进献的药后,突然死亡,世子立即自杀,即使这样,史书《春秋》中还是将许悼公之死写为“弑杀”。那么,方从哲应该如何自处呢?他应该立即拔剑自裁以谢先帝,这是履行道义的最上策;或者全家坐在蒿席之上,等待刑部官员逮捕,这是履行道义的下策。可是方从哲竟悍然不顾,等到举朝共同攻击李可灼时,方从哲仅仅令他回籍调理,这难道不是因为他自己确实推荐了李可灼,恐怕与其同罪吗?臣认为方从哲纵然没有弑杀先帝之心,但却做了弑杀先帝之事,想推卸弑君之名,却难以推卸弑君之实。《实录》之中即使要替君父隐讳,也不敢不直书:“方从哲连进两粒药丸,须臾之间,皇帝驾崩。”方从哲恐怕有一百张嘴也没办法向天下后世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