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近代的政党政治和民主观念实际上从未真正深入人心过，在近代的中国，实际上也没有滋生它的土壤的合法条件。作为“舶来品”，它与中国实际国情的结合，客观上还需要条件和时间。这个时间，也许需要百年之久。在这样的政治实践中，成功的政治领袖，不是靠演说、竞选或文章才华，而靠的是军事、政治、外交及其操纵政局的实力。传统的政治和实践，将袁世凯及集团成员磨炼成为一个个实用主义者。他们看重实力，尤重军队。他们深深懂得，在近代中国，从政者如无足够之武力，其政治地位必不易存在与稳定。“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有枪就有权，兵多权则大。这是一条重要的历史经验。袁世凯宦海沉浮的一生及北洋集团兴亡的历史，便是对这条经验最好的注脚。袁世凯与集团的成员在其日常实践中，认识到实力的重要性。认为只要有实力，就能立足于社会并让人依附。因此，他们崇拜实力，首先依附清王朝和实力派官僚，进而创建自己的实力集团。在这种战略理念的驱使下，袁世凯创建新建陆军，编练北洋新军，举办北洋新政，使北洋集团从军事领域扩充到政治、经济、警政、教育、地方宪政等众多领域，从直隶走向京师即从地方一步步走向全国，成为全国性的政治实力派集团。尽管袁世凯曾一度被皇族亲贵集团赶下台，但他的实力地位却无法改变，列强在华势力一直把袁世凯视为“有实力的人物”，北洋集团成员照样唯他马首是瞻。由于对实力的崇拜成为北洋集团的政治共识，法律公理对他们就显得微不足道。他们都把政治权力当做一种商品来对待，他们完全靠金钱和军队取得政治权力。他们有些像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雇佣兵队长，只是把追求个人财富和权力作为他们奋斗的目标。
进入民国以后，袁世凯与北洋集团的成员大都仍然崇拜武力，认为武力是解决一切政治问题的最终依据。当袁世凯欲称帝时，幕僚张国淦曾以舆论、外交、军事三者不允劝之，袁言：“舆论是空气作用，已早有布置，外交有英美钳制日本，军事我有把握。”由于过分迷信武力而忽视其他社会力量的合力作用，最终导致了袁世凯的北洋集团在民初国家政治舞台上角逐的失败。
5.帮派性
袁氏集团具有强烈的结党营私的团体意识。袁氏集团形成伊始，就形成了他们的政治军事势力圈。凡是集团以内之人，他们即互相援引、互相提携，而对非自己团体之人则一概排斥。
据史料记载，光绪末年，官员欲取富贵者，捷径有二：一曰商部，载振主之；一曰北洋，袁世凯主之。皆内因奕劻而借二杨（杨士骧、杨士琦）为交通枢纽，当袁世凯初莅北洋，梁敦彦方任津海关道，凌福彭任天津府，朱家宝任天津县，杨士骧、赵秉钧均以道员在直隶候补。不两三年，梁敦彦官至尚书，朱家宝、杨士骧均跻节镇，福彭升藩司，秉钧内诏为警部侍郎，其非北洋官吏而攀附以起者。严修以编修在籍办天津学堂，遂擢学部侍郎；冯汝骙与世凯联姻遂擢江西巡抚；吴重熹为世凯府试受知师，遂擢河南巡抚；唐绍仪旧从世凯驻朝鲜，甲午之变，出死力护之以归，故遇之加厚。即夺盛宣怀路政畀之，邮传部开，又用为侍郎，一手把持部务，案卷合同尽为所匿，尚书张百熙虽属世凯姻娅，不能与之抗也。唐绍仪既得志，复引用其同乡梁如浩、梁士诒、陈昭常等，皆列要位。士骧又引其弟士琦入商部。徐世昌久参世凯戎幕，铁良亦常从之练兵，既入军机，始稍稍携二。世凯不由科目出身，遇投帖称门生者，大喜，必力援之。定成晚入其门，遂长大理院。方其势盛时，疆臣端方、陈夔龙、陈璧、袁树勋无不附之。
从1902年开始，袁世凯陆续从北洋随营学堂中选拔学生赴日留学，这些人回国后，大都进入北洋军内担任重要军职。而对非北洋出身的留日学生，袁世凯则不予重用，使他们很难进入北洋军队的要害部门。这种营私的团体意识保护了北洋集团的利益不受损失，使各级组织机构都能按照袁世凯的意志运转。由于这种团体意识的作用，载沣上台后，虽放逐了袁世凯，但北洋各镇的各级军官均为袁世凯一手培植，自成体系，亲贵们根本无法插足；而清政府各官僚机构遍布北洋势力，绝非一朝一夕所能铲除。因此，袁世凯虽远离政治权力的重心，却能在暗中纵横捭阖，加以操纵。正是因为袁氏集团具有上述几项特质，所以，当慈禧太后死后，尽管袁世凯被罢官回籍，远离政治舞台达三年之久，该集团却没有解体，相反更加固结。因而，袁氏集团利用辛亥革命之机倾覆政府，取得政权之事情的发生，就是一件不难理解的事情了。
