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团体文化是高度的个人化，它似乎需要一个放大了的人物或象征，把信奉的人们团结在他的周围并组成特别的关系网，才能顺利展开工作。
——佚名
从甲午战败到辛亥革命爆发之间的17年，是中国社会政治风云变幻的重要时期。由于阶级的分化和社会的发展，清末社会出现了北洋集团、立宪派集团、革命派集团和满洲贵族统治集团等代表不同阶层利益和社会利益的政治集团。正是这些集团的力量颉颃，最终导致了清王朝的覆灭和中华民国的建立。
综观清末社会各主要政治集团势力，其政治、军事、经济实力增长最快的要算袁世凯的北洋集团了。
这个集团为什么能够迅速膨胀？一个因素就是北洋团体文化的高度一致与适时性。团体文化作为支持北洋集团成员行为的心理因素，几乎作用于这个集团的方方面面。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北洋集团的团体文化决定着该集团的存在状态、运作方式以及演变的道路和发展方向，它是这个集团得以存在和维系的重要基础。
实际上，中国的团体文化往往是高度的个人化，它似乎需要一个放大了的人物或象征，把信奉的人们团结在他的周围并组成特别的关系网，才能有效地展开工作。在中国的政治中，利益集团分成派别的关键，在于对人的熟识和他们过去的历史、关系、利益、友谊、仇恨、经济地位等。纵观历史，我们分明可以看到，每个社会成员在由婴儿发展到成年人的过程中，都不断地从其父母、师长、同学和同事处以及各种社会环境中吸取信息，使自己形成一定的信仰、观念和态度，从而铸造成个人的社会性格。通过这一过程，社会成员就深深地打上了该团体文化的烙印。
袁世凯早年文化观念的形成同样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
袁世凯于1859年出生在经济文化落后的河南项城农村。他的祖辈父辈都受过传统的封建教育，热衷科举，志在做官，一心想依附皇朝求取高官厚禄。当捻军起义席卷豫东时，袁氏家族在世凯祖叔父袁甲三的带领下，纷纷投入镇压农民起义的行列中。由于镇压捻军起义有功，世凯的祖叔父袁甲三和叔叔袁保恒、嗣父袁保庆等，分别获取了漕运总督、侍郎和道员的官位。袁世凯幼年的时候就受到这样家庭环境的影响，奠定了以军功和效力皇朝来求取功名的价值理念。
青少年时代，袁世凯随嗣父袁保庆到过济南和南京，深受袁保庆政治经验和带兵经验的影响。袁保庆死后，袁世凯又随堂叔袁保恒和袁保龄到了北京，一边学习八股文，一边帮叔叔办事，对清末官场上的贪污腐化、行奸作伪、攀附权贵、奔竞钻营等种种腐败现象都耳濡目染，心领神会。袁世凯在北京期间，正值洋务运动前期，各种洋务思潮也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崇拜直隶总督、淮系领袖李鸿章，在其练兵求强思想的影响下，袁世凯好读兵书，留心时事，侈谈“效命疆场，安内攘外”。
家庭和社会环境的重叠影响，铸就了袁世凯早年的价值理念。一个人早年的经历能够引发持续不断的社会化过程，推动他朝着可以预料的方向发展。由于这一价值理念的驱动，当袁世凯发现科举之路走不通或者说价值已经不大时，他就效法祖、父辈的行为，走上了以军功求取高官的道路。1881年，袁世凯投靠了淮军统领吴长庆，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在此后，他随同吴长庆到达朝鲜，在镇压朝鲜“壬午兵变”过程中，袁世凯立下大功，受到李鸿章的器重。1885年，在李鸿章的保荐下，袁世凯被任命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大臣。朝鲜是当时中国外交、军事的前沿，在这里袁世凯不仅吸取了洋务派的政治外交经验，还观察到近代日本军事的强大。回国后，他拜谒太傅李鸿藻、光绪皇帝的师傅翁同龢、慈禧太后的心腹荣禄等人，畅论中国旧制军队之腐败及日军之精良，产生了改良中国军事的抱负和理想。
品牌，就这样打造
经过早期的社会化，袁世凯一方面接受了清王朝代代相传的一套官场文化，成为统治阶级封建文化的继嗣者；另一方面又受到时代发展的影响，吸取了洋务派的实用思想和维新派的某些改良思想，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理念。当1895年，袁世凯受命在小站训练新建陆军时，就将这种文化理念注入新的军事集体，使北洋集团形成伊始就烙下了袁氏文化的深刻印记。
