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袁世凯的正面与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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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章 选择有学问(4)

与此同时,袁世凯还大力发展新式教育,推广学校,提倡实业教育,重视师范教育,重视出国考察及留学教育。据学部1907年统计,直隶办有:专门学堂12所,实业学堂20所,优级师范学堂3所,初级师范学堂90所,师范传习所5处,中学堂30所,小学堂7391所,女子学堂121所,蒙养院2所,总计8723所,学生16.4万余人,位居全国第二;而直隶学务资产480万两,则名列各省之冠。又据1909年学部统计:直隶小学堂数目居全国各省第一位,小学生数目居第二位,中学堂数目和学生数目均居第三位,高等学堂数目及学生数目居第一位;小学教员毕业于师范学堂和外籍教师均居第一位,中学教员毕业于学堂和外籍教员均居第二位,高等学堂教员在本国和国外高等学堂毕业者,均居第一位;劝学所、劝业所总董均居全国第一位。直到民国三四年,直隶的教育还较全国其他各省保持着优势,这与袁世凯督直期间打下的基础是分不开的。

袁世凯在直隶总督任内的作为是他一生中业绩最辉煌的一段时期,这段时期的政绩为他赢得了良好而又广泛的声名,从而使他得到了全国各阶层的拥护和瞩目。辛亥年袁世凯出面收拾时局,能得到全国人民甚至革命党人的拥护,和他在这一时期表现出来的政治能力与政治艺术息息相关。

退却也是一门艺术

1906年11月6日,清政府公布了官制改革方案,袁世凯在这次改革中,所力争的责任内阁制没有实现,他所企求的内阁副总理大臣的如意计划全盘落空。不仅如此,他还失去了所有的兼职。他所掌管的军权、交通运输大权也要上交中央,所以,在这次官制改革过程中,袁世凯丧失了不少权力。

在官制改革方案确定后,袁世凯于11月18日被迫奏请开去八项兼职,交出北洋新军统辖权。

他在奏折中,虽然含有愤愤不平的情绪,但也不失大体。他说:“臣自先世,受国厚恩,复受朝廷特达之知”,委以重任,“即使赴汤蹈火,肝脑涂地,亦不足为万一之酬”,“无如心虽有余,力常不足”,恳请开去各项兼差,“若重寄常加于臣身,则疑谤将腾于众口,使臣因此获贪权之名,臣心何以自明,使旁观者因此启猜嫌之渐,政界亦云非幸。昔曾国藩尝奏称:‘臣一人权位太重,恐开斯世争权竞势之风’等语,臣区区之愚,窃亦虑此。此则非为臣一人计,兼为大局计”。以此表明他不争权,且为整个国家考虑而辞去各项兼差。

袁世凯辞去的职务计有:

1.督办政务处大臣。因该处已改为会议政务处,规定由军机大臣和各部尚书为会议大臣,袁为地方官,当然不得兼任。

2.练兵处会办大臣。改革后,练兵处已并入陆军部,袁的会办大臣也告终结。

3.招商大臣、电报大臣、督办关内外铁路大臣、督办津镇铁路大臣。邮传部已经设立,接管全国交通事业,因此,袁所兼任的招商局、电报局、关内外铁路、津镇铁路大臣差使同样等于自行撤差。

4.商约大臣。订约已告完竣,此职早就是空衔了。

5.督修正阳门工程大臣。此职本无权势可得,而且已经筹备就绪,去掉此差,只是省点麻烦。

事实上,清廷早已商议要袁世凯辞去电政、铁路、轮船招商局差使,只是袁世凯恋权,不肯交出。军机大臣瞿鸿裰曾嘱托张百熙先赴奕劻处请示,而后赴天津劝袁辞去兼职差使。与袁世凯穿一条裤子的奕劻对张百熙说:“慰庭本欲辞兼职,我说且至各设专部再议,渠不致不交。汝可告他,既设专部,部中应有全权。”奕劻为袁粉饰了一番。张百熙这才专程赴津,规劝袁辞去各项兼差。

好在官制改革后,袁的党羽在中央各部仍然占有优势,就是说,他有所失,亦有所得。如那桐为外务部尚书兼会办大臣;徐世昌为民政部尚书,赵秉钧为侍郎;陈璧为度支部侍郎;严修为学部侍郎;荫昌为陆军部侍郎;载振为农工商部尚书,杨士琦为侍郎;张百熙为邮传部尚书,唐绍仪、吴重熹为邮传部侍郎;等等。可见,袁世凯对于政府仍然具有强大的影响力量,不过他只能间接控制而不能直接指挥。

