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德宗实录》所载，荣禄的复奏是：“袁世凯被参各款，均无实据。”根据荣禄的报告，光绪皇帝下旨：“即著毋庸置议。”在给朝廷的查办报告中，荣禄重点汇报了新军训练之精、军容之盛，同时也挑了些枝节性的毛病以做搪塞，如委任的官员太多，与王文韶沟通不够等，所以谕旨中才又有这些勉励与警策之语：“袁世凯勇往耐劳，于洋操情形亦尚熟悉，第恐任重志满，渐启矜张（骄傲自大）之习，总当存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之心，以副委任。至（于）委任人员太多，费用太滥（浪费），尤其应该严加审慎选择，不要虚名浪费。王文韶近在天津，该道必应随时禀商办理，该督亦当就近考察。总期精益求精，全成为劲旅，使御侮确有把握，以符合朝廷实事求是之意。将此谕告之王文韶，并传谕袁世凯知道。”
值得注意的是，陈夔龙把袁世凯的被参，归结为李鸿藻的授意。李鸿藻为何对自己前不久还极为欣赏之人，处以此种狠毒手段，颇有令人不解之处。仔细分析起来，问题可能出在徐世昌身上。徐世昌留翰林院任编修之后，一直备受兼任翰林院掌院李鸿藻的冷遇和压制，原因是李认为徐虚伪矫情，而徐世昌也就成了不受待见的“黑翰林”。袁世凯十分念旧，知道了他这位“大哥”的窘况，聘请徐到小站任职，许以丰厚的薪资，这就在无形之中得罪了李鸿藻，于是便有了这次参奏事件的发生。
不仅如此，在不久的戊戌政变中，袁世凯又是借荣禄之力，躲过了一次更大的灭顶之灾。
1898年，康有为、梁启超等发起维新变法运动。在“百日维新”中，帝党与后党争夺军权的斗争亦相当激烈。由于袁世凯曾参加过强学会，帝党就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光绪帝授之以候补侍郎衔，委以专办练兵事务之权。然而，与帝党相比，后党则势力庞大，把握着从中央到地方重要部门的职位。在维新运动之初，慈禧太后就任命荣禄为直隶总督，后来又调任兵部尚书，将北洋军权掌握在荣禄一人之手。袁世凯凭他多年在官场的经验，权衡再三，认定帝党注定无法成功，终致在关键时刻背叛了帝党，向荣禄告密，从而导致维新运动彻底失败。
虽然袁世凯以实际行动表明了对慈禧太后的忠心，但满洲新贵仍以袁世凯参加过强学会为由，攻击袁世凯“既同谋而又出首，首鼠两端”，要求重治其罪。但是，荣禄却因袁世凯的告密而对袁世凯信任有加，声称“袁乃我的人，无所谓首鼠两端”，并且在慈禧太后面前“以身家保之”，这样，袁世凯才仍得以安其位。荣禄的力保也使袁世凯赢得了慈禧太后的青睐，慈禧太后特别召见他，准其在西苑门内骑马，并赏银4000两。从此，袁世凯不但巩固了自己的地位，而且还与大清国的最高掌权人慈禧太后拉上了关系，势力更加壮大了。
在两次动荡中，袁世凯都是借荣禄之力，才避过了对手的攻击，因而也就愈加依附荣禄。
胡思敬在《国闻备乘》中说：
袁世凯统武卫军，归荣禄节制，虽倔强不敢自恣。尝遣人密至京师觇荣禄动静，得其一言以为喜戚，如安禄山防李林甫然。
戊戌政变后，袁世凯立即向荣禄献策，以京畿地区五大军合编为武卫全军：以宋庆为武卫左军，以袁世凯为武卫右军，以聂士成为武卫前军，以董福祥为武卫后军，其中军由荣禄自领之，兼总统武卫全军。袁世凯主动将新建陆军并入武卫军，既可摆脱孤立无援的局面以避风险，又可得到荣禄羽翼，巩固自己的地位，且可以满足清廷“集权中央”、“将主帅统辖的权力付与满人”的做法。袁世凯此举，十分高明，既规避了风险，又讨得了荣禄的欢心。不久，荣禄即保袁世凯升为工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仍让他专统率武卫右军，所部增至1万人。
1899年夏，多年积累的中外矛盾、官民矛盾不可调解，义和团运动终于在山东爆发。由于山东巡抚毓贤没有能力处理好这个事件，结果，义和团运动在山东境内迅速燃成了燎原之势，几乎每个村庄都建起了拳场。面对山东动荡的局势，袁世凯多次向荣禄陈述自己的看法和解决山东问题的意见。荣禄认为袁世凯有魄力，是解决棘手问题的能手，因此，他竭力保荐袁世凯任山东巡抚。于是，12月6日，清廷发布了派袁世凯接替毓贤，署理山东巡抚的上谕。
