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袁世凯的正面与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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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燕雀安知鸿鹄之志(3)

李鸿章最后请求:袁世凯两次戡乱,皆身在行武,操纵合宜,其功甚伟。本应优加奖擢,以酬劳绩。现在奉命出使属邦,尤其需要提高其地位和威望,使他稍有威风,作为坐镇(朝鲜)的凭借。

根据李鸿章的意见,30日,清廷下旨:袁世凯以道员升用,加三品衔,即可出使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

此时的袁世凯,年龄不过26岁,从军不过才四年多,即由布衣一跃而为三品的候补道,职衔直追入宦已23年的乃叔袁保龄(当时袁保龄为二品直隶候补道),可谓官场上的一个奇迹。这其中的原因,固然与袁世凯在朝鲜壬午、甲申两次事变中的出色表现有关,更与李鸿章对他的爱重与力荐分不开。没有袁世凯在朝鲜短短几年内表现出来的良好业绩与杰出才华,不会得到李鸿章的如此重视;而没有李鸿章的重用和力荐,袁世凯也不可能越次擢升。

回过头来看,当初袁世凯选择从军,而不是投奔李鸿章幕府的决定,无疑是一个极其明智的抉择。其一,两次乡试落榜后,他已非常明白自己的兴趣与长处不在读书科举,出路唯有事功一途,故于从军后即不再动摇,主动放弃了壬午年的大考机会,随庆军东渡朝鲜。其二,袁世凯虽有荐书,但无科举功名,在李鸿章人才济济的幕府中很难得到重视,而且书牍文案非其所长,靠做秘书出头几乎没有可能。其三,李鸿章位望虽高,但与袁素不相识;吴长庆局面虽小,却能更重故人情谊,而且吴幕人才相对较少,更易让新人崭露头角。其四,如投奔李鸿章,必依附已在李鸿章幕府的堂叔袁保龄,为避嫌疑,乃叔必会时时管束,事事小心,难得让自己有放手表现的机会,况且,循劳绩和年资升迁,远不如军功快速。北洋衙门大,虽可聊慰一时虚荣之心,但从长远来看却无裨益于实际;“宁为鸡首,不为牛后”,吴处机会多,自然投吴。于此,袁世凯的枭雄一面已经显露出冰山一角。

平心而论,以袁世凯的志向、性格、办事处世的能力而言,他无疑具有领袖人物的潜质,所缺乏的只是施展才干的机会而已。无论局面大小,只要给予机会,他都能做得很好。朝鲜的变乱所带来的机会,若无吴长庆的器重使其得以施展,袁世凯是不可能以才干见知于李鸿章,终得清廷大用的。古人云: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所以,投靠什么人,走哪条路,在人生事业的抉择上是至关重要的。古人又云:人生贵早立志。早立志,早奋斗,早成功。袁世凯立志走事功之路,又择人得当,其成功实在不是偶然的。他后来之所以能够驰骋于清末民初中国政治大舞台,最初的机缘可以说就发端于此次做出的正确之选择。

袁世凯在朝鲜纵横捭阖12年,在军事、外交上占尽风头。袁世凯除监控朝鲜王室、政府外,还通过操纵其在朝政府内的强大人脉关系,百般阻挠列强们渗透、控制朝鲜的图谋,因此深为列强们尤其是日、俄等列强所忌恨。后来他与日本的长期不和,根源就在于此时他在朝鲜展露出来的才华遭到了日本朝野的忌恨。伊藤博文甚至挑唆李鸿章杀掉袁世凯,以除去这个日本未来潜在的对手。

袁世凯在朝鲜不仅是清廷政策的忠实执行者,而且是出色的执行者。在他代表清政府主政朝鲜外交的最后几年,他穷竭智计、权谋、手段捍卫清政府在朝鲜的利权。他虽然有胆有识,可惜因为手中无兵可恃,不能像最初出使朝鲜时那样得心应手,眼睁睁看着朝鲜在日本等国的策动下,日益表现出自主离心的倾向。他深知,没有军事实力做后盾,劝说与恫吓只是一时奏效之策。在军事之外唯一能迫使朝鲜王室就范的办法就是金钱的收买,可惜,清廷此时财力也捉襟见肘,根本拿不出援助朝鲜政府的基金。袁世凯最终还是英雄无用武之地。