从袁氏集团的本身来看，它所形成的这套文化理念是传统的宗法式的文化观念，这种文化观念实际上是一柄双刃剑。它在维系和团结袁氏集团成员的同时，也同时埋下了日后纷争的种子。事实表明，袁氏集团本身就是袁世凯私人欲望长期发展积累的结果。在这个集团中，成员们不知有国家，只知有袁世凯。他们为了自身利益与个人前途和地位而联系在一起，却没有远大的具有生机的理想与目标。团体之间的联系纽带是以私人关系为基础，有的人把这些关系叫作感情，其中包括家族、亲戚、师生、僚属、结拜兄弟、同学、同乡等传统的私人关系。团体的维系只能靠袁世凯这一偶像化的军事权威来维系，一旦这个权威去世或出现问题，团体马上就变成四分五裂、互相夺权的局面。
6.缺乏世界眼光
作为统治者，袁世凯及其党羽缺乏起码的近代民主政治意识与新型治理国家的理论与观念。他们所依赖和实行的只是长期以来积累起来的一套传统的官僚统治经验和一味信奉的“实力主义”。作为北洋集团的领袖和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生平除一游朝鲜而外，足未出国一步，故无世界眼光、政治常识。日常所接触者，无非清政府腐败之官僚，于进德修学、练才建国之道并无多大的益处。民国以后，袁世凯及北洋集团的政治眼光和经验与日新月异发展的潮流与时尚观念已经拉开了一定的距离。
白蕉在《袁世凯与中华民国》一书中这样写道：
袁氏固非无才无能，其智术、其心力，亦过常人；顾无道德以为体，学识以为用，思想落伍，遂使其一切行事，多入歧途，卒至祸中于生民，流毒于后世！
民初著名记者黄远庸曾这样评价袁世凯：
袁总统之为人，意志镇静，能御变故，其长一也；经验丰富，周悉情伪，其长二也；见识闳远，有容纳之量，其长三也；强干奋发，勤于治事，其长四也；拔攫才能，常有破格之举，能尽其死力，其长五也。有此五长，而乃善日少而恶日多者，一由智识之不能与新社会相接，一由公心太少，而自挟植势力之意太多。综言之，则新智识与道德之不备而已，故不能利用其长于极善之域，而反以济恶。既自顾手执政权者十余年，天下之大、变故之繁，无不为其牢笼而宰御，则益骄视一切，以为天下事不过如此。于是其手段日以老辣，其执行益以勇往，乃至举中国之人物为供奔走，尽中国国家之所有，供其政治演剧之材料。某今敢断言于此，长此不变以终古，袁总统者，在世界历史上，虽永不失为中国怪杰之资格，而在吾民国历史上，终将为亡国之罪魁。
尽管袁世凯坐上了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宝座，但他根本就不相信中国能够发展成为一个民主的共和国。袁世凯不懂得共和国是个什么样子，也不知道共和国为什么一定比其他形式的政体优越。他不了解共和的含义，认为中国的老百姓怎能明白这些道理，他甚至做出结论：共和制的试验是冒险的，而帝制在习惯上和人民心目中却是根深蒂固的，袁世凯的眼光、阅历和所具有的统治经验表明他只能回归到中国传统政治的老路中去寻找发展的出路，终不能于旧势力之外，发生一种独特的政治的生面也。他的统治只能越来越趋向恢复旧制，保持旧有的制度，用传统的治国模式，使自己高高在上，以皇权重整所谓的已经“失灵”的权威。
袁世凯自身的这种阅历与观念说明，他是一个传统的人。其人及其团体只不过是中国在过渡时期的一种半新半旧的产物。这种情况决定了袁氏集团只能是中国政治舞台上匆匆的过客，而不能带领充满危机的近代中国这艘航船绕过暗礁，驶向光明的地方。
袁氏集团的这些致命性的缺陷说明：这个集团执掌国家政权只能是一种暂时的现象，属于过渡的性质。并非北洋派真有建国主政之能力，更非有天与人归之功德也。
果然，袁世凯死后，这一集团立刻土崩瓦解，纷争四起，在内讧中很快就走向灭亡。
问题出在窝里反