早在酝酿改革之前,成立农工商部就已成定论。袁世凯害怕盛宣怀走李莲英、奕劻的路子,谋取农工商部尚书。因为盛宣怀是修订中英、中美、中日商约的主要负责者,有了这个前提,盛宣怀是可能如愿以偿的。袁世凯有见于此,就直接找到奕劻,推荐奕劻的儿子、袁的把兄弟载振为农工商部尚书。奕劻怕他年纪太轻,阅历不多。袁说,不要担心,明年(1906年),日本大阪开商品博览会,贝子不妨去参观,借以了解情况,为保荐他垫底。于此,袁世凯奏请派载振为观会大臣前往参观,并奏请与奕劻、载振、袁世凯穿一条裤子的那桐同为观会副大臣,陪同载振一同赴日本参观。及至载振上任,其下属均为袁氏所荐,农工商部也落入袁的势力范围。

开去兼职虽然心疼,但对袁世凯说来,最为心疼的莫过于夺走他的军队领导权。铁良主管的陆军都要接管全国新军。袁世凯苦心经营的六镇,首当其冲。其时,第一、三、五、六镇分别驻扎在北京、山东、奉天等地,第二、四两镇分别驻扎在直隶永平与小站。在此情况下,袁世凯在奏请辞去兼职的同日(11月8日),以“直境幅员辽阔,控制弹压须赖重兵”为由,请求将第二、四两镇仍旧归他“统辖督练”,其他四镇则上交陆军部统辖。袁世凯抓住军队不放,当然逃不过铁良辈的目光。不过,慈禧太后为了平息袁世凯的不满,部分地答应了他的要求,谕令第二、四两镇“暂由该督调遣训练”。袁要求是“统辖”,得到的只是“暂时调遣”之权。并且,辞去兼职与交出四镇,上谕连一句官样文章的慰勉都没有,只是冷冰冰地“著照所请”四字。与此同时,他推荐王士珍为陆军部侍郎,也为铁良所拒绝。

总之,不管从哪方面来说,袁世凯遭受了一定的挫折是毫无疑问的。面对此时此景,他的心情颓丧也是可想而知的。在免去兼职命令发布的当天,他没有离开房间。那一天他本来已经安排去参加天津新桥的开放典礼,但借口有病,没有参加。他谢绝了一切约会,待在家里,颓丧之至,终日在楼上,非要客不见,非要事不办,心境恶劣到了极点。

对于清廷剥夺袁世凯的兵权,袁氏集团上下一片惊慌。他们担心军权一旦柄移,将有弓藏之危。其时,袁世凯的次子袁克文深自愤郁。他建议其父,趁兵符未解,军权没有上交之时,高举清君侧旗帜,利用诸将领激愤情绪,亲率诸镇直捣京师,清君侧,斩铁良诸奸头。如果慈禧太后违逆,就干脆顺应天心民命,驱除满洲政府,一鼓作气取而代之。

袁世凯听到克文的话,怒目叱责曰:“小子无知,敢妄语,灭族无日矣!”将克文拘禁于内室者累月,恐其出言不慎将构大祸。由此可以看出,第一,袁世凯去掉兼职,特别是夺去他的军权,不只是对他本人的一个沉重打击,对其家人、部属也是一个打击。年方16岁的袁克文居然想到“清君侧,进可成王”,谋求“千秋大业”的问题,这与平常袁世凯的言谈、举止不能说没有丝毫影响。实际上,袁世凯并不是不想取清室政权自代之。只是以他对自己实力的估计,认为取胜的把握不大,因此才违心交出兵权,向清廷妥协屈服。在袁世凯看来,清朝如同一棵数百年的大树,虽然腐朽,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其根基犹在,如果一着不慎,很可能就会导致自己全盘皆输。第二,慈禧太后掌柄咸丰、同治、光绪三朝,经验丰富,权威俱在,深入官吏民心,不是轻易可以撼得动的。第三,北洋六镇将士虽然由自己一手拔擢起来,但平日还并未灌输造反思想。一旦真要与清廷撕破脸皮,未必真能团结一心,众志成城。第四,慈禧太后虽然剥夺了袁世凯的兵权,但并没有赶尽杀绝,相反,在夺权之后,安抚有加。她提拔袁世凯之子袁克定以示恩宠,馈赠礼物以安其心,在人事安排上也仍然借重袁世凯的意见,使袁安心感戴,继续努力为她效劳。第五,袁世凯表面上是一个豪放豁达之辈,但性格中却并不是一个赌徒、冒险之人,没有八九成把握的事情,他是不会做的。能进能退,是大英雄。在时机不成熟的情况下,袁世凯是不会动用他好不容易积攒起来的家本去孤注一掷的。因此,在官制改革中,袁世凯交出了他的兵权。在宣统朝载沣打算剪除他时,他再一次缩头屈服,离开京师回到家乡“颐养天年”。他不是真的甘心屈服,只是认为时机对自己不利,暂时韬光养晦罢了。识时务者为俊杰,退一步是为了进两步,袁世凯不是一个傻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