袁世凯自投笔焚诗,立志从戎起,其所作所为与汉代的班超出使西域颇有类似之处。

很可能,班超就是袁世凯在朝鲜时期效仿的偶像。

班超投笔从戎,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胆略,凭三十六骑在西域纵横捭阖长达30余年,为大汉王朝联合西域诸国、大败匈奴立下了汗马功劳,使大汉声威普被西极。最终,他拜将封侯,荣归故里,成为古今传诵的英雄。袁世凯选择从军,未曾不受此影响和激励。最初他出使朝鲜的目标,很可能就想做出和班超一样的功绩,达到拜将封侯的目的。他若生于国家强盛之时,也未必不能成为立功异域的一个英雄而彪炳青史。但他所处的时代,却是大清帝国风雨飘摇的暮年时期;他所面对的敌手,也不再是匈奴、突厥一类的落后民族,而是制度比中国先进、国力比中国强盛且拥有精良武器装备的诸多列强。班超所以成功,在于其身后有一个实力强大的帝国作为他的后盾,拥有可以让他充分发挥才能的空间。而袁世凯却没有班超那么幸运,他所拥有的资源只是大清帝国在朝鲜的余威和自己由壬午、甲申两次事变中树立起来的威望而已。由于瘸着军事这一条腿,仅靠外交手段实现控制属国的使命,较之班超当年无疑要困难得多。在东邻日本的长期觊觎下,袁世凯在朝鲜的外交任务结局之不妙也就可想而知。

1894年,朝鲜发生了东学党起义,袁世凯主张早遏乱萌,防止日本利用此事大做文章,建议李鸿章早做准备,力争居主动地位,派遣大军入朝以应付不虞之变。可惜,清政府和李鸿章不准备、更不愿意与日本发生争执,而是寄希望于列强的外交调解,不听袁世凯忠言,错失了大好良机。后来,清政府虽然应朝政府的邀请出兵朝鲜,但面对蓄谋已久、军机已先占一着的日军,后发之策已经不能再起到积极的实际作用。最后,甲午战争惨败,中国不仅失去了藩属国朝鲜,更伤心的是还要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对于这种结果,李鸿章作为统帅自应为战争的失败负全部责任,淮军主将卫汝贵、叶志超、龚照屿等人对于败战朝鲜、辽东和旅顺失守负有主要责任,受到惩处也是理所当然。然而,作为身处一线的袁世凯,在清政府追究导致这场战争失败的责任人时却能逍遥法外,究其原因,是因为袁世凯没有错处;清廷不久之所以又重用他,则是因为他能力出众。

言必信,行必果

早在庆军期间,袁世凯就做了一件敢于捋大帅吴长庆虎须的事情。

当时,吴长庆身边有一个厨师,烹调技术很高,因擅做一手好菜而为吴长庆欣赏,特别喜欢他。一天午餐的时候,却迟迟不见他将饭菜端上来。吴长庆让袁世凯前去催问。袁世凯在军中,纪律严明。厨师进膳迟延,等于违抗了军令。袁世凯接令后携手枪来到厨房,然而不见厨师的踪影,找到地下室,一眼看到厨师正在吞云吐雾地吸食鸦片,袁世凯大怒,二话没说,拔出手枪就击毙了他。吴长庆闻听,十分懊丧,知道自己从此口福不在。他责备袁世凯轻杀。袁世凯回答说:“吸食鸦片者斩,不是大帅亲手制定的军令吗?我恪守军令,不能算作轻杀。”吴长庆说:“厨师不是军人,初犯可免其一死。”袁世凯坚持己见,说:“军中名册中有厨师的名字,怎么能说他不是军人?如因厨师初犯免死,则其他犯者皆以此为借口说他们也是初犯而要求宽宥,此项军令还行不行?”吴长庆见此,也无可奈何。因为,军中无戏言,袁世凯所作所为毕竟占着理,符合古代名将治军的道理。孔子曰:言必信,行必果。军队中的纪律岂可马虎?袁世凯枪毙吸食鸦片的厨师这件事,轰动了整个庆军。大家都知道袁世凯纪律严明,不留私情,连吴长庆都敢得罪。在这件事情上,袁世凯是得到了加分的。以此为起点,在以后治军从政的岁月里,袁世凯都始终恪守此道,以严治军治吏,这也是他能够最终做成大事的一件重要法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