北洋集团最初主要由三部分人构成：追随袁世凯多年的家兵家将、北洋武备学堂毕业生和淮军旧将。这些人大都生长在传统文化影响较深的北方农村，少年时代即受到以军功发迹至显风俗的熏陶，有着强烈的求取功名和升官发财的欲望。特别是北洋武备学堂的学生，他们大多出身贫寒，有着坚定的自强精神和强烈的政治追求欲。由于在淮军中不受重用，他们在心理上压抑感很重。这种追求欲和压抑感的交错发展，使他们一旦受人识拔，便会产生强烈的为个人所用和报恩的思想。
袁世凯知道这些人的追求所在，便将他们召至新建陆军，破格提拔他们为各级军官和教习，给予优厚的俸禄。其后更是屡加保举提拔，结以恩遇，让他们对自己产生效忠理念。如对李纯的识拔，就显示出了袁世凯用人的苦心。李纯祖籍直隶天津，其先世抱尚武主义，大都身历戎行，唯以位不甚高，故名亦不甚显。李纯年稍长，父母相继逝世，他乃仰天而叹说：“我祖、我父挂名军籍，而皆赍志而殁。及吾身而犹不能耀武扬威，为男儿一吐气，吾将何以见先人乎？”他在北洋武备学堂毕业后，进入新建陆军，当时不过担任小队长，一日大雨，营中无事，李命各兵士整洁武器，且讲演武器整洁之必要，娓娓不倦。时袁已有野心，对于练兵一事，竭力经营，又慕古大将循拊军士之风，常独往各营中参观，与官兵们交谈，借以物色人才，收抚军心。当李纯滔滔讲演之时，适袁世凯巡阅来营，见其军容，听其讲演，大为赞叹，温语褒奖，不多日便升任李纯为队长。以后，袁世凯经过观察，见李纯秉心诚朴，遇事忠实，大喜过望，屡加拔擢。袁世凯曾经对李纯说：你不是个平庸者，好好努力，不要辜负了我的希望。李纯得此温谕，更加努力，入民国后，事袁尤谨，终于发展成为一方军阀。
除了武备学堂毕业生外，袁世凯对“家兵家将”和淮军旧将也用心加以笼络和提拔。这些人大都出身于北方农家和军籍世家，他们当中识字的人不多，袁世凯曾说，“到底不识字的人靠得住”。他们对袁世凯的提拔更是报以愚忠和服从。袁世凯曾私下对人说：“他们毫无知识，只需优待他，他自然会竭诚受我驱遣的。”由于袁世凯掌握了他们的特性，一方面以官位利禄和小恩小惠笼络之；另一方面又以严刑峻法威慑之，使他们怀德而畏威，视袁为天帝神明。
在新建陆军中，为了笼络部下，袁世凯建立了所谓的“兼充”制度，凡是顺从和巴结袁氏的将领便擢升兼充分统或统领。按照新建陆军章制，营统带兼充分统后，就可每月增加薪水银与办公费284两，分统兼充统领每月亦可增加薪水银与办公费260两。在新建陆军中，袁世凯对于献忠心的“标营排队诸长，虽干犯军纪，而阳撤其任，阴仍给以津贴，且得委为听差员，如遇出缺，仍得补还”。既然将弁都由袁世凯个人选募而来，官禄的予夺由袁的喜怒而定，官员的进退荣辱完全操纵在袁的手中，那么，他们为了追求名利地位，只能唯袁之命是从，当得到好处时，就自然产生一种对袁感恩戴德的想法，他们效忠于袁世凯的感恩之情，尤其不是他人所能替代。这样，清政府给予厚望的军队就变成了半私人性质，将官由对朝廷的忠心自然地转到了袁氏身上。他们和袁世凯的关系，不是一般公务上的，而是带有严重的封建人身依附性质，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依附关系越来越深。
为了使士兵绝对服从自己，袁世凯还用极端严格的纪律约束他们，平时比较重视加强对部下的政治思想教育。用袁世凯的话说，即是“训以固其心，练以精其技，事虽一贯，道实分途”，“兵不训罔知忠义，兵不练罔知战阵，权其轻重，训为最要”，“治军之道，首重训兵，其次练兵”。他定出各种“条规”、“章程”，如《训练要言》、《训哨弁要言》、《训兵要言》、《兵丁驻扎营内暂行章程》、《操场暂行章程》和《行军暂行章程》等，命令部下严格遵守，并经常亲自检查。对执行合格者，或记功赏银，或提升职位；对违章者，即加以惩办。如打军棍、插耳箭示众、罚扣薪水等。他制定的《简明军律》20条，竟然规定了18条斩罪，即临阵进退不候号令及战后不归伍者斩；临阵回顾退缩及交头接耳私语者斩；临阵探报不实，诈功冒赏者斩；遇差逃亡，临阵诈病者斩；守卡不严，敌得偷过及禀报迟误，先自惊走者斩；临阵奉命怠慢，有误戎机者斩；长官阵殁首领，属官援护不力，无一伤亡，及头目战死，本棚兵丁并无伤亡者，悉斩以徇；临阵失火误事者斩；行队遗失军械及临阵未经受伤，抛弃军器者斩；泄露密令，有心增减传谕，及窃听密议者斩；骚扰居民，抢掠财物，奸淫妇女者斩；结盟立会，造谣惑众者斩；黑夜惊呼，疾走乱伍者斩；持械斗殴及聚众哄闹者斩；有意抗违军令及凌辱本管官长者斩；夤夜窃出，离营浪游者斩；官弁有意纵兵扰民者并斩；在营吸食洋烟（大烟）者斩。
除了严刑峻法以外，袁世凯还对士兵从思想上进行教化。袁世凯经常教育士兵要“深明大义”，“亲上死长”，把这些编为四言白话，刊发各哨，令兵丁熟背，经常颁发“训词”，要各级军官向士兵训话；而且反复强调“事事以本督办为心”，大树特树个人权威，甚至宣扬封建个人迷信，让各兵营供奉他的牌位，把他奉若神明，视为衣食父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