问题出在窝里反既然袁世凯以权术御下，袁氏集团是一个利益的结合体，那么，其团体成员依附于他，全是因为袁世凯能让他们升官，能让他们得到权势与财富。而现在，袁世凯因称帝问题玩火自焚，再附和袁世凯，他们就有作为陪葬品的可能，于是，貌似强大的袁氏集团顷刻呈现土崩瓦解之势。这正应了那句老话：因利益而结合，因利益而崩溃。
袁世凯的老朋友，帮助他建立北洋集团的徐世昌，对袁世凯的败亡，曾经有过如下的议论：
项城（袁世凯的字）成功，所倚为干城者，为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三人，时称北洋三杰也。帝制失败，其原因固甚复杂，而关系此三人者为多。段素性倔犟，长陆军有年，冯久驻南京，俨然藩镇，渐渐不如当年之绝对服从。项城思以军政大权操之于己，于是在总统府设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以移陆军部之权，已为段所不快。关于军事人员之进退，段请旅长以上由大总统主持，团长以下交陆军部办理，其用心可以想见。项城又借口北洋军队暮气沉沉，力组模范团，挑选各师之优秀将校为主干，以别于北洋旧军队。盖因某公子（指袁克定）对于北洋老前辈不能指挥，故项城为其培植新势力，此更予段最深之刺激。某公子最忌段，段又毫不敷衍，即项城左右其他诸人，段亦皆盛气凌之，后来项城对段屡次表示，“你气色不好，想是有病，应当休息休息”。6月间，又有陆军次长徐树铮参案发生，以迫胁段，段于是请假赴西山，托辞养病，愤愤不平，段管军事教育，又握军政数年，亦有其普遍之潜势力，然慑于项城之威势，亦无可如何。当帝制风传甚盛时，6月间，冯入京谒项城，言“外间传说，大总统欲改帝制，请预为秘示，以便在地方着手布置”。项城言：“我绝对无皇帝思想，袁家没有过60岁的人，我今年58，就做皇帝能有几年？况且皇帝传子。我的大儿子克定残废，二儿子克文假名士，三儿子克良土匪，哪一个能继承大业？你尽管放心。”又言：“北洋军队暮气沉沉，有事时很不能用，你在南京要好好整顿，我们自己家人总当团结，保持我们的实力，你既来京，可与相国（徐世昌）、芝泉（段祺瑞）筹划一番。”云云。此次项城说话甚多，对冯抚慰备至，冯退出，忻然密告余。冯回南京，相信袁决不做皇帝矣，及帝制揭晓，以为受袁欺骗，倘袁正位，自己首领且不保，故此后与西南暗通声气，以防阻帝制。冯在南京有实权，其势力固不可侮。王则以黄老之学依违其间，一面听袁所为，一面则偏袒于冯（王素不倾向段）。在项城左右，以新势力尚未养成，不得不勾结张勋、倪嗣冲等极旧派以抵制段、冯，某公子皆其谋。而项城遂陷于孤立，以致失败。
作为袁世凯订交最早、最为倚重的老朋友，时任国务卿的徐世昌见袁世凯断然决定帝制自为，决心引退。
袁克定曾经亲自出马，劝徐世昌改变态度，徐世昌告诉袁克定：“帝制我不阻止，也不赞成，请诸君好自为之！”
不久，袁世凯生病，徐世昌登门探望，当时袁乃宽也在一旁。袁世凯叹息道：“人生难免生病，生死实难预料。平心而论，我的才能虽然不及古人，但当代中国并无过我之人。任总统四年之久，未能尽展吾志。假如我离位而去，继任之人名虽已预先列出，但才能还在我的下面，中国未来的安危祸福，非常难以预料啊！”
一旁的袁乃宽心领神会，马上接茬说：“总统有任期限制，不能尽展您的才华，不如更改国体。”两人一唱一和，袁世凯双目直瞪徐世昌，想逼徐表态。
但是徐世昌主意已决，低头不语，只当没听见，袁世凯非常生气，而徐世昌心里也更加不满。
由于袁世凯极力拉徐世昌入彀，最后逼得徐世昌没有办法，只好开门见山地对袁说：“举大事不可不稍留回旋余地，若使亲厚悉入局中，万一事机不顺，无人以局外人资格发言为谋转圜矣，某当此时而求去，非为自身计也。”10月下旬，他辞职退居河南辉县水竹村，准备帝制失败时，以局外人身份出来为袁收拾局面。
徐世昌还在日记中写道：“人各有志，志为仙佛之人多则国弱，志为圣贤之人多则国治，志为帝王之人多则国乱，世之操治化教育之权者盍审诸？自筹安会成立，政象纷坛，故公慨乎言之也。”
徐世昌分析袁世凯失败的原因，认为北洋集团的背叛是其主要原因。确实，在袁世凯帝制自为的道路上，段祺瑞和冯国璋的所作所为加速了袁世凯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