对于袁世凯的北洋集团来说，1899年又是一个吉凶不测之年。这是因为，由于慈禧太后与列强不和，一场新的战争在所难免。袁世凯及新建陆军开赴山东，直接使袁氏集团在不久发生的庚子事变中躲过了一场危及本集团生存与命运的危机。因为，此时袁世凯及所部如果还在天津小站，那么庚子年八国联军向中国开战，首当其冲之地便是天津与直隶。袁世凯如果不与洋人开战，就是奉旨不遵，官运不但没了，就连脑袋能不能保住还是个问题；如果奉慈禧太后之命与联军开战，则不但胜利没有把握，就是好不容易积攒下来的一点政治本钱也会在这场战争中损耗殆尽。况且即使自己没有战死，辛丑议和后自己还不是充当清廷的替罪羊而被押上断头台吗？由此看来，袁世凯能于1899年督抚山东，就不仅是袁氏集团开始发展的一步，更使这一集团躲过了一场即将到来的灭顶灾祸。从这一点上说，荣禄真可谓是袁世凯及其北洋集团最大的福星了。正因为袁世凯及其团体及时离开了当时政局的是非之地天津，才使他于此时在两难境地、复杂局势面前能够从容考虑与应对，做到慈禧太后与列强两边都不得罪，从而为日后他的官星高升打下基础，为北洋集团在万难境地中争取到了一片生存的空间。单就这一点来说，袁世凯北洋集团的发展实际上也不是如常人认为那样来之容易的。
打造庆袁同盟
奕劻系乾隆皇帝十七子永璘之孙，本是永璘第六子绵性的长子，后因永璘第五子绵悌无嗣，奕劻遂过继给绵悌为嗣子，1850年袭辅国将军，1884年晋升庆郡王，十年后又晋升庆亲王。奕劻在咸丰、同治、光绪三朝不断晋爵，由一个出于远支宗室最低爵位的辅国将军一路飙升为亲王，同时，还不断被委以重要官职。1884年，慈禧在把奕訢赶出总理衙门后，命奕劻管理总理衙门。第二年，又命他会同醇亲王奕澴办理海军事务。1900年，奕劻会同李鸿章与列强办理和议，身价倍增。第二年当总理衙门应列强要求改为外务部时，奕劻仍总理部事。奕劻在议和中，千方百计为慈禧开脱罪责，使慈禧逃脱了列强的惩罚。因此，1903年，慈禧又授其为军机大臣，不久成为领衔军机大臣，仍总理外务部。接着，又命其总理财政处、练兵处。这样，到清朝末年，奕劻竟一身而兼数任，集中央的行政、财政、外交、军事大权于一身。奕劻在庚子议和中，一方面保留了慈禧的统治权，同时又极大限度地满足了列强的其他要求，各国列强因此而成为其坚强的后台。奕劻内依外靠，权倾朝野，显赫不可一世，于是肆无忌惮地卖官鬻爵，公开收受贿赂，聚敛起巨额财富。他的贪赃枉法，引起世人不满，统治集团中也不断有人弹劾他，每次都因慈禧的庇护得以逍遥法外。慈禧不怕奕劻贪污，就怕奕劻家族觊觎皇位。当庚子事变慈禧西向逃亡时，列强各国指名要奕劻回京议约，慈禧虽命奕劻入京，但毫不留情地将奕劻眷属全行挟去作为人质，以防奕劻图谋不轨。慈禧回来后，对奕劻与手握兵权的袁世凯的密切关系引起警觉。慈禧一度想将奕劻开缺。但是，事情还没办，消息倒泄露了出去。得到消息的外国记者将这件事在伦敦的报纸上披露出来，英国驻华公使立即前往外交部讯问，大有干涉之意，慈禧只好来个矢口否认。慈禧欲罢奕劻而不能，无可奈何中，将载沣补入军机处，以分奕劻的权势。慈禧的如意算盘，因载沣的庸懦无能而落了空，终慈禧在世，载沣一直是一个“伴食中书”。
对于奕劻这样一个重要人物，袁世凯当然不会放过。
自从两宫回銮之后，荣禄一直生病，刚开始时经常告假，后来发展到根本无法上朝，袁世凯敏锐地意识到，荣禄将不久于人世，自己在朝中的靠山要倒了，为了生存，他又开始攀附新的靠山。奕劻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袁世凯用银子结交下的。荣禄死后，奕劻执掌军机，袁世凯更是对他照顾得无微不至，二人结为同盟。此后朝中内外，遍插袁氏势力。慈禧死后，载沣一度想除掉袁世凯，奕劻再次出马保了袁氏一命。辛亥年民军起事，奕劻又力保袁世凯出山收拾时局，最终将清帝国268年的基业拱手送给了袁世凯。
第1用人潜规则
练兵的事情，看起来似乎很复杂，其实也很简单，主要是练成绝对服从命令。我们一手拿着官和钱，一手拿着刀，服从就有官有钱，不从就吃刀。
——袁世凯
战国时期，有一个韩国公子名叫韩非，凭借他对官场经验的理解和渊博的学识，写出了一部官场权术大全。这部著作就是《韩非子》。
韩非在他的书中认为：人人都有自己的言论。通过一个人的言论，我们可以了解他的为人、了解他的品质、了解他的志向、了解他的能力等。领导人应当通过言论这个途径来了解他的部下，并根据自己的了解和判断授予他们合适的官职、处理特定的事务，如公正无私的人可以用来执法，能言善辩的人可以用来办理外交，憨直无隐的人可以做谏官，勇而善谋的人可以用来带兵打仗。
检验用人是否合适的方法，就是根据这些人各自担任的不同官职来考察他们的工作成效。如果臣下的工作业绩同他们的工作职责和职务行为一致，他们的职责与行为同他们的言论相符，就应当给予奖赏与提拔；如果他们的工作业绩同他们的工作职责和职务行为不一致，或者职责与行为同他们的言论相违背，就应当加以惩罚和罢黜。所以，对属下中那些夸夸其谈说大话办小事的人，要严厉惩罚，这不是因为他只能办小事，而是因为他说大话；同样对那些有能力办大事，却一直藏着掖着的人，也应当严肃处理，这不是因为不希望用他做大事，而是因为同成就大事相比，言行不一的危害更大，所以也要加以惩处。
为了说明这个道理，韩非举了一个事例。故事的主人公是韩昭侯。有一次韩昭侯因为醉酒睡着了，典冠者怕他风寒感冒，便取过衣服给他盖上。韩昭侯睡醒以后看到身上的衣服很高兴，就问身边的侍从：“为寡人添加衣服的是哪一个？”侍从告诉他是典冠者。然而让人感到意外的是，韩昭侯竟将典冠者和典衣者一并问罪。典衣者获罪是因为他怠于履行自己的职责，没有做好伺候君王的本职工作；典冠者获罪则是由于越权办事。实际情况是，并非韩昭侯不惧风寒，而是因为他深知超越权限的危害要远大于风寒对自己的危害。尽管故事中韩昭侯惩处典冠者的理由冠冕堂皇，你一个管帽子的侍从，管人家衣服穿得多少干吗？狗拿耗子也得受处分，越权了嘛。但这只是表象，是一种权术，真正目的在于杀鸡儆猴，防范臣子们越权办事，趁机揽权，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因此，英明的领导管理属下，一定要求他们完全按照自己的职责办事，不得超越自己的工作范围追求更大的工作业绩，不得发表超出自己职权范围的任何言论。越权者应当处死，胡乱讲话者应当治罪。如果每个人都能够依据自己的职责行事，忠于职守、言行一致，形成一种秩序，那么属员们便无法结党营私了。
对于用人的奥秘，韩非在他的著作中进一步指出：英明的领导有效地控制部下，无非运用两大权柄而已。这两样东西，一个叫“刑”，另一个叫“德”。刑，就是刑罚，就是严惩不贷；德，则是赏赐，就是奖励名利。在韩非看来，人们一般都比较畏惧刑罚，而盼望得到奖赏，所以，领导人如果能将这刑赏二柄运用自如，那么属下便会慑于刑罚的威严而不敢为非作歹，同时基于奖赏的好处也会尽心辅佐主人。
对于那些不听话、不服从、不为所用的人物，韩非主张杀掉为妙。想当年，姜子牙辅佐周武王推翻殷纣王之后，受封于齐。当时齐国的东海之滨住着两位才华横溢的隐士，一名叫狂矞，另一名叫华士。令人不解的是，姜子牙到了齐国以后竟然首先将这两兄弟捉住砍了脑袋。消息传到周公旦那里，周公急忙派人去问：狂矞、华士二人都是贤者，老兄为何要杀掉他们？估计周公没好意思把话说完，剩下的半截应当为：你老兄难到要步殷纣王的后尘？姜子牙回答得十分干脆：这兄弟两人曾经说过，不做天子的臣属，不做诸侯的朋友，自耕自饮，自食其力。他们不愿做天子的臣属，我姜尚就不能使他们臣服；他们不愿做诸侯的朋友，我姜尚就不能驱使他们；他们自耕自饮，自食其力，不求于人，我姜尚制定的奖惩制度便失去了作用；他们虽有智慧，却不能为我所用；虽然贤能，却不能为我建功立业；不愿做官，便不会接受我的约束。譬如良马，虽有千里之名，但不能任人驱使，留之无用，反而对别人是一种坏的影响，所以姜尚我要把他们杀掉。
韩非认为，赏罚二柄对领导者而言就像爪牙对老虎的意义一样。如果领导者失去了二柄而由属下使用，那么他们必将受制于属下。
对于丧失二柄的严重后果，韩非列举出两则历